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张澜作为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三个时期,始终与时俱进,奋斗不息。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积极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去,不仅利用自身的影响,极力劝说四川的军阀率兵出川抗战救国,还与中国共产党协肩并战,共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蒋介石破坏抗战团结的阴谋,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张澜 抗日战争贡献

　　张澜（1872—1955)，四川南充人，字方表，，故后来人们以“表老”尊称之。张澜出身贫寒，1894年张澜参加科举，1902年经人举荐入成都尊经文书院深造。1903年张澜作为四川官派留学生东渡来东京留学，1904年卒业回国。回国后，张澜积极投身四川的宪政运动。1911年四川人民掀起川汉铁路商办的风潮。张澜被选为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副会长，在成立大会上，张澜义正言辞的当众反对四川总督赵尔丰。1913年，张澜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在后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斗争中利用自己在西南地区的声望，极大的推动了四川的独立。1926年张澜被省长公署任命为成都大学校长，为成都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后来四川大学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一、全面抗战前的张澜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三个月之内，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北三省。张澜当时满怀深沉的爱国之情和对国土论陷的悲愤，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在这个期间，张澜为联络各方抗战奔走相告，几方斡旋。

　　1、组织抗战考察团

　　深忧国运的张澜，痛恨不抵抗政策，深知中国要赢得抗战胜利，必须团结对外，四川和全国都必须停止内战。1932年3月，张澜离开当时反共氛围相对浓郁的成都，前往刘湘的防区重庆。刘湘在民国初年是张澜任川北宣慰使时的警卫营副营长，素来敬重张澜。此时的刘湘，一面感到来自急于图川的南京当局压力与日俱增，一面又想借中央力量压制其他川内军阀、壮大自己，因此在抗日反蒋的问题上徘徊不定。张澜极力以民族大义劝说刘湘，希望他效法十九路军，站到抗日救国的立场上，做个民族英雄，并建议刘湘积极联系外省的抗日反蒋力量，缓解压力。刘湘深以为然，请张澜以考察教育与实业为名，组团到联络南方各省的军政实力派。1933年4月，张澜偕鲜英、杨达璋、杜象谷、任乃强等，由重庆沿江而下，出夔门过三峡，沿途考察武汉、南京、上海、广州、香港、桂林等地，会见了蔡廷锴、蒋光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陶行知等各界爱国人士和军队将领。考察团掌握了各地实力派对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对日妥协、独裁内战政策极为不满的基本情况，更坚定了团结抗战决心，同时也把川内团结抗战的呼声带往各地，增强了各地的团结抗战呼声。这次大考察，坚定了张澜和考察团成员的“抗日、联共、反蒋”认识，加强和壮大了抗日民族阵线的力量。

　　2、促成川桂红协定

　　蒋系势力入川后，与川军矛盾日益突出，蒋、刘关系逐渐紧张。1935年春上海中共中央执行局派张曙时入川，做刘湘的统战工作，得到张澜大力协助。刘湘接受张澜劝说，决定联共、抗日、反蒋。当年8月中共中央派李一氓到成都，与刘湘委托的张澜、鲜英、钟体乾谈判。经反复磋商，双方达成联合抗日反蒋的秘密协定。刘湘见红军初到陕北，生活困难，资助白银20万两，购买大量药品、布匹、食盐等运往陕北，并派王干青（中共党员）为代表常驻陕北，与中共中央建立密码电报直接联系。蒋为除掉“四川王”，加快对川军收买分化，刘湘见形势不妙，很是不安，向张澜咨询对策。张澜建议，在联共的同时，进一步北联冯玉祥、南联李宗仁和李济深，逼蒋介石在川外抗日。刘湘深以为然。据张斯可回忆，西安事变前五个月，他从北京前往桂林，代表刘湘与李宗仁联系，探询桂系立场，当时中共方面也有代表在桂林活动。张斯可回川向刘湘汇报后，刘又派他去桂林，与李宗仁、廖广英（红军代表）正式签定“川（四川）、桂（桂林）、红（红军）协定”。协定约定，若蒋拒不积极抗日，继续内战，三方就联合反蒋。

　　3、支持整军，呼吁妥善安置裁减官兵

　　实际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互相承认对方，蒋介石成为最大受益者，他本人的国家军政领袖地位和南京当局的中央政府地位都大大加强。但是蒋并没有用好有利形势立即着手团结抗战，而是随即以中央政府和最高统帅名义发起整军新高潮，继续削弱地方势力，打击异己，并差点酿成新的内战。张澜深知其中危机，竭力维护西安事变危机以来得之不易的团结抗战大局。1937年7月5日，张澜在《新民报》发表时论《希望于整军会者》，阐明整军的重要性和妥善安置的必要性，并对安置办法提出具体对策，努力化解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川军的内战危局。

　　二、全面抗战中的张澜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张澜万分愤怒，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地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

