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使中国大片土地沦丧，华北陷入危机、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之际，1936年经过“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国共合作组成的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一步一步扩大对外侵略，中共代表中华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怒斥蒋介石国民党政权的不抵抗政策。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宣言发出呐喊：“我国家我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呼吁国内各党派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停止内战，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救国。同年12月瓦窑堡会议进一步明确指出“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抗战期间，中共突破思想，勇于实践，成立南方局，专司统战工作。南方局在抗战期间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为中共在解放战争中团结各中间党派、广泛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进一步确立国际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共南方局的成立。

　　中共南方局是在抗战和统一战线面临日寇诱降、国民党当局妥协投降倾向日益严重之时而成立的。从成立伊始，南方局就将统战工作列为重中之重，全力维护统一战线以坚持抗战、争取民主。

　　1938年9月26日，为筹备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各地组织机构，设立四个中央分局：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和南方局。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黄文杰组织，代表中央领导南方国统区和沦陷区中党的工作。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将华南及西南各省合并成立一中央局，由周恩来、博古、凯丰等3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7日，周恩来等人复电书记处，建议南方局在委员之上设置常委，并提出了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6名常委名单。13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周恩来等，同意六人常委名单，并将江西、上海工作划归南方局管。16日，南方局致电书记处，报告南方局组织分工等问题：周恩来负责统战工作、博古负责组织工作、凯丰负责宣传及党报工作，叶剑英负责联络工作，吴克坚负责新华日报馆，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委员会，建议调蒋南翔来负责青年工作；南方局设于重庆，桂林办事处联络湘、赣、粤、桂和香港，等等。以此电为标志，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在重庆秘密成立。

　　南方局机关的机构设置也表现出其以统战工作为重的特点。南方局设立国际问题研究室，博古担任主任，并确定由博古负责南洋工作，博古回延安后相应工作由周恩来兼管；统战工作委员会，由董必武任书记；国际宣传组，后改名为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再改名为外事组，由王炳南负责；香港统战委员会，由廖承志任书记。南方局的机构设置紧紧围绕其以统战为中心的工作任务，形成了一个与南方局各党委分工相一致，有具体目标指向的统战工作机构体系。

　　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向国统区及部分沦陷区派出的领导机关，工作包括方方面面，但它最重要、最经常性的、取得了最大实效的工作实际上是统一战线工作。为了作好统战工作，南方局设立了统战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积极开展了对英美、中间党派，特别是华侨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将广大的华侨、侨胞紧密团结在了中共的周围。

　　二、南方局国际统战工作的特点

　　南方局国际统战工作主要有立足香港、走出去、请进来、团结中间党派等四个特点。

　　1、立足香港，是指南方局特别重视发挥香港“桥头堡”的作用，通过香港团结广大南洋华侨。

　　南方局始终坚持“香港工作是南洋工作的中心”，南方局的华侨统战工作，主要通过在香港的由廖承志、潘汉年等领导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八办”），以及由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保盟”）来展开。通过八办与保盟的安排与帮助，南方局与海外华侨保持着广泛的接触和联系。香港沦陷前，许多回国参战的华侨爱国青年，特别是南洋的爱国华侨，大多是在香港八办的接济和帮助下，从香港辗转奔赴各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或其他抗日军队；如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在1938年组织了“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28人回国，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华侨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资金、衣服、药品等，也大多是通过香港八办辗转进入内地；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香港八办还负责进行了对泰国华侨领袖蚁光炎的统战工作。在宋庆龄、廖承志的统战工作影响下，蚁光炎通过宋庆龄、廖承志及香港华比银行的渠道，多次向八路军、新四军捐献卡车、药品等，并多次汇款支持抗战。泰国华侨青年回国参战的不少人，也都是由蚁光炎介绍和资助才得以成行的。南方局以香港为工作中心，以反日、援华为中心任务，所广泛开展的对华侨的抗战宣传、募捐活动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1940年6月25日至26日，南方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廖承志汇报香港工作并对其作出进一步部署。叶剑英、博古、凯丰在发言中指出，对海外华侨工作和殖民地工作是党在香港的两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应该加强领导，有计划地去做。周恩来在总结讲话中肯定香港工作两年半以来，对外建立了关系，募捐等各方面工作收获很大。

