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首当年民盟三位先贤延安之行，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为什么讲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什么说延安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为什么民盟从诞生起能够与中共携手合作，最终做出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选择？当我们回眸先贤的历史足迹，当我们阅读他们生动的描述，当我们掩卷沉思，回答便有了。

　　一、梁漱溟对中国政党制度的探索及现实意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梁漱溟对中国的政党制度进行了长期探索，从1938年提出“一多相融”，到1942年首次提出“多党合作”，最终于1945年形成由一个“革命党”（意指中国共产党）统领下的多党合作。梁漱溟对多党合作的探索，充分证明了当今中国政党制度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是民主党派开展国情教育、树立“三个自信”的优良素材，对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亦有启示。

　　（一）从“一多相融”到多党合作

　　1、“一多相融”的提出

　　1938年1月，在延安凤凰岭毛泽东居住的窑洞，毛泽东和梁漱溟彻夜长谈。这是梁漱溟第一次到延安，他除向中共讨教救国方略，还有一个尚未成熟的想法，就是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党派之争。那一夜，梁漱溟向毛讲述了一个方案，他把它称之为“下分上合，一多相融”。梁漱溟说：“在下面，各党派是独立的，但执行国是国策上，又是合为一体的。具体步骤是，一制定党派共同的国是；二组织党派集合体；三是建立一个超党派的政府。”对梁漱溟的这个方案，毛泽东说，第一、二项他没有意见，但对第三项表示不可能。是年底，梁漱溟将年初他和毛泽东面晤时提出的“一多相融”方案修改后交《大公报》发表，但在送审时被检扣，时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叶楚伧当面退还梁漱溟，说：“梁先生用意甚好，但若发表，必招致争论而使党派关系更加恶化。”

　　2、“多党合作”的提出

　　按照今天的说法，“多党合作”一词最早出现于1956年。是年10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发出了《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几个问题指示》，提出了“长期的多党合作，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之一”。事实上，早在1942年梁漱溟就提出了“多党合作”这个概念。那一年，梁漱溟和朋友们谈过一个有关党派合作的设想：由国民党独操政权转变为“以国民党为领导中心而全国各党派合作的局面”。梁漱溟还进一步说：“以国民党领导各党派合作参政，代替它独自秉政，这就是我们的设计。”

　　如果我们将梁漱溟1942年对多党合作的设想与四年前他在延安向毛泽东讲述的“一多相融”相对照，不难发现梁漱溟的思考有了新的内涵：一是以国民党为“领导核心”，二是增加了“多党合作”这一概念。也就是说，早在71年前，梁漱溟就已经创造出了“以XX为领导中心的多党合作”这样一种表述方式。更难能可贵的是，不过三年的光景，经过认真的观察与反思，梁漱溟对多党合作的“领导中心”的思考有了质的变化。

　　1946年旧政协会议结束后，梁漱溟再访延安，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讲述了自己为什么“退出政治，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原因。他认为：“蒋介石是任何方式合作的死敌”，所以蒋不死，旧政协通过决议“行不通”。他又阐述了一个他认为可以实行的预备方案：“既非一党垄断之局，亦非多党互竞，而是多党合作。”梁建议由一个革命党来领导，在中国实行多党合作。多年后，梁漱溟告诉他的学生：我心目中的这个“革命党”就是共产党。

　　（二）梁漱溟关于多党合作的方案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同与异

　　将梁漱溟有关多党合作的方案和现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相对照，我们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其一，一下有多，多上有一；其二，一多相融，强调合作。当然，梁漱溟最初的那个多上有一——党派综合体（梁又将它形象地称之为无色透明体）和当今中国的政党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难能可贵的是，梁漱溟与时俱进，从1938年提出初步设想到1942年提出“国民党领导各党派合作”，再到1946年3月再访延安时转为“以一个革命党（意指中共）领导各党派合作”。我认为这是梁漱溟在1951年10月28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说“我现在要声明，今后在政治上信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亦要学习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以改造我自己”的原由。

　　梁漱溟是一个非常自信的人，他对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得出的方案很看重。1946年春重庆几个进步团体发起一个讲座，邀请知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就人们关注的热点发表看法。梁漱溟与众不同，他在那次讲座上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其论点脱胎于他1938年向毛泽东当面陈述的“党派综合体”。当时有位叫胡钟达的青年提出质疑，梁漱溟瞥了他一眼：“年轻人，你还没有真正理解我的意思，你还不懂，你要努力学习，等到二三十年以后，你才有能力来评论我的观点。”我们当然不能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的联合政府的设想脱胎于梁漱溟1938年讲的那个“党派综合体”，到目前为止也没有证据证明毛泽东有关联合政府的设想是受了梁漱溟的影响。但是，只要我们认真阅读毛泽东原著，就不能不说梁漱溟的说法事出有因。第一，毛泽东说要“建立一个包括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在内的举国一致的联合的临时的中央政府”，毛的论述与梁漱溟讲的组织党派综合体，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超党派的政府不无相同之处；第二，毛泽东说“各党之间应协定一个共同的纲领”，与梁漱溟讲的“制定党派共同的国是”十分相似。就此而言，毛泽东关于联合政府的设想，与梁漱溟“党派综合体”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梁漱溟提出“一多相融”方案60年后，中共中央于1989年12月30日颁布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是我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抚今追昔，我们不能不对梁漱溟60年前就中国政党制度的探索表示由衷的敬意。

