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开放政策和红色延安革命建设取得的显著成就，吸引着国内外一切抗日力量和进步人士到延安参观访问。以梁漱溟、黄炎培、章伯钧、李公朴、赵超构等为代表的爱国民主人士先后到访延安。他们在延安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谈话，实地考察延安各方面的情况，并大力宣传红色延安欣欣向荣的景象。爱国民主人士为了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努力，和中共一起肝胆相照、戮力合作的历程，必将永载史册。

　　关键词：抗战时期；爱国民主人士；延安

　　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但国民党反动派依然坚持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政治经济封锁，使得外界不能完全了解边区建设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共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的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同时为了打破封锁，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对国内外采取开放政策，努力让全国和世界了解朝气蓬勃的延安，了解延安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崭新面貌。

　　陕甘宁边区的开放政策和红色延安革命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吸引着国内外一切抗日力量和进步人士到延安参观访问。据陕甘宁边区延安交际处的相关档案记载，仅1938年至1941年期间，访问延安的国内外人士就达到七千人之多。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怀着对民族存亡和国家命运的探索，怀着对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新景象的向往，纷纷来到延安。屹立的宝塔山下，安宁的延河之畔，在时代动荡与政局变化中，红色延安见证了中共带领人民取得抗战胜利、进行革命与建设的光辉业绩，见证了爱国民主人士与中共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而肝胆相照、戮力合作的不朽历程。

　　为抗战之胜利、为民族之存亡：梁漱溟、陈嘉庚、李公朴、赵超构延安之行

　　抗战初期，虽然在中共的倡导下实现了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国民党军队在战争中的接连溃败和国民党政权的腐朽没落，使得人民对抗战的未来产生了悲观情绪，在抗战能否胜利、能否实现民族独立等问题上彷徨，看不清方向。此时，凝聚起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坚定抗战到底的意志，从而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关系未来中国之命运与走向的重大现实问题。

　　中共一贯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己任，坚持团结抗战，陕甘宁边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的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红色延安成为漫漫长夜中一座屹立的灯塔，使得人民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和光明的前途。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如梁漱溟、陈嘉庚、李公朴、赵超构等，纷纷冲破国民党的封锁，来到延安。

　　梁漱溟，著名的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在中国发起乡村建设运动而享有盛誉。抗战爆发后，梁漱溟“非常失望，对蒋介石政府失望，对全国统一不起来悲观。”[1]1938年1月，梁漱溟来到了延安。在延安，梁漱溟和毛泽东主席前后进行了八次会谈，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两人就阶级斗争、国家统一、抗战之前途等问题广泛交谈。在谈话中，毛泽东主席全面阐述了“论持久战”的思想，分析了中日的形势对比，坚定了抗战胜利之希望；就民族解放与建设新中国等统一之前途问题发表了意见。两人还就阶级斗争、政治路线、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等问题坦诚交谈。双方交谈，极为真诚。正如梁先生后来回忆，“彼此虽有争辩，而心里没有不舒服之感。”[2]梁先生还与张闻天进行交谈，梁先生询问张闻天对于“团结御辱与对内斗争”的认识，张闻天表明了中共与国民党长久合作、共同抗战、共同建国的态度与决心。

　　在访问延安期间，梁先生参观了边区机关、学校和政府等单位，亲自体验了边区人民的生活状况。他还走访了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等学校，实地考察学校教育，认为“（学校教育）花样新鲜，趣味丰富。内容组织，课程科目，教学方法，生活上各种安排，值得欣赏之点甚多。”[3]在大西北艰苦的环境中，延安人民乐观向上、朴实、睿智、积极创造新生活的精神面貌，使得梁先生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所在，他说，“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人人喜欢研究，人人喜欢学习，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4]