　　2、走出去，是指南方局非常注重对华侨的统战工作。

　　1935年“八一宣言”发出“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回国参加“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的号召后，中共在抗战中始终把团结广大华侨抗战救国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项重要工作。全面抗战正式爆发后，中共更加重视华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重要地位。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明确提出：“全体华侨同志应该好好团结起来，援助祖国，战胜日寇。共产党是关心海外侨胞的，愿意与全体侨胞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就南方局而言，这是从统一战线的高度明确了其侨务工作的任务和方针，就是关心和团结广大华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援助和参加祖国抗战。

　　南方局从成立伊始，就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根据中共中央加强华侨统战工作的指示，注重发挥中间党派的作用，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开展对华侨的统战工作。抗战时期，南方局对华侨的统战工作主要在华侨海外聚居地南洋（即东南亚地区）和美洲展开。

　　加强南洋华侨工作的一个重要典型事例是胡愈之的南洋行。南方局十分重视对“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的统战工作。1939年秋，为将陈嘉庚于1923年创办、已因经济不景气易主的《南洋商报》办下去，该报董事经理傅无闷派该报编辑、进步记者张楚琨以特派员的身份回国物色一位有新闻界权威人士去担任该报编辑主任。张楚琨在重庆时多次访问周恩来，请他推荐人选。周恩来和南方局为了协助、爱护陈嘉庚，加强舆论阵地，团结南洋爱国华侨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与廖承志商量后，决定派胡愈之前往任职。周恩来曾特别指示“对于陈嘉庚这么一个为华侨所拥戴的爱国华侨领袖，我们应该尽力协助他、爱护他，只要陈嘉庚了解国内抗战真相，了解蒋介石的真面目，他的正义感和爱国心，一定会使他明辩，全力支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胡愈之在南洋以无党派人士和民盟人士的身份出现。1940年12月初，胡愈之辗转抵达新加坡。次年，周恩来又先后派沈兹九、乔冠华、郑森禹去南洋协助胡愈之并扩大工作（乔冠华、郑森禹因被英国殖民当局阻挡未能登陆）。胡愈之的统战工作非常成功，他不仅与陈嘉庚成为了好朋友，而且自其到任后，《南洋商报》配合国际国内抗战形势，尽力贴近华侨社会和南侨总会工作的实际，宣传团结抗战、民主进步和保卫南洋，反对分裂投降、专制倒退，表彰南侨总会筹赈救亡工作成绩。这些举措，使得《南洋商报》销路大增、风行新马各地，跃居各南洋侨报之首，各侨报纷纷聘请国内的进步人士前去主持报刊，民盟也因此得以在新加坡建立生活书店分店，《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国内的“禁书”也得以在南洋出版发行。通过与中间党派的合作，掌握媒体工具，宣传抗日思想，帮助广大华侨了解国内抗战局势，影响了一大批的华侨青年投身支援祖国抗战。作为民盟盟员，胡愈之还负责民盟海外支部的工作，其在新加坡工作期间，民盟在南洋多数建有支部，团结和发展了南洋不少知名人士先后加入了民盟，发展壮大了民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胡愈之等一直在南洋工作到1948年才返回国内，出色地完成了团结南洋华侨、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使命。

