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青年时代的史良

　　史良（1900-1985），江苏常州人。幼年时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考入常州女子师范。在女师期间，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激进，性格坚强，在学生中崭露头角。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女师学生会会长。当时，女师和男师及常州省立第五中学成立三校学生联合会，她被推为联合会副会长兼评议部部长，成为常州学运的领导者之一。

　　1922年史良从女师毕业后，先后入上海女子法政学校、上海法政大学和上海法科大学学习，开始学政治，后改习法律。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时，她是一个积极参加者，还主编过一个名为《雪耻》的刊物，宣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1927年史良从上海法科大学毕业后，被派到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政治工作人员养成所工作。由于史良思想倾向进步，一度被捕人狱，旋为蔡元培先生保释。其后，史良又到镇江江苏省妇女协会工作，任常务委员兼总务。她们出版了一种名为《女光》的刊物，为打破妇女种种枷锁而大声疾呼。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震撼了当时在上海的史良。事变以后，史良自觉地投入到抗日爱国运动的洪流中，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向广大妇女宣传进步思想。1932年“三八”妇女节，上海各界召开庆祝大会，史良向广大妇女疾呼“今天中国妇女的最大责任是救国，而不是政治家要解放我们妇女，必须首先解放我们的民族，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中国妇女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史良的演讲博得了群众的掌声，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惧和嫉恨。1932年初，史良参加了中共为营救被捕蒙难同志设在上海的外围组织“革命互济会”，并任该会律师。从此她和党建立了联系，并成为党的忠实盟友。30年代初，中共在上海的各级组织曾遭到敌人的极大破坏，许多共产党员、革命者及其他爱国人士被逮捕杀害。中共地下党通过互济会和鲁迅、周扬领导的左联同史良联系，请她设法营救。史良认为营救政治犯，多保存一些民族精英，替革命做一点事情，这本身不仅是爱国行动，也是一种革命工作，因此她不避风险，全力以赴。先后被史良营救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有邓中夏、李瑛、熊瑾耳、艾芜、任白戈、陈卓坤等。

　　二、救国运动兴起，史良创建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但作为执政党领袖的蒋介石却违背了全民族的意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采取“绝对不抵抗”的方针。结果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之后，于1932年1月28日发动了上海事变，并占领了上海。此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又执行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日本侵略军不断向关内扩张，先后侵占了长城内外的热河、绥远，陆续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1935年日本在华北制造了“五省自治运动”，华北殖民地化的危机迫在眉睫。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严重危机。严重的局势，引起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深切关注。在国内外因素的驱动下，由中共地下党组织策划，北平学生为反对日本侵占华北，反对华北“自治”，挽救祖国危亡，挺身而出，在1935年12月9日发动了震撼全国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北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各界群众沸腾起来。12月上海市文化界发表救国运动宣言。12月中旬，上海市一些妇女文化团体如中华妇女同盟、妇女生活社、妇女园地社、妇女文化协会、妇女新地社、微明社以及妇女界的爱国知名人士史良、陈波儿、邓裕芝等，即开始筹备妇女救国会。史良在五四时期就积极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后，爱憎分明，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为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而奔走的事迹，早在妇女界广为传诵，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大家一致推举她主持上海妇女救国会的成立大会。1935年12月21日史良、沈慈九、王孝英、胡子婴、杜君慧、陈波儿等人发起的妇女救国会首先成立，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大会在四川路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大礼堂召开。史良宣布大会开幕，她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讲，她说：“诸位任何人都知道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三种要素所构成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民可以受人压迫，任人残杀，土地今天被割去一块，明天被人抢去几省，我们的内政外交，没有一件不受人家的强制、人家的干涉，还能叫国家吗？还能成为国家吗？我们居人民半数的妇女还能装痴装聋躲在家里过苟安的生活吗？······不，决不！今天我们上海各妇女团体和各个妇女个人在此地总集合，就是我们中国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始。”①大会通过了宣言、章程，并推选史良、沈九慈、王孝英、胡子婴、杜君慧等11人为理事。会上发布了《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宣言》，提出八项主张：1、坚决保持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2、反对秘密外交，否认一切破坏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条约或协定；3、反对一切在中国境内由外国人操纵的特殊行政组织；4、集中全国兵力、财力，反抗敌人，讨伐冀东伪组织，收回东北失地；5、严惩汉奸卖国贼；6、要求人民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7、要求立即释放北平被捕的爱国学生，严惩肇事军警；8、全国妇女立刻自动的组织起来，贯彻我们的救国主张。②当日，与会的包括上海各大中学校的女学生、女工、律师、作家、医生、教育家等近千名妇女，由史良带领，为支援学生爱国运动，在南京路、西藏路、浙江路一带举行示威游行，以唤醒民众共同救亡，沿途络绎参加者达万余人，这是五卅运动后第一次通过南京路的示威游行。当时正是下班时间，行人很多，游行队伍中喊出了“欢迎民众参加我们的队伍”的口号，于是成千上万的群众跟着大队一起行进。浩浩荡荡的妇女示威游行，在上海这个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集中的城市里，打响了抗日救亡的第一炮，在爱国情绪高涨的民众中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与共鸣。随后，妇女救国会发表《告全国妇女书》，指出：华北事件是东北事件的后果，再不急起抵抗，不久又会变成华中、华南事件的前因；要求打破妇女只会在家庭里烧饭抱孩子的反动理论，同爱国男子共同负起救国的重任。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会议推举马相伯、沈均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仆、王造时、史良、顾名、沈兹九等35人为执行委员。大会发表了宣言，提出根本改变外交政策，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主张。