　　陈嘉庚，著名的南洋爱国华侨领袖。他心系祖国抗战，推动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并任主席。1940年6月，陈嘉庚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观察团”访问延安。延安各界人士三四千人在露天广场举行隆重的欢迎大会，陈嘉庚在会上用闽南语发表了热情洋溢、满怀爱国热枕的演讲，表达了海外华侨儿女对祖国抗战的全力支持和对抗战胜利的信心与期盼。陈嘉庚在朱德陪同下于杨家岭会见了毛泽东主席。在简朴的窑洞里，陈嘉庚和毛泽东进行了真诚的交谈。在谈话中，虽然陈嘉庚对毛泽东所谈的内容，当时并未能完全理解和接受，但他为毛泽东朴素真诚的态度和诚恳的言辞所感动。在访问延安的几天里，毛泽东多次与陈嘉庚会见，就南洋情况、抗战形势、国共合作、延安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等诸多方面广泛交流。

　　陈嘉庚广泛参观考察延安。朱德陪同陈嘉庚参观了延安女子大学，毛泽东陪同陈嘉庚参观延安新市场。他还参观了安塞钢铁厂、印刷厂。陈嘉庚出席了延安各界举行的欢迎会，并发表了演讲。他实地访谈了许多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许多学生从陈嘉庚所创办的厦门大学、集美学校里出发来到延安学习，陈嘉庚关切地询问他们的情况。毛泽东在窑洞里用自己种的蔬菜来招待陈嘉庚，中共领导人的朴实、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6月7日毛泽东、朱德等人出席的欢送会上，陈嘉庚发表了演讲，延安党政军民在艰苦的环境中所表现出的努力奋斗、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让他看到了抗战胜利的希望，并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5]

　　李公朴，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伟大的民主战士。1938年11月，李公朴到达延安，并访问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中共中央大力支持李公朴的抗战宣传，帮助他组织了“抗战教学团”到晋察冀边区各地进行抗战宣传工作。在一个月的实地考察中，李公朴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在后来李公朴撰写的《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中，他对延安之行、对共产党和八路军评价很高，他认为“延安是一个实验区，是一个革命的实验区。”[6]“为着增强抗战的力量，为着奠定新中国的基础，我们应当注意这一个实验区的工作，我们应当设法取其优点，推广到其他地区去。”[7]此次延安之行，使得李公朴看到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抗战中的巨大作用，增强了他对于抗战必胜的信心。

　　赵超构，著名新闻记者，专栏作家，报人。1944年6月作为《新民报》的记者代表，随“中外记者访问团”访问延安。6月12日，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了包括赵超构在内的中外记者团一行。在毛泽东在与记者们持续三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讲到了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以及对中国的影响，谈到了国共关系，谈到了民主对于全民族抗战的重要性等。据赵超构回忆，毛泽东的谈话“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到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的演说。”[8]毛泽东那异常审慎平易的语句、坚决而又不失温文的语句，给赵超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毛泽东回答了记者们的提问，就国共谈判、第二战场开辟、世界形势等阐述了中共态度，表明了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建设新中国的一贯方针，并最后指出：“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就是从各个方面实行民主，自由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9]在6月14日举行的庆祝第三届联合国日大会上，朱德发表了演讲，他代表中共高度赞扬了联合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巨大贡献，感谢世界友人对中国抗战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赵超构还会见了周恩来、贺龙等中共领导人。有一次，周恩来同志给赵超构讲解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整整讲了四个小时。在朱德同志的招待会上，贺龙和记者们谈话，他批判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战中的逃跑主义和反动政策。

　　在为期一个月的延安之行中，赵超构对延安进行了全面的实地考察。他观看了平剧研究院演出的《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和《草船借箭》[10]等戏剧，观看了鲁迅艺术学院表演的现代的战歌、陕北的民歌民调、《黄河大合唱》等音乐节目。他考察了南泥湾等地的生产建设情况，参加了吴玉章主持的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朱德主持的招待会，参观了延安大学、医院、养老院、工厂、鲁迅艺术学院、合作社、秧歌大会、民众大会，考察并分析了文艺政策、医药卫生情况、边区财政与税收、政治作风、土地政策等。还会见了文化界的范文澜、丁玲、陈波儿、艾青、萧三、陈学昭、艾思奇等著名人士。鲁迅艺术学院的师生还送给了他一些版画，如古元的《扭秧歌》、彦涵的《小先生》、施展的《日兵厌战思乡》等[11]。一个多月的延安之行，紧张、忙碌而充实。