　　美洲的华侨统战工作则主要围绕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展开。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1904年起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后在美国主持致公堂、安良堂等侨胞团体工作，在美洲尤其是美、加享有崇高的威望。经司徒美堂等人积极努力，1925年10月10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即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国致公党，主张“干涉国家政治以保护华侨、侨眷的权益”。司徒美堂和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经常保持联系，对中国国内的抗战形势比较了解，同情和支持中共。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美堂发动美洲华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主办抗日筹饷局等。1936年“七君子”事件发生后，美洲致公党总堂联合三百余名知名人士通电指出，救国会“主张民族联合战线，主张各党各派联合，主张停止一切内战，主张停止剿共内战，均为全国人民之公意，亦复兴民族之大道。今天非抗日无以救亡，非联合无以抗日，其理至明”，积极救援“七君子”。1942年1月，司徒美堂从香港经广东、广西辗转到达重庆。周恩来、邓颖超即去饭店看望他，并带去了《新华日报》请他看。南方局为司徒美堂举办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周恩来在致辞中盛赞了司徒美堂的爱国热情，并介绍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战的情况。董必武也与司徒美堂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在与周恩来、董必武的接触中，司徒美堂深有感触，他对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说：“周恩来的言传身教，我感受至深。使我确信共产党正在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国民党对他们的造谣中伤都是谎言。”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使司徒美堂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蒋介石以“国务委员”为饵，“动员”司徒美堂参加国民党时，司徒美堂表示“谁能出国家于危难，救人员于水火者，我就拥护他，支持他。我决不加入你们的党。”

　　中共对华侨的统战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它对于抗战胜利以及扩大中共的影响力，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10月至1941年12月，陈嘉庚领导南洋总会寄回国内捐款达国币24亿元。美国华侨在司徒美堂的号召下，八年抗战中共捐款5400多万美元。还有不少华侨爱国青年毅然回国参战抗击日本侵略者，甚至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3、请进来，是指中共改变了以往对外宣传的思路，重视与英美等西方国家合作交往，逐步树立中共的国际地位。

　　1939年4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南方局设立了以王炳南为组长、陈家康为副组长的对外宣传小组，1940年12月后改称南方局外事组，负责开展国际统战工作。1940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往来的电报中分析指出“蒋加入美英集团有利无害，加入德意日集团则有害无得，我们再不要强调反对加入英美集团了，虽然我们也不应该提倡。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极其明确地突出了南方局对英美的国际统战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周恩来因此于11月中旬重新布置了南方局应对时局的工作，明确提出在外交方面同苏、英、美、法等国团体联络，向他们提供消息；与外国友好人士交往，提供有关资料以便反摩擦。改变了过去中共、南方局对国际人士仅一般交往的做法，开始了在关系国内政局这样敏感的具体问题上的合作交往，为之后与英美等外国官方的交往，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形成一定程度上既抗日又制约国内政局发展的国际统一战线。1941年2月14日，通过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帮助，周恩来会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向他介绍了中共的民主主张和各项政策。居里则表示美国赞成中国统一，反对日本，不愿内战扩大，主张改组政府。这一次是中共与美国官方高层接触的开始，使周恩来看到了可以联美制蒋，提高中共国际地位的发展趋势。5月16日，周恩来先后会晤了美国作家海明威夫妇和鲁斯夫妇，对海明威等人认为中共在外交上“大有活动余地”的观点，极感兴趣。由此，南方局加强了与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官方人员的交往，并让香港采取配合行动。中共真正意义上的外交由此拉开大幕。此后，南方局积极行动，就海南岛乃至新加坡抗日的合作事宜，积极地同英国打交道；太平洋战争刚爆发，周恩来马上函告英、美驻华大使，表示中共将与其并肩作战；南方局随即安排香港方面救援在港的英、美、荷、比、印国际友人脱险。1942年5月下旬，周恩来会见随美国军事代表团到重庆的埃德加•斯诺时，邀请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10月至11月间，周恩来又会见了罗斯福的代表、美国使馆二秘约翰•谢伟斯和参赞约翰•文森特。当年年底，南方局同美国使馆情报处建立了交换军事情况及宣传品的关系。由于南方局的长期努力，以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上校包瑞德为组长的驻延安观察组18名成员终于在1944年7月22日、8月7日分两批抵达延安。8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认为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到延安访问考察，“是对新民主主义中国有初步认识后的实际接触的开始。我们应该把这看做是我们在国际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认为“今后统战政策，将可能给我们以更大的发展。而且如果国际统战政策能做到成功，则中国革命的胜利，将必增加许多便利”。中共中央明确指出：“国际统一战线的中心内容是共同抗日与民主合作”，而“在目前最重要的是外交政策”。因此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要做外交工作。“‘8.18’指示”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以外交工作为题目和内容发布的党内指示，它是中共中央对外政策再次发生重大变化的标志。调整中共对美政策，建议及加强与美军的军事合作，并争取在军事合作的基础上，形成双方更多方面的合作关系。突破了以往外事工作的限制，将中共外事工作的中心由争取国际舆论支持、扩大党的影响和制止国民党反共分裂，转变为争取国际合作和对中共政权的承认。通过南方局积极的国际统战工作，促成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决定访问延安，争取到了美国对联合政府主张的理解和支持，获得了相当部分的援华物资。1944年9月28日，美国新闻处的广播也明确指出“中国形势甚为严重，亟须成立联合政府”。这一事实表明，通过国际统战的大力宣传，中共联合政府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全世界的共识。

