我们不愿看到，城市人满为患，而身处城市的异乡人却有着“回不去的家乡”

　　王君柏万没想到，自己一篇有感而发、略接地气的2015回乡散记，在微信朋友圈竟达到千万级的阅读与转发。他分析原因，“大概是激起了人们心底的乡愁吧”。太多人跟他一样，生活在城市，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留恋故乡。

　　意外之余，他觉得最有意义之处，在于这篇笔记，无意间成为他对最为崇敬的前辈学者费孝通先生105周年诞辰的致敬与纪念。就在昨天。
王君柏想，假若费老还在世，他一定欣慰，他笔下的农村样本——“江村”（苏州吴江七都镇开弦弓村），在中国发达地区的农村已成群出现；但他也一定焦虑，中国内地农村，远没有“江村”那份幸运，乐居富民不离乡的心愿被城市化的车轮碾压后，所见却是凋敝衰败、亟待重建的乡土。
有些东西，数十年前就被费老言中。费孝通在其被奉为中国人类学奠基之作的《江村经济》中写道：“若都市靠了它的技术的方便……结果是农民守不住耕地，都向都市集中。在农村方面，是经济的破产……”老人晚年也反复强调：“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不愿看到，城市人满为患，而身处城市的异乡人却有着“回不去的家乡”，这，便是今天我们重提费老的用意。

老人与田地

老家村里一位80岁老妪自杀了，这对王君柏震动不小。她曾是村中风云人物，几个儿子又颇有出息，可老人无病无伤，偏要走绝路。
人不可能没来由地选择自我了断，这是促成王君柏今年暑假回乡看看的动因之一。他是湖南常德石门县人，现为无锡江南大学法学院社会心理学副教授。他读研时开始阅读《江村经济》，由此成为费老“粉丝”，今年又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得以进一步研究前辈思想的源与流，思考社会学的中国化之轨迹。王君柏不喜浮于表面，对身边任何事都愿思考一下，他说，“有责任的学者本应如此”。于是今年7月，他回湖南老家，前后一周，每日与来访者闲聊，略作笔记，回无锡后便成一篇回乡散记。
令他感慨的是，访谈的对象中没有青壮年，大多是六七十岁老人，他们跟家乡的田地一样寂寥。
那些田地，远不及王君柏所工作的苏南来得吃香，“苏南一亩地，交给别人种，坐收千元，但放在我们湖南老家，苦于家中没有劳动力，只能无偿地交给别人种，而且是恳求别人帮忙。要想收租？那是天方夜谭”。
因为连插秧割稻的人手都捉襟见肘，老家的水田只能当旱地用，最普遍的是种玉米。过去要犁地、锄草，而今全以化肥、农药代替，导致土地板结、退化、产量大减。老人们实在有心无力，只剩自嘲：“这哪是种地啊？”
更省力的方法是种上茶叶或油茶，以表明这田地仍有主人，至于茶叶谁来收，能否卖得掉，则另当别论。
老人们担心，他们是最后的守田人。他们的恋土情结，一如作家贾平凹所言，“就像乌鸡的乌，乌到骨头里”。可是下一代呢？他们多在外打工，唯有春节、祭祀、葬礼才能将他们“召回”，还能指望他们种地吗？村里的儿童对土地恐怕更无感情，他们不过暂时寄托在此，待到十五六岁，也要跟他们父母一样“东南飞”了。
听父辈们感慨，30年前是村里最鼎盛时期，彼时，刚分产到户不久，村里132人，老中青搭配合理，青年占了一半。然而30年过去，村中现有人口仅剩当年三分之一。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当农村后继乏人，当老人看不到未来，当他们担心自己动不了时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他们中的有些人宁愿不活。
想必那位自杀的老妪便是如此。在农村，每一名子女都事先被分配好赡养老人之责，理论上，老太该由二儿子照顾。但二儿子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在农村，老太又不愿去儿子所在城市。那天，该是烧饭时间，对门的村民见老人家烟囱好久都没冒烟，推门一看，发现老人已自尽窗边。王君柏不由黯然，“老一辈是最辛苦勤劳的一代，一生与土地为伴，对此倾尽了感情。子女外出务工，他们又担负起带养第三代的重任。待自己日渐老去，无人照顾或照顾得很差，没有生活质量可言，那么生与死便是‘两可’的选择”。问题是农村老人自杀已并非孤例，有学者统计，农村老人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
于是王君柏在笔记中感叹：“一座座新坟的出现，直观见证了一代人成为过去。他们在此劳碌了一辈子，最终发现后续无人；自己辛勤开垦出来的田地，正被繁茂的树木渐渐吞噬；他们心中的理想家园，不再是后辈们眷顾的住所，甚至有的坟头，也难得有人来烧那一炷香了。”

“甘蔗”和“混混”

聊天对象中一名尚显“年轻”的男子，是46岁的第一代进城务工者W。
在王君柏看来，这是一位处于“临界”状态的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随打工潮北上南下，对农村尚有感情，于是一生积蓄，和大部分一代农民工一样，用来在家乡盖房。因买不起钢筋，只能求表面风光，用空心砖头搭建起的二层楼房，只要不发生地震，也是用来攀比的资本了。而今，W快要知天命，于是告老还乡，但他对土地，已远不及上一辈那般视若珍宝。想种点东西，发现劳心劳力，不由得心里要比较——同样的体力付出，在城里至少能挣回点钞票。于是忍不住又返回深圳打工。然而论体力、技术，他都不及年轻人，觅不到好活，只能当保安，或是大热天的帮人家看锅炉房。受不了这憋屈，W又回乡，如此反复，徘徊在家乡和继续打工之间，感觉两边都是鸡肋。
王君柏觉得，这正是“一代”的结局，“他们把青春奉献给了城市，如一根甘蔗，被城市咀嚼并吞咽了甜汁后，只剩残渣”。
而“二代”与“一代”不同，他们直奔主题，完全以扎根城市为目的，却很可能希望落空。根据王君柏这些年来的观察了解，如今二三十岁的农村孩子，正面临“阶层固化”的困境——“真正能从农村走出来考上大学的，要比过去来得更困难。而步父母后尘外出打工的，则很难在城市找到真正体面赚钱的工作”。这些年轻人带着鲜明的共性，他们不如父辈们吃苦耐劳，却自小在电视中获知了城市的五光十色。对于城市的迷恋根深蒂固，精神也随之接轨。显然，他们不会委屈自己，追求表面花哨，不断更换苹果手机。王君柏曾专题组织学生调研，发现二代农民工很少有积蓄，即便有，也难以支撑他们即便在二三线城市买房。
于是，当立足城市梦破，当他们被迫在融入城市与退回乡村之间游离时，这个欠稳定且庞大的群体，便增加了一种可能——成为乡村与城乡结合部的“混混”。
王君柏的相熟者中，便有这样的“混混”，通过顺藤摸瓜，王君柏发现背后有更大的圈子，但凡打架，圈内一大帮人齐上阵，又或是敲诈勒索，强买强卖，霸王硬上弓。不容忽视的是，前留守儿童成了“混混”的主要后备力量，其成长轨迹一目了然——由爷爷奶奶带大，自小没有父母监管，成绩差，无人认可。“但人人需要自尊，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如果无法从正常渠道获得自尊，那只能采取非正常手段，譬如以武力征服或占有。”王君柏所认识的那位“混混”，欠款买了车，与人几言不合便大打出手，动辄骨折，最近又判刑。其前景更是堪忧，“你想，他因打架而坐牢，今后‘复出’势必威望更高，改邪归正的可能性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