　　1、领导后方抗日组织，促蒋抗日

　　“七七事变”爆发后，7月23日，经张澜等斡旋，由中共成都地下党领导人车耀先等于1936年创办的“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更名而来的“四川民众华联合北抗战后援会”，经与国民党省党部谈判，四川地方实力派与国共两党联合组成“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张澜出任主任。省抗成立后，相继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抵制仇货委员会”，开战抗日救亡宣传周，在四川全省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此外，张澜还担任了省战事统制委员会委员（刘湘任委员长），军事委员会战地服务团成都办事处顾问，省动员委员会委员、常委等职。9 月18 日，“省抗”举行“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万人群众大会，张澜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发表讲话，号召大家一致起来抗敌作战，收复失地，迅速打倒日本，复兴中华民族。并呼吁政府立刻武装民众，彻底开放学生救国运动，彻底查缉日货、肃清汉奸卖国贼，对日实行经济绝交，动员全民族对日抗战。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938 年2 月7 日至13 日，张澜在成都参与、发起和领导了“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在13 日举行的反侵略运动大会筹备会上，张澜被推为主席团主席。当日，成都各救亡团体都先后出动，进行宣传，揭开了成都救亡运动高潮的序幕。

　　2、为抗战救国奔走呼号，促成川军出省抗战

　　为赴国难，张澜极力协助中国共产党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竭力敦促刘湘、邓锡侯、李家钰、宋哲元等川军将领率军出川抗战，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刘湘的争取工作。刘湘是四川最大的军阀，实力雄厚，他的抗战态度对于民族抗战事关重大。刘湘曾是张澜的旧属并和张澜交情颇深，因此其抗战主张深受张澜的影响。刘湘在战略问题上常征求张澜的意见，张澜总是多方劝说其应在为国为民方面多作贡献。9月5日，在省抗组织下，四川各界民众3000余人，在少城公园隆重举行“欢送出川抗战将士大会”，为首批出川抗战的川军将士壮行。张澜神采飞扬，致欢送词，分析了中日两国的基本情况后，认为“日本利在速战速决”，“如果我们能够长期抗战，则日本的国内恐慌只有日甚一日”，希望川军拿出自己的特长，“冲锋陷阵”，并勉励各级长官要“爱民如子，与士卒同甘苦”。还希望川军要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合作，“使抗战力量更加团结与巩固”。川军将士代表也纷纷表示：失土不复，誓不返川！表达了川军誓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决心。刘湘、邓锡侯、唐式遵等先后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战演说。会后，首批出川部队东路纵队浩浩荡荡向东开拔。沿成渝公路到重庆，顺江而下，东出夔门，驰援上海，戍守南京，留下了一系列壮烈史篇。9月12日，北路纵队在德阳誓师，从剑门关出秦岭，开赴山西娘子关战场，留下了台儿庄大捷之滕县血战等不朽功绩。

　　3、支持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动员群众抗日

　　1935 年8 月1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直接促进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深为张澜所赞许和拥护。在此期间，张澜撰写了一些论述抗日战争问题的文章。他认为：“对日抗战之展开，殆将如积水于千仞之上，不可遏止矣！”怎样才能“操胜利之左券”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发动民众，认为“宜作全民武装之防卫战争”，“以尽全民皆兵之用”。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和重建四川党组织，领导全川的抗日救亡运动。由于张澜在川声望素著，且在政治上比较进步，因此中共向来重视对张澜的争取工作，多次派人与张澜接触、面谈。对于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张澜十分赞赏，积极支持中共开展工作，利用其在四川的影响协助中共广泛团结各方力量，壮大统一战线。1938 年11 月21 日，张澜与梁漱溟应南充地方人士之请，在南充职业中学作报告时，再次提出了“民众总动员”的任务，他说“全国上下，不分党派，共同救亡，除汉奸外，凡中国人都应起来负起抗战建国的责任”。1939年9月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澜也谈到了民众运动的问题，说“要相信民众的伟大力量，要大胆的积极的开展民众运动，造成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无比巨大的反对日寇侵略的力量，来置敌寇于死地”。可见张澜充分看到了民众的伟大力量，也认识到发动民众对抗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澜在以后的多次谈话中都阐述过这一动员群众抗日的主张。这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战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4、反对投降主张，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国内少数汉奸公然散播妥协、投降的理论，暗地里媚日作奸。张澜十分痛恨这一卖国行径，在1938年底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他针对汪精卫与敌妥协的谈话，严词责问并严厉批驳他的谬论，使其狼狈不堪。会后不久，12 月29 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敌。张澜闻讯后，于1939 年1 月3 日会同黄炎培等发表《讨汪通电》，声讨汪精卫的叛国罪行，表示“惟愿吾全国同胞，认清利害，坚定意志”“，增强抗战力量，争取最后胜利”。张澜等人的通电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年9 月2 日在接受《新蜀报》记者专访时，张澜再次声讨汪精卫，称“汪逆本身已经是臭得令人作呕了”，并指出，“我们除了用电报去打击他外，重要的是另外两个问题：第一，要展开反对妥协投降的谬论，要和受了汪逆影响的分子，作思想上的斗争；第二，我们还要同汪逆作政治上的斗争，要用国内的政治改进，来粉碎汪逆造谣离间的政治欺骗”。正是在张澜等人的推动下，国民参政会在汪精卫叛国10个月后通过了《声讨汪逆兆铭》的议案。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1939 年4月和6月，又秘密颁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文件。面对国民党的分裂行为，张澜心急如焚，他曾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是好事，为啥子要反它？恨它？还成立啥子防共委员会，这岂不是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么！如真要抗日，就不能反共呀!”使蒋介石无言以对。