　　赵超构对延安的全面细致考察，收获很大。回到重庆后，他发表了后来以《延安一月》之名陆续连载并结集出版的报道集。在《延安一月》中，赵超构根据实地考察、访谈所得，以客观、平等、批判的态度，用优美的文笔呈现的新闻通讯和特写[12]，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多方面全方位地勾勒出一个真实的欣欣向荣的红色延安。延安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乐观精神，中共领导延安在革命活动和民主政权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与辉煌业绩，通过这些连续的报道，传向广大的国统区，传向世界。《延安一月》中的一些名篇，如《毛泽东先生访问记》、《在工厂中》、《劳动英雄·二流子》等，在读者中反响尤为强烈。《延安一月》成为与《西行漫记》齐名的伟大作品。毛泽东对《延安一月》评价颇高，在重庆谈判时，对赵超构说：“看到你写的《延安一月》了。你善于用曲笔。在重庆这样的地方写这样的文章，也不容易。”[13]毛主席还对夏衍说道：“（赵超构）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14]

　　从1938年到1944年，在抗战的关键时刻，以梁漱溟、陈嘉庚、赵超构、李公朴等人为代表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为抗战之胜利、为民族之存亡，纷纷访问延安。他们的延安之行，亲眼目睹了在中共领导下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革命与建设所取得的成功实践，见证了中共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决心和努力，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增强了他们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他们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有了一个全面而真实的了解，切实感受到了延安的民主氛围和自由的政治空气，向国内外传播了中共的方针政策和延安军民的抗战业绩，对凝聚全国人民的抗战必胜之信心、巩固并扩大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国共之合作、为国家之富强：国民参政会六位参政员延安之行

　　抗战后期，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即将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然而，此时国共两党围绕抗战胜利后中国前途问题的斗争也日趋激烈。国共关系极为紧张，两党关于两党团结、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谈判完全停止，内战的爆发迫在眉睫。一直致力于调解和斡旋国共两党关系的民主同盟等中间党派对此感到严重不安，他们知道只有国共合作才能实现战后中国之富强。面对重开内战的危险局面，他们力图缓和国共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继续调解国共关系使得双方恢复和谈，以使得政治问题和平商谈解决。

　　中共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贯主张国共合作，通过国共商谈，在抗战胜利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平建国。1945年6月，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七名参政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建议国共双方恢复商谈、促成团结。中共迅速复电，为了商谈、为了国内和平而展现了最大的诚意，并热情欢迎国民参政员们到延安共商国是。1945年7月1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等六人从重庆飞赴延安。黄炎培等六位参政员到达延安机场时，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林伯渠、张闻天、叶剑英、杨尚昆等30多人的热情欢迎。

　　在延安期间，参政员们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三次坦诚、正式的会谈。7月2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会议室会见六位参政员。参政员们叙述此行来意，讲出对当前时局的看法，希望国共能够继续商谈。中共则认为，国民党坚持召开国民大会的反动做法是对国共商谈的最大阻碍。在随后进行的欢迎晚宴上，周恩来致欢迎词，黄炎培致答词，左舜生简要介绍了民盟的基本情况。7月3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等继续与参政员们会谈。此次会谈涉及到了许多问题，双方坦诚交换了意见，会谈气氛融洽，各抒己见，双方最后商定，由中共整理此次会谈意见后双方再做进一步研究。7月4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与参政员们再次会谈。会谈内容广泛，包括延安整风、农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党派问题等[15]。此次会谈，双方最终达成若干共识，并将会谈成果以《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发布。《会谈记录》包含主要内容如下：一、褚辅成等与中共方面同意下列两点：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16]二、中共方面之建议，中共认为：在国民政府停止进行不能代表全国民意的国民大会之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民主的政治会议。[17]并同时建议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应对政治会议的组织、性质、应议之事项及协商准备等问题做出相关确定。毛泽东主席详细解释说明了中共方面所提出的诸项建议。

