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南京沦陷后，国民党政府搬到武汉。梁漱溟也随即到了汉口。沿途所见，一副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景象！特别是一些国民党大员，无信心抗战，也只顾逃难，甚至有把资产、妻儿送往国外的。国民党政府使梁十分失望，对抗战的前途也因此很悲观。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百闻不如一见。因为上述两个原因，梁漱溟产生了赴延安见毛泽东的念头。在客观上，国共两党已经合作，求见比较方便。由于梁是国民参政员，首先把这个愿望和要求向蒋介石提出，他立刻同意了。接着梁又告诉了中共方面，中共表示欢迎。

　　1938年1月7日，梁漱溟抵达延安，首先见到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因他的介绍，梁才知道毛泽东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于是便有了他和毛泽东的两次彻夜长谈。

　　第一次长谈自下午六点，至第二天凌晨。因为时令是冬天（1938年1月），六点钟天已擦黑，屋里掌了灯。谈话的地点不在窑洞，而在延安成里的一间瓦房里，屋内没有炉子，也闻不到煤味，但很暖和。毛泽东告诉梁漱溟，这是在屋外地下烧火，地面和墙都发热的缘故。这一次谈话，主要是抗战前途问题。梁先坦率地谈到他的失望，他的悲观，说到延安是讨教来的。中国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着，不打断我的话，抽烟，喝水。等我说完后，他露出了笑容，十分果断，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接着他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民的力量，等等，最终又回到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他说的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梁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都没有象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毛泽东这次同梁谈的“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观点，即是不久他写成的《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

　　第二次长谈也是从下午六点开始，是紧接着的，不过这一次不是谈到凌晨，而是谈到天明，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亦即是如何建设一个新的中国问题，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梁头一天把自己新出版的几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毛，第二天谈话他已看了这本书，并写了一条条批语。他拿给我看，说这些话是从我的书上摘下来的。他对我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你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他十分明确地提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的扩大，武装斗争的加强，所谓革命的三大法宝吧，他都分析了。其中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毛泽东是强调这点，很突出他的作用的。梁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国外的中古社会，贵族和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想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根据这种分析，梁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大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力，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力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力。父慈子孝，父亲的义务或责任是慈，儿子的义务或责任是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的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尽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稳定、发展。梁讲了许多，毛泽东耐心听着，有时插话。他强调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这都是对的，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性的一面。他说梁先生的观点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梁则说毛泽东是太看重了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两人相持不下，谁也没有说服谁。

　　1985年梁先生接受汪东林采访时回忆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趟，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