　　五、争取外援，团结海外一切力量抗日

　　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全世界人民共同面对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在德意日法西斯强盗猖獗的年代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难以捉摸，中国的外交到底该怎样走和走到何方呢？张澜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除了在国内要发动民众外，还要“在国际上要摆脱孤立，审择良友，联合苏联，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国家”，“以得援而自固是也”。张澜还认为，“很明显的，我们一方面应联络美英法等强大的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应更加强与巩固对拥护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关系，获得它们的巨大同情与援助，把敌寇从国际关系中孤立起来”。张澜同时又强调，在外交方面，“我们要依靠自力更生”，并认为“国内的精诚团结与国共合作，将是巩固这种外交政策的基本力量”。张澜主张抛弃意识形态的分歧，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抵抗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侵略，各种反法西斯力量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孤立和打击敌人，惟有如此，反法西斯战争才能早日取得胜利，人类才能实现解放。张澜对时局的敏锐洞察和对国际局势的深刻认识，得到当时多数爱国的有识之士的赞同。

　　六、领导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统一建国同志会，由于其组织弱小，性质仅相当于一个松散的座谈会，政治作用难以发挥，与当初成立的初衷相去甚远，于是，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等人认为有必要筹组一个更加严密的政治组织。经过反复协商，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成立，张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蒋介石得知民盟秘密成立后百般习难，后来直接以募集救国公债为由将民盟主席黄炎培派往南洋，试图使民盟无法运作。无奈之下黄炎培辞去主席一职。梁漱溟力荐张澜出任主席，周恩来也极力劝说，最终张澜不顾个人安危肩负起领导民盟的重担。从此，他带领民盟为中国的民主事业鞠躬尽瘁，直至生命的尽头。在张澜的领导下，民盟的影响不断扩展，对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吸引力越来越来大。到1944年，无党派盟员达到了有党派盟员的20倍。后民盟经过该组，改组后的民盟发展迅速，到抗战胜利后己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张澜的正确领导是密不可分的。

　　七、对民主政治进行深入分析，揭露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1943年9月，张澜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文章分析了民主政治的内涵、党治的本质及弊害、训政与宪政的关系等，有力地表达了张澜对民主政治的追求，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不满。张澜指出：“独裁政治，将日渐趋于崩遗，民主政治，更将普遍地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形态的唯一极则”。“这充分表明他对民主政治的前途充满信心。那么何为民主政治呢？张满解释为“主权在民的政治，也就是国由民治”。倘若统治者不以民意、不依全民共立之法管理国家，执掌政权，全国人民毫无政治自由可言，这只能是党霸政治、君主政治。真正的民主政治不光要有民主的形态，最重要的是民主的精神和实质。它需要具备五个必要条件：（1)政治的主权掌握在全体国民手中，而非一人一党之手；（2)全体国民商讨决定国事的直接民主政治，或是由全体民众选出代表，成立议政机关，商议国事，对政府实行监督的间接民主政治；（3)民众按自己的意志直接推举民众代表；（4)地方民众及代表的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应能自由行使，不可剥减，利诱威胁之事不得发生；（5)国家应早日颁布民主宪法，其制订及颁行应经过国民代表的议定及国民大会的决定方可。国家领导人也不可凌驾于宪法之上。在今天看来，张澜的观点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历史评价

　　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蹂躏中华大地的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张澜毅然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去，利用自身的影响，积极领导大后方的抗日组织，极力劝说四川的军阀率兵出川抗战救国，还与中国共产党协肩并战，共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蒋介石破坏抗战团结的阴谋，严厉谴责汪精卫等人的卖国投降主张，不遗余力地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

　　抗日战争时期，张澜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自此时起带领民盟成员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1943年著文《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揭露国民党“实施宪政”的骗局，阐明民盟的民主政治主张，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张澜为抗战的胜利所做如此之多的有益工作，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对其在抗战中所做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赞赏。正如陈毅在上海民盟支部举行的张澜逝世追悼会上所讲：“在抗战时期，张澜主席始终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投降，反对分裂，领导民主政团同盟和蒋介石分庭抗礼，对外抗战，反对妥协；对内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这是严重的考验，是一个关键问题，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参考文献：

　　龙显昭主编：《张澜文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北京：文献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马列教研室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冯维刚：《张澜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方然：《民主的求索者——张澜》，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

　　谢增寿：《张澜年谱新编》，群言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