　　此行，除了参政员们集体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三次正式会谈外，参政员还单独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坦诚的交谈。其中，以黄炎培、傅斯年与毛泽东的交谈尤为重要。

　　7月4日下午，毛泽东特地邀请黄炎培和冷遹到家中做客。毛泽东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讲了延安整风运动，谈到了要坚决防止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错误倾向带来的危害。黄炎培还与毛泽东就教育学说上的一些问题作了探讨。随后，便有了黄炎培和毛泽东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谈话。黄炎培坦率地说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18]毛泽东略作思考，掷地有声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9]毛泽东的回答，“人民监督政府”，正表明中共充分认识到民心的重要性，认识到相互监督的重要性，这也体现了中共在建设新生的民主政权时的积极探索，并直接影响到建国后中共领导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影响到以后中共和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窑洞对”，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

　　和毛泽东、黄炎培“窑洞对”的谈话相辅相成的，是另外一次傅斯年和毛泽东的“窑洞喻”的谈话。在交谈中，毛泽东谈到傅斯年在“五四运动”中书生报国之意气，称赞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和反帝反封建中做出的贡献。谈到五四时期在政学两界流传的傅斯年自诩为“喑呼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的典故时[20]，傅斯年识趣地回答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21]两人坦诚交谈，从当时政局谈到历史，从抗战谈到国共和谈。7月5日毛泽东赠给傅斯年的亲笔题字“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正是对傅斯年“窑洞喻”的高明答复。毛泽东用“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大气和智慧回答了傅斯年，中共与刘、项之辈不同，中共是一个崭新的革命领导力量，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政党，天下是人民的天下，中共有人民的支持，一定会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循环。

　　7月3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专门会见了左舜生、章伯钧。双方就军队国家化、政党关系、参政议政、当前时局等问题坦诚交谈，表达了各自的意见和看法。毛泽东认为，“……要看军队掌握在谁的手里，为谁服务。一个没有武装的政党是没有力量的。……（一个政党）若没有一点自己的武力，根本无法生存，更不用说有发言权和改造社会了。”[22]毛泽东揭穿了国民党政府的独裁本质，明确表明了中共的态度。

　　六位参政员们，实地考察延安的新景象。他们参观考察了延安大学、医科大学、边区银行、工厂、中央研究院、马列主义学院、部队、妇女联合会开办的合作社、商店、光华农场和延安的市容等。同时与其他中共人士、文化艺术界人士进行了广泛交谈，他们会见了陈毅、吴玉章、范文澜、丁玲、周扬、张仲实、张曙实、陈学昭、汪雨湘等。他们观看了《兄妹开荒》、《三打祝家庄》等京剧、秧歌剧等。在离开延安时，人们还送给他们小米、红枣、延安当地的手工工艺品等。在几天的时间里，他们的日程紧张、充实而愉快。

　　在六位参政员访问延安期间，中共高度重视，全程高规格热情接待。在中共为参政员们举行的简朴而真诚的欢迎仪式、饯别仪式上，在中共举行的欢迎晚宴上，从到达延安机场到离开延安机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贺龙、聂荣臻、陈云、林伯渠、谢觉哉等十几位党政军各界人士均出席作陪。中共的坦诚相待，表明了中共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通过国共合作，努力争取国家富强这一美好前途的信心。

　　国民参政会六位参政员的延安之行，作为爱国民主人士为调解斡旋国共两党关系、实现国共合作和国家富强的一次努力，顺应了全国人民求和平求民主、要求国共两党戮力合作的潮流，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参政员们与中共代表会谈并达成《延安会谈记录》，双方在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等方面达成了重要共识，为之后国共恢复商谈并达成《双十协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延安之行，向全国表明了中共从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与国民党团结合作、共同实现国家富强的诚意与胸怀。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对中共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如黄炎培、章伯钧等，他们在之后的政治生活中，积极认同中共的路线和政策，和中共一起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共同为民主为和平，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而努力。

