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8日，徐铸成针对正在上海蠢蠢欲动的民族败类，为《文汇报》撰写了社论《告若干上海人》。社论发表后第三天，也是《文汇报》诞生第十七天就挨了炸。

　　《文汇报》的营业部、广告部在福州路436号的底层。一进大门，就是一长排柜台，里面是四张双人写字台。贴近柜台的是搞发行的陈桐轩，其后就是搞广告的萧岫卿、毕志奋。毕离柜台更远些。

　　据毕志奋回忆，这天傍晚六时后，三人正在聚精会神工作。突然，门外窜进一个年约三十，一身蓝布短衫库的人，同时掷出手中的木柄手榴弹，立刻往外面跑。大家知道情况不妙，想要躲避已经来不及。只听得“轰！”的一声，顿时室内烟雾弥漫，硫磺气直冲鼻子，眼前模糊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待毕志奋清醒过来，只见室内一片狼藉，满地碎玻璃，天花板、吊灯全落在地上。陈桐轩倒卧在血泊中，身边一摊鲜血；萧岫卿也趴在地上呻吟着。毕志奋当时觉得还好，后来医生从他左腋下、双腿与臀部取出不少碎弹片，医治数月方愈。萧岫卿也送医院治疗。陈桐轩伤势最重，右脚被炸碎，锯腿后仍不见好转，终于医治无效而亡。临死前，见到报馆里的人，第一句就问：“报纸销路怎么样？”他对妻子说：“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不必悲伤，总算我没有白死，为了报纸，也为了国家是值得的。”事情发生前，有人曾对他说：“你的办公桌过于靠近大门，倘使有人投掷炸弹，你就第一个遭殃。”他一笑置之坦然回答道：“大丈夫视死如归，前方作战的军人，天天都有为国牺牲的，抗战的责任我们也有份。如果真有这样一天，我为尽职而流血，那也不算一回事。”

　　陈桐轩求仁得仁，在2月21日去世。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成为孤岛时期新闻战线上的殉难者。殉难时他才45岁。

　　被炸这天，还有一位亲身经历者，那就是副刊编辑柯灵先生。那天傍晚，大约五时半左右，他去编辑部发稿，走进大门，三位广告发行员都向他微笑致意。到三楼编辑部坐下看稿，看着，看着，忽听一声巨响，宛如惊天动地，震得他从座位上跳起来。冒着危险下楼去看，刚和他亲切微笑的三位，都倒在地上挣扎着。众人忙着抢救送医院。柯灵回到楼上，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拿起笔不断颤抖，终于在纸上写下这几行字：

　　手榴弹，在近一、二个月来，曾经完成过不少大快人心之举。可是现在，连那些卑污的手也使用着它了。

　　但这时对被击者只有光荣。

　　只可惜圣洁的手榴弹被他们所亵渎了。

　　这篇短文就发在副刊《世纪风》上。他对这短文并不满意，觉得还不能表达愤怒之情，第二天又以陈浮的笔名，写了《暴力的背后》，更有力地抨击敌人：

　　炸弹可以使奴才屈膝，但不能使真理低首。

　　暴力的施行，在被压迫者是反抗，在统治者却往往是权力失败的最后一着棋。[1]

　　无耻的敌人，居然再投来恐吓信：“味道如何？要不要再来个五百磅……”报社同人更为愤恨，在2月12日发表题为《本报遭暴徒袭击之后》的社论，文中严正回答：“前日暴徒向本报投一巨弹，就是黑暗势力向吾人进攻的第一声。吾人对此，不独不稍存气馁之心，反而勇气百倍，加紧努力，以与黑暗势力相周旋。”“我们愿为正义而流血，并愿为维护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

　　大约3月初，徐铸成已正式进了《文汇报》。一天，报馆收到一个用永安公司包装纸的热水瓶匣子，上面写着“文汇报主笔先生亲收”，送的人把它放在营业部的柜台上就溜走了。拆开一看，里面装的竟是一个血淋淋的手臂。还附了一张纸条：“主笔先生，如不改你的毒笔，有如此手！”敌人这样卑劣，更激起徐铸成的愤怒。既然敌人害怕这支笔，那就更要用笔来鞭挞敌人。

　　当时梁鸿志、温宗尧之流，在酝酿组织伪维新政府，不仅自己甘当敌人爪牙，而且到处拖人下水。3月8日，原国民党杂牌军将领、后被国民党政府通缉的周凤岐（“四·一二”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充当刽子手，在上海屠杀革命群众），在他的寓所被暗杀，据说他已决心投敌，内定出任“华中政府”的“军政部长”。3月9日，徐铸成写了社论《周凤岐之死》。文中写道：

　　近一、二个月来，上海的气压日低，窒息令人不耐。恐怖的暗影，在空中交织着；刀光剑影，加减乘除；手枪，炸弹，人头，人手，层出不穷，由不同的来源，加于不同的对象；使人亦疑，亦惧，亦喜，亦悲。周凤岐之被杀，在这一大串恐怖案中，只是平淡的一幕……

