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浙江大学全校搬迁至贵州遵义地区。

　　遵义当时是贵州北部的一个县城，后因中国工农红军在1935年1月长征途中在此召开遵义会议而闻名遐迩。当时，遵义全程人口不过20万人，黄褐色的三合土街面高低不平，是实在不起眼的一个小山城。

　　生物系被分配到一栋二层小楼，楼上还有一个阳台。谈家桢便在阳台上设计了一个实验台，打开“百宝箱”，安置上显微镜，与盛祖嘉一起借着自然光观察，继续进行着有关瓢虫、果蝇遗传的研究。

　　浙大来到遵义市，大量租用民居，但毕竟遵义城小，容纳不了偌大的浙大。于是经过实地考察，在1940年秋，理学院的生物系、农学院被搬迁至遵义以东75公里的湄潭县城。浙大湄潭分校的办公室设在文庙，文庙外小广场的照壁上大书“国立浙江大学”，大成殿为图书馆，东西两廊的空间为公共教室，钟楼、明伦堂成了部分学生宿舍。

　　浙大校区被分置在三处（贵阳青岩不计）：校本部和文、工两院住遵义；理、农两院住湄潭；师范学院六个系，分成文、理两组，文组留遵义，理组赴湄潭。这样安排的主要考虑是充分利用有限的教学设备、实验仪器等。一年级住在湄潭的永兴场。

　　遵义、湄潭、永兴三地相距一百多里，这样安排除了是因为遵义地区无法满足相对集中的学校用房要求，尚有其他安全方面的考虑。但由浙大校舍连成的“大学城”，这在全世界单个大学层面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生物系和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设在遵义到湄潭公路旁的唐家祠堂。

　　唐家祠堂因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四面透风，摇摇欲坠。浙大生物系师生们自己动手，略为加固与修葺，便安排院内朝南一排房子分别辟为贝时璋动物实验室、罗宗洛植物生理实验室、张兆骞植物分类实验室、张孟闻动物学研究室等教授的实验室，谈家桢则取一间偏房来养瓢虫、果蝇，另外一间做学生实验用房，名曰细胞遗传实验室。另外，还有两大间学生用的实验室和专业图书室、药品仪器室，两小间可供做实验学生住宿的房间。

　　没有电灯，就用煤油灯；没有电灯、煤油灯，只能用陶制的高脚菜油或桐油灯。战时在山区煤油是极为宝贵的，那时在生物系里，只有谈家桢的研究生施履吉享有拥有灯罩以保持灯光不摇曳的煤油灯，因为他要在高倍的显微镜下观察蝗虫染色体的着丝粒结构，而其他教师则只能使用桐油灯照明了。

　　没有自来水，实验室就雇佣当地一位农民，从1.5千米外的湄江挑水，每天需要来回多次担回十多担，有的时候甚至达到二三十组。谈家桢则带领学生，土法上马地以木桶架设在离地6米左右，并用木架放置在高处来替代水塔。谈家桢在少年时期随外祖父学习的木匠手艺，在此时得到了施展。水塔还设置了高大的木梯，可使挑水的农民方便地将江水倒入水塔。湄江水看似清澈，但也需将河水用土法过滤后，才能代替自来水用于清洗试管及实验所需。

　　没有实验用冰箱、恒温箱，就挖地窖来代替。

　　果蝇冬天怕冷，夏天则在29度以上便不能生育。所以，夏天得让果蝇在地窖里生活，冬天则需要恒温箱加热了。农学院植保系的陈鸿逵教授想到，把碳磨成粉并做成长条，放在地窖里代替恒温箱的热源，点燃一端让火慢慢地燃到另一端来保持温度。有时候碳粉的量控制不好或失败，温度突然上升，果蝇免不了绝种，相关实验就此半途而废。

　　没有温室，使用略微透明的油纸代替玻璃搭建。

　　以竹管做成导管、瓦盆替代蒸发皿、竹签代替回形针等办法来解决实验用具短缺的问题。

　　难以想象，谈家桢等浙大的一干教授就是靠这些粗陋的实验设备与条件，来完成他们的各项研究。没有条件，就地取材并集体创造，亲力亲为。他们各自又专注地研究，心无旁骛，并能在实验中体会乐趣，从中总结出客观规律，得出相应的结论来印证理论和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