　　黄炎培后来撰写的《延安归来》一书，在重庆刚一出版便成为畅销书。在书中，他对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客观、公正的记载与评价，大受读者欢迎。如关于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黄炎培认为：“至于中共重要人物毛泽东先生，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朱德先生一望而知为长者”[23]、“像朱德的厚重温文，更不用说了。”[24]、“此外轰轰烈烈的贺龙、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诸位先生……都是从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狂傲慢样子”[25]，和诸位中共领导人的谈话，使黄炎培感到“如坐春风中”。黄先生高度评价了中共的政治作风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他在书中赞扬了中共：“根据它（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创造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自己的理论”[26]的做法，认为“（延安）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27]、“……中共政治作风已变了……变向平凡”[28]，他热情赞扬红色延安对人民的关怀，认为“政府好像对每一个老百姓的生命和他的生活是负责的”[29]、“没有一寸土地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像在闲荡”[30]，在书中介绍了医疗队关心劳苦大众的事迹，介绍了信用合作社、边区银行在人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延安人民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生产热情，红色延安民主自由的氛围，中共领导人民艰苦奋斗以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心，给黄炎培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中如实记述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通过自己对延安人民生活的实地考察，高度赞扬了中共的领导业绩和红色延安的巨大成就。在黄炎培、章伯钧等人的宣传下，越来越多的人民了解了红色延安的欣欣向荣的新景象，了解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正如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中所说的那样，“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31]从红色延安中，人们看到了中共带领人民建设民主富强新中国的光明前途，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时期，还有一些爱国民主人士由于诸多原因而没能亲自前往延安，但他们对中共在延安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光辉业绩，极为赞扬。他们向往延安、向往中共领导下的红色圣地，拳拳之心，永载史册。

　　柳亚子，民盟先贤，爱国诗人，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毕生从事爱国民主活动。柳亚子与毛泽东主席以诗会友、赋诗唱和。柳亚子赞誉中共和毛泽东在红色延安取得的巨大成绩，多次向往延安，表示要和中共一起为民主而团结奋斗。1944年9月，柳亚子在中共的帮助下由桂林迁居到了重庆。陪都的黑暗，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令柳亚子大为失望，他越发向往延安的光明，多次在《新华日报》创刊纪念会等众多集会上表示：“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32]1945年5月26日，柳亚子在《延安一首赋寄毛主席》一诗中，对延安极为向往，诗人写到：“工农康乐新天地，革命功成万众和。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33]后来又赋诗一首：“尸位群儿羞龌龊，横胸奇怒郁崔嵬。樽前跋扈飞扬意，低首延京一柱来。”[34]柳亚子所作之诗篇中，对延安之向往，对中共事业之支持，由此可见。

　　沈钧儒，民盟领导人，著名的爱国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被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沈钧儒毕生坚持和中共团结合作，共同为民主革命事业而奋斗。作为中共几十年不变的坚定同盟和诤友，他赞扬中共领导革命事业和团结抗战的光辉业绩，多次向往红色延安。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大会上，沈钧儒等参政员提出，由国民参政会成立一个华北慰劳视察团[35]，通过访问华北、山西、陕甘宁和延安等地以了解国共冲突真相，了解陕甘宁边区和红色延安崭新的革命民主气象。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破坏，沈钧儒作为组织观察团提案的发起人却没能参加视察团。此次虽然没能亲自前往延安，但沈先生依然坚持对红色延安的向往。他看到了中共坚持抗战的巨大作用，积极帮助有志青年到红色延安去，投身到抗日前线。沈先生在物质上大力支持，在精神上大力赞扬有志青年们选择延安的举动，他在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同叶剑英、秦邦宪等联系，拿出自己的积蓄、甚至卖掉衣服来为青年们筹集前往延安的经费。[36]无数热血青年在沈钧儒的帮助下冲破重重封锁，奔向红色延安，为中国革命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沈钧儒以支持热血青年前往延安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红色延安的热切向往。虽然沈先生身在国统区，但心早已扎根延安，扎根中共领导下光明的圣地，扎根于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和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中。