　　（三） 梁漱溟对中国政党制度探索的现实意义

　　1、梁漱溟的探索充分证明了我国现行政党制度的正确性

　　我们知道，梁漱溟是一个卓尔不群的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独自探索救国之路，以为英美资本主义道路和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所以从那时起，他发起了乡村建设。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两赴延安，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愈来愈深刻的认识。与此同时，他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有了清晰的认识。在举国欢庆旧政协会议成功召开之际，他作出了“蒋介石不死，中国的和平民主无望”的判断。他将自己设想的“党派综合体”的领导位置明确地放在了中共这边。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翻天覆地的巨变，他进行了深刻反思，公开表示愿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梁漱溟对中国政治和政党制度探索的思想发展轨迹，充分证明了中国各民主党派在长期政治实践中，经过慎重比较，最终自觉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充分证明了中国现行政党制度的正确性。

　　2、梁漱溟的探索充分证明了我国现行政党制度的合理性

　　200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颁发了《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指出：“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制，也不同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事实上，早在1945年，梁漱溟就在《民宪》上撰文说：“中国可能与一般之多党制有别。我们所见一般之多党制，如英美法等国家，都是从选举竞争来决定谁登台秉政。”“其实多党竞争固是一种方式，多党合作，何尝不可为一种方式。”“今天我们要有我们的党制。”60多年前，梁漱溟对中国政党制度的论述，充分证明了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的合理性。

　　3、梁漱溟的探索是对民主党派成员展开国情教育的生动案例

　　梁漱溟在探索中国政党制度的过程中，对民国以来中国政党状况进行了分析。他以民国初年政党林立却一事无成的事实说明，照搬西方政党制度的不可行性。他又以孙中山提出“治党治国”的理念但终不成功的事例来说明一党制在中国是不可行的。他脚踏实地，以中国的国情来认真地探索中国的政党制度。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明确提出了“我们的党制”。梁漱溟的探索是我们对民主党派成员特别是青年成员进行国情教育的生动案例。

　　（四）梁漱溟对中国政党制度的探索对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启示

　　1、梁漱溟的探索对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方向和路径的启示

　　作为参政党，参政议政是民主党派的第一要务。如今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往往强调“可操作性”，这对于以教师和技术性人才为主体的党派来说实属不易，而梁漱溟的探索恰好是一种启示：为什么不可以自身的事业为依靠，充分发挥学术优势，长期追踪某个问题并作深入探索，最终形成高质量的成果呢？在追求政绩和立竿见影效果的今天，梁漱溟的探索是对参政党参政议政方向和路径的有益启示。

　　2、梁漱溟的探索对民主党派怎样以大局意识、战略意识参政议政的启示

　　环顾当今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讲农业、讲医疗、讲交通、讲环保，甚至小到电梯保养、菜场管理，都成了民主党派每年“两会”上的“重要提案”，这种参政议政和参政党的地位实不相符。事实上，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上不乏大手笔：民建推动多党合作制入宪，民盟提出的教育的根本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被纳入中共中央文件，费孝通的“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成为中共领导讲话中经常被引用的警句。但不可否认的是，如今这种大手笔已是凤毛麟角。联想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在民盟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致辞中所讲的“增加大局意识、战略意识”，梁漱溟对中国政党制度的探索，不正是对参政党怎样以大局意识、战略意识参政议政的一个启示吗？

　　二、赵超构和他的《延安一月》

　　1944年夏天，民盟先贤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去了延安。延安归来，他以连载的方式，每天二千字，在《新民报》发表长篇报道。之后，他以《延安一月》为名，出版了单行本。

　　《延安一月》让赵超构成为名人，改变了他的人生。

　　赵超构是怎样入选“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他是怎样描述延安和毛泽东的？他的文字又是如何逃过国民党检察官的审查的呢？