　　过去多年的内乱，使中国许多旧式军人和官僚，失去了把握自己的力量，环境使他们动摇腐败，高度的私生活，使他们不能安于沉寂……

　　现在中国正在施行大手术的过程中，强度的X光，射入体内，纤毫毕露；每一个细胞，都无法隐藏它的本质，是强壮的或是脆弱的，是健康的或是腐败的。

　　大家要自强不息，努力更生，成一个健康强壮的细胞，为全体增加生力，否则终有被排除抛弃的一天。

　　卑鄙的敌人，再用血腥手段妄想征服《文汇报》。

　　3月22日深夜11时左右，一辆黑色小轿车驶到报馆门前。车中跳下三个暴徒，开枪打伤门口的警卫，然后向馆内投掷两颗手榴弹。底层的发行部、广告部被炸毁，所幸当时办公的人都已下班，无人受伤，只是一个无辜的过路人被炸伤。这次武装袭击，与2月10日这次相比，性质更严重。从此报馆门前看门的警察增为两人。

　　徐铸成与《文汇报》的全体职工并没有被吓倒，依然用笔横扫敌人。

　　3月28日，梁鸿志为首的伪组织——维新政府粉墨登场。29日，《文汇报》发表社论《无题》，指出他们是敌人刺刀下扶植起来的工具，像僵尸一样，假借“中国政府的尸体”，白昼现形迷害好人。结论说：“一切自暴自弃的废物，让它们去暴尸露体，供人玩弄，受人唾弃罢。所有有灵魂的人，都应足踏实地，奋发自雄，为未来的光辉世界增加光辉。”

　　这一下更加刺激敌人，接着发生这样一幕：社论发后的第二天，下午三点多钟，爵禄饭店（另说是一品香旅馆）一名姓徐的茶房（即服务员），受开房间的客人——两个日本特务，一个汉奸的支使，拿着三只花篮送到编辑部的收发室。花篮里分别是蜜橘、苹果和柚子，还附有给编辑部和报馆主笔的英文信，大意说：“贵报在此环境中，本爱国思想，勇敢发言，至堪钦佩。爰特奉上水果三筐，聊表敬意，并希哂纳，继续努力。”文末是外国人的洋文签名。这时报馆已经加强防范，当即把这人扣下，连同水果一起送到老闸巡捕房。经化验，每只水果都有致命的毒液。

　　一次次的恐怖事件被挫败后，报馆方也加强了防卫措施，四马路的经理部装上铁栅门。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编辑部本从后门的小弄堂出入，弄堂内仅有三户人家，就在弄堂口和编辑部后门，各装上一道铁门。两处都有警察看管，来客都经仔细盘问。整个编辑部像个铁笼子。夜班编辑用汽车接送，汽车停放地点经常更换。编辑们为防止路上遇到不测，就睡在编辑部的阁楼上，阁楼很低抬不起头，都不以为苦，一心一意为着抗战。

　　说起来徐铸成更是敌人的目标，他在宁绍保险公司保了5000元的人身险，以减轻后顾之忧。社方又在附近的大方饭店秘密开了一个房间。这里有两大间，原是老板自己住的，电梯直通底层，楼梯是独用的，全部包租下来，徐铸成在这里写稿、开会，就住在这里。富有生活情趣的他，有时还偷偷溜出去，到附近的一家小书场去听苏州评弹——如夏荷生的《苗金凤》和沈俭安、薛莜卿搭档的《珍珠塔》。他估计这些小书场是不会引起敌探注意的。附带说一下，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由于他的心境坦然，还有如编辑周福宽所说的情况：“铸成兄最善于说笑话，一两个小故事，往往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而他自己仍然一本正经，不漏声色。”周编辑所说的情况，都是在每晚12时后，一般稿件都已编好，“这时刻，确实是大家最轻松和愉快的”。

　　日暮途穷的敌人，看《文汇报》馆方面无隙可乘，便转向代印报纸的原《大公报》机器房，买通了一个姓张的工人，把一颗小型炸弹偷偷带进机器房。这个工人大概从来没有碰过这类武器，没有把他放好就炸开了。结果只炸坏印报机的一角，这个人自己却炸伤了眼睛和手臂，被带到巡捕房。机器经过抢修后并没有影响出报。

　　血雨腥风、刀光剑影，中国报人（具体说是徐铸成和《文汇报》同人这个集体）为着伸张民族正气，打击敌人，把生命值置之度外，他们何等壮烈，他们的事迹应彪炳史册，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在。

　　夏衍在抗战时期写过一个剧本《心防》，就是以“孤岛”时期新闻工作者对敌斗争的事迹为题材，徐铸成说：“看到这个剧本时，特别感到亲切而逼真。”

　　[1]姚芳藻：《柯灵传》，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