　　安宁的延河之畔，雄伟的宝塔山依然屹立。抗战时期爱国民主人士为抗战之胜利、为民族之存亡，为国共之合作、为国家之富强，纷纷到访延安。爱国民主人士为了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努力，他们和中共一起肝胆相照、戮力合作的历程，必将永载史册。追昔抚今，回望当初爱国民主人士的延安之行，令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的光辉历程，从而在现实中更加坚定地沿着中国特

　　[1]阎秉华：《我所知的中共诤友梁漱溟》，《炎黄春秋》2001年第4期，第29页。

　　[2]阎秉华：《我所知的中共诤友梁漱溟》，《炎黄春秋》2001年第4期，第30页。

　　[3]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140页。

　　[4]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141页。

　　[5]胡新民：《陈嘉庚的曲折延安行》，《名人传记(上半月)》2013年第4期，第94页。

　　[6]李公朴：《华北敌后—晋察冀》，三联书店，1979年，第168页。

　　[7]孙彩霞：《李公朴两访延安》，《炎黄春秋》2002年第5期，第28页。

　　[8]赵超构：《延安一月》，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62页。

　　[9]《在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席上毛主席致辞，各记者所提问题及毛主席的答复》，《晋察冀日报》1944 年6月15日。

　　[10]张林岚：《赵超构与毛泽东的特殊交往》，《湖北文史资料》2002年第2期，第5页。

　　[11]余仙藻：《赵超构和<延安一月>》，《新闻研究资料》1981年05期，第94页。

　　[12]张林岚：《赵超构与毛泽东的特殊交往》，《湖北文史资料》2002年第2期，第6页。

　　[13]苏应奎：《赵超构与毛泽东的交往》，《档案春秋》2008年第2期，第37页。

　　[14]苏应奎：《赵超构与毛泽东的交往》，《档案春秋》2008年第2期，第37页。

　　[15]孙国林：《1945：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延安访问记》，《党史博采（纪实）》2012年第2期，第34页。

　　[16]本刊资料、筱蕾：《毛泽东与访问延安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党史博览》2013年第12期。

　　[17]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814页。

　　[18]黄炎培：《延安归来》，上海：上海书店，1945年，第64—65页。

　　[19]黄炎培：《延安归来》，上海：上海书店，1945年，第65页。

　　[20]岳南：《毛泽东与傅斯年夜谈往事》，《读书文摘》2011年第5期，第34页。

　　[21]郭继成：《“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毛泽东与傅斯年的延安之交》，《党史文汇》2001年第2期，第40页。

　　[22]岳南：《左舜生访问延安指名要见江青》，《文史博览》2011年第6期，第57页。

　　[23]黄炎培：《延安归来》，上海：上海书店，1945年，第9页。

　　[24]黄炎培：《延安归来》，上海：上海书店，1945年，第40页。

　　[25]黄炎培：《延安归来》，上海：上海书店，1945年，第9—10页。

　　[26]黄炎培：《延安归来》，上海：上海书店，1945年，第11页。

　　[27]黄炎培：《延安归来》，上海：上海书店，1945年，第12页。

　　[28]黄炎培：《延安归来》，上海：上海书店，1945年，第12页。

　　[29]黄炎培：《延安归来》，上海：上海书店，1945年，第81页。

　　[30]黄炎培：《延安归来》，上海：上海书店，1945年，第41页。

　　[31]黄炎培：《延安归来》，上海：上海书店，1945年，第66页。

　　[32]章德基、杨筱东：《柳亚子》，民革中央网站http://www.minge.gov.cn/minge/txt/2008-09/27/content_2496678_2.htm

　　[33]章德基、杨筱东：《柳亚子》，民革中央网站http://www.minge.gov.cn/minge/txt/2008-09/27/content_2496678_2.htm

　　[34]北塔：《柳亚子在重庆：找见“中国的光明”》，《中华读书报》2007年5月30日，第3版。

　　[35]王凤青：《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述论》，《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118页。

　　[36]张连茎：《沈钧儒（爱国主义教育丛书）》，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时间不详，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