　　赵超构能去延安，可谓一波三折。单从“西北参观团”这个名字看，延安在国民党统治区几乎就是禁词。赵超构延安之行前6年，咱们民盟的另一个先贤胡愈之为出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动了一番脑筋。他给这本书换了一个名字，叫做《西行漫记》。事实上新民报最初报道的人选是采访部主任浦熙修，可国民党中宣部一见这个名字，便以“女人不便”为由拒绝了。浦熙修不仅思想左倾，和曾家岩中共办事处打得火热，而且她的弟弟妹妹已在延安，妹妹浦安修还是彭德怀的夫人。于是新民报又报了重庆社经理张恨水的大名。谁知出发前夕，家人暴病，张恨水只得临时退出。事不过三，赵超构成了新民报选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特派员。

　　对于新民报选送的这个人，国民党中宣部挺开心：此人两耳重听，又讲的一口难懂的温州官话。他们说，就让这个聋子去吧。

　　走进延安，赵超构的第一印象是“粗糙、幼稚，然而颇为刚健”。对于毛泽东，他的最初感觉是“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得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例没有扣的，一如他的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像在极力听取对方的姓名。谈话时，依然满口的湖南口音，不知道是否因为工作紧张的缘故，显露疲乏的样子，在谈话中简直未见笑颜。然而，态度儒雅，音节清楚，词令的安排恰当而有条理。我们依次听下去，从头到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见煽动性的演说。”“听取谈话中，我有更多的余暇审视他。浓厚的长法，微胖的脸庞，并不是行动家的模样，然而广阔的额部和那个隆起而端正的鼻梁，却露出了贵族的气概，一双眼睛总是向前凝视，显得这个人的思虑是很深的。”这样的笔墨，在中共笔杆子那里是看不见的。当晚，在参加了毛泽东的宴请后，赵超构应邀观看延安平剧研究院演出。出乎他的意料，右边和他并肩而坐的正是毛泽东。也许是喝了几杯酒，毛双颊微红，不时地让烟让茶。看见剧中人插科打诨，毛肆意大笑，旁若无人。曲终人散，踏着如水的月光，同行的伙伴问：今日印象如何？赵超构脱口而出：“完全出乎意外的轻松！”

　　当然，赵超构并不认同延安的一切。比如，他认为这里的生活是“标准化”的，人的思想也是“标准化”的，人们对生活的希望、需求、情趣都是“标准化”的。所以，延安的生活是乏味的。她的这种感受，我在建国前入盟的宋史研究名家程应镠自传里见过。程先生1939年去过延安，生活了一段日子走了。他说延安没有个性。在文学创作方面，赵超构和延安的作家谈不拢，用他的话来说，“这里只有共产党的文艺，并没有你们的作品。”但延安的秧歌剧却让他终生难忘。1991年秋，在全国晚报工作者协会广州年会上，年逾八旬的赵超构引吭高歌：“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

　　《延安一月》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9年9月，毛泽东抵达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谈，忙里抽闲，专门约见赵超构。一见面，毛对赵超构说：“我看你是个自由主义者嘛！”

　　这种“自由主义”的笔墨和手法，也让赵超构逃过了国民党检查官的“鹰眼”。

　　70年过去了，今天我们重读《延安一月》还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我认为有的。

　　就说中共吧，作为一个革命党，她当年的宣传极为成功。比如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揭露，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批判，对“四大家族”的揭露，“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五一口号”的公布，无一不是成功的事例。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年的宣传存在着“矫枉过正”，于是出现了现今一些人对历史的“反思”，甚至出现了对蒋介石和他统治下的民国的“推崇”。回过头去，看一看民盟先贤当年的作品，无论是黄炎培的《延安归来》，赵超构的《延安一月》，还是陆诒的《战地萍踪》，都是客观公正，生动鲜活，至今仍有很强的吸引力。说到陆诒，我想补充几句。他当年和范长江齐名，是著名的战地记者，1938年起任《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可后来退出了。为什么呢？陆诒的儿子亲口告诉我，1943年其父采访沈钧儒先生，请他谈对当时热火朝天的宪政运动的看法。谁知文章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时，却多了一段沈老没有讲的话。陆诒找到修改他稿件的那位领导，与之争论，以为此举违背了新闻记者的底线。据陆公子说，这是他父亲退出的重要因素。试想，如果赵超构当年在中共的报刊工作，遇上一位如此这般的领导，他在《延安一月》中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的生动描述还能保留吗？

　　当年让延安闻名天下的作品有三部，一部是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着中国》，另外二部，就是本文所说的《延安一月》和黄炎培1945年7月访问延安后写的《延安归来》。斯诺是美国人，他的作用暂且不说。可黄炎培和赵超构的作用就不能不说了。它让我想起了习近平同志九十年代写的“忆大山”，其中有一句话，大意是大山是个民主人士，他在文化人中起了独特作用。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说过类似的话，就是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独特作用。然而，环顾当今，民主党派究竟能够发挥多少独特作用呢？尽管主流媒体加大了对民主党派的报道，但那些署名文章和各种活动究竟有多少特色呢？由此我不能不想起已故民盟中央主席费孝通，他当年是这样向民盟成员介绍中国政党制度的：咱们有一位先烈闻一多，他的名字就可以说明中国的政党制度，那个“一”就是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那个“多”就是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多党合作。这样的言语是多么亲切，多么自然啊！