　　4、团结中间党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十分重视中间党派和中间力量在抗战中的作用，把他们看作是中共一支重要的同盟军，是必须团结、争取的抗日民主力量。1941年2月10日，周恩来在重庆与各民主党派聚谈，表达了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方针政策。此间，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等均与各民主党派广泛接触，支持他们联合起来。在中共的鼓励、支持和帮助下，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加快了筹组联合组织的步伐，经多次协商，决定筹备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在重庆特园秘密召开。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后，中共从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出发，对民盟的活动予以了坚决的支持和帮助。当时，为了宣传抗日民主主张，民盟决定派梁漱溟赴港创办机关报，在海外建立自己的舆论机关，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注意和声援。梁漱溟起程前，向周恩来谈了赴港办报的计划，周恩来当即表示支持和赞同，并叮嘱其到香港后可与中共驻港代表廖承志接洽。当办报经费出现困难时，主持《华商报》的中共党员范长江资助4000元。梁漱溟还与范长江共同商定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的报名为《光明报》。1941年9月18日，《光明报》正式出版。是年10月10日，《光明报》发表“启事”，将中国民主同盟建立的消息公诸于世。民盟在香港正式公开后，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迅即报道了民盟成立并公开的消息。10月28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题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的社论，对民盟的建立及其纲领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的推动。民主运动得以推动，将有更大的发展，开辟更好的前途。”南方民盟组织更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的直接关怀和支持下建立的，自其建立之日起就与中共风雨同舟、并肩战斗，配合中共团结华侨抗战，争取国际支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方局周恩来，董必武等人多次与民主党派领导人聚谈，探讨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发展问题，帮助他们认清时局。中共还在在进步分子中和民主党派刊物上宣传中共的主张，以便与民主党派人士在政治态度上保持一致。这一时期，民盟也对中共的抗日民主宣传给予相当大的支持和帮助，盟员沈均儒、沙千里、史良等法律界人士，以提供法律帮助的形式，担任进步文化事业的法律顾问，有效地保护了抗日民主进步力量的存在和发展。

　　抗战期间中共卓越的统战工作，使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反独裁、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更进一步地深入人心，并得到了国际、国内更为广泛的支持，为中共的国际地位得到了稳固和提升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通过统战工作有效地保护了抗日民主进步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并直接促成了民盟的成立，也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和新中国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参考资料：

　　1.胡大牛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 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

　　2.李金河主编《多党合作的历史与现实》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3.牛军著《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

　　4.中共中央统战部、重庆市委统战部编著《重庆与中国统一战线》 华文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

　　5.曾理主编《南方民盟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