　　三、窑洞对：民盟先贤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

　　1945年7月1日至5日，民盟先贤黄炎培与褚辅成等六位国民参政员千里迢迢飞抵延安，演绎了一个流传至今的精彩故事。故事的高潮出现在7月4日的那个下午，在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窑洞，黄炎培就跳出历史周期率与毛泽东的那个著名对话，史称“窑洞对”。

　　七十年过去了，窑洞对魅力依旧。2012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走访八个民主党派中央，在民建中央，他重提窑洞对；2015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参加全国政协民建和无党派联组会议时再提窑洞对。一时间，窑洞对成了媒体关注的热点。

　　为什么中共领导在民建讲窑洞对呢？理由似乎很充分，黄炎培是民建的主要创始人。可问题是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民建这个“胎儿”尚未孕育。根据黄炎培本人的日记，他孕育民建这个政党的时间是1945年8月21日。那天，黄炎培和杨卫玉一起走访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他们痛感抗战“胜而不利”，决定发起组织一个工商界的政治团体。经过四个月的筹备，民主建国会于是年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实业大厦正式成立。从时间上看，窑洞对发生在民建酝酿之前，和民建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黄炎培访问延安时是民盟的主要领导人，与他同行的民盟中常委还有左舜生、章伯钧、冷遹。对于这次访问，民盟内部有不同意见。以罗隆基为代表的民盟第一个地方组织云南省支部公开表示不满，他们说本来咱们应该和中共站在一起要压迫蒋介石在实施民主上让步，可你们却要去延安给老蒋当说客。6月28日，他们让常任侠带了一封信到重庆，当面劝阻黄炎培不要给蒋介石当说客。黄炎培说：“我们不是和事佬，我们是有主张的。”黄炎培他们从延安归来，民盟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大会，听完黄炎培、左舜生的介绍，主持这个大会的民盟主席张澜说：延安怎么样？美妙得很。一个月后，毛泽东飞抵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张澜对毛主席说：“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持一些干净土。”

　　一定要讲窑洞对和党派的关系，我以为它和民盟更有缘分。

　　今年是窑洞对七十周年。七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这些后生晚辈如何应当看待窑洞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以为先得从黄炎培这个人说起。大家知道，黄炎培是民盟第一任主席，可他为什么担任主席仅半年就辞职了？说穿了就是怕得罪蒋介石。虽然老蒋时常把黄炎培召进官邸吃个饭，但在老蒋面前，黄炎培是不会讲诸如如何走出周期率之类的“诤言”的。可在延安不一样，用黄炎培的话来讲，“如坐春风之中”。因此，这个“内圆外方”的老人，能够当着毛泽东的面讲：“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率。我看你们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如此看来，窑洞对是需要背景的：一方面你得让人家说话，另一方面你得讲真话。习总书记之所以重提窑洞对，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在朋友面前，我们应该向黄任老学习，讲真话，做诤友。

　　当年，面对黄炎培的提问，毛泽东的回答掷地有声：“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民盟与中共携手合作，并肩战斗，涌现出以李公朴、闻一多为代表的民主战士，为建立一个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今，作为参政党，我们更应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义不容辞地为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而奋发努力。

　　民盟是个参政党，怎样才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职能呢，窑洞对是一个启示。众所周知，黄炎培是个教育大家。上个世纪初，他是浦东中学的校长，中华职教社就是他1917年在上海发起的。当年在延安，大学教授范文澜一见黄炎培便深深一鞠躬，说他是浦东中学第一班的毕业生，黄先生亲自教过他。以黄炎培的资历，他大可去延安学校转一转，写一份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也一定会在这份报告上作几点重要批示。可黄老先生是民盟的领袖呀，他当然要讲政治。所以他和毛泽东谈国共两党关系，谈中共怎么跳出周期率的支配。其实，这也是当今中共对民盟的要求。201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在民盟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致辞时就曾指出，希望民盟在参政议政方面“增强大局意识、战略意识”。七十年前黄炎培就如何跳出周期率与毛泽东的“窑洞对”，不正是“大局意识、战略意识”最好的表现吗？

　　有人将这个“窑洞对”与传诵千古的《隆中对》相媲美，称之为“千秋窑洞对”。这种神来之笔，对当今我们怎样履行参政党职能，是一个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