　　1936年1月28日，在纪念“一．二八”四周年纪念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其中包括上海的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职业救国会等，有农、工、商、学、及妇女等各界民众共800余人参加。公推马相伯、沈均儒、何香凝、章乃器、史良、吴耀宗、沈兹九等19人为主席团。会上沈均儒、史良、王造时、李公朴等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一个松懈的具有阶级联盟性的群众团体。它容纳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也包括了各阶层各党派的许多爱国人士。尽管救国会的成员们在抗日的方法和其他问题上，很难趋于一致，各党各派的观点也有分歧。但是，在民族危机的时刻，他们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怀着抗日救国的大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上海各界救国会的成立，大大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也直接促成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

　　三、参与领导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推动抗日民主运动

　　1936年上半年，日本在华北大量增兵，华北五省名存实亡，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将各地的救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阵线，以进一步推进抗日救国运动。同时，救国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只有人民自己首先联合起来，才能促进国内各党派的联合，形成全国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的号召和引导下，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救国会”或“全救会”）在上海圆明园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召开成立大会。20余省市60多个救亡团体代表共70余多参加。大会一致认为目下中国的危机，已经不是困难严重四个字所能全部表现，而是快到亡国境地了。所以，全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实在有大家团结起来的必要。同时，他们认为一定要促进各党各派各实力分子停止内战，一致联合抗日救国。最后大会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宣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等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吴耀宗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沈均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仆、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孙晓村、曹孟君、刘清扬、何伟等14人为常务委员。宣告救国会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为此救国会向各党派建议“立刻停止军事冲突”，“立刻释放政治犯”，“立刻派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③《章程》规定“本会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④救国会的政治主张，反映了中国广大民众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这些主张和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相吻合。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救国会的主张，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同时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纲领上签名，并指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应当参加各地方的救国会组织的各种形式的救国活动，服从这些组织通过的规章、纲领和决议。此后，救国会以极大的热情投人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并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36年7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全救会推派沈均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彭文应五名代表前往南京请愿，要求二中全会议决停止内战，立即对日作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国民党派中委、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出来接见。史良等救国会代表对马超俊说：“政府如有抗日决心，要达到共同互信，至少限度应当立即停止内战，并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切实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否则，政府尽管空言决心抗日，一面却以内战消耗国力，并拼命压迫人民爱国运动，如何叫人民相信政府是抗日的呢?”⑤马超俊表示接受救国会的请愿各点，并向大会报告。救国会的领袖们针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进一步指出：“蒋先生屡次主张以先安内后攘外的方式准备抗日，不管这主张对不对，但是五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个主张是失败了。五年来安内的结果‘剿共’军事并没有片刻停止，到最近中央和西南却又发生了裂痕。可见安内政策并不能促成真正的内部统一，而唯一得到安内的利益的，却是我们的共同敌人。照这样情形下去，恐怕内不及安，而中国全部已早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奉劝蒋介石“真正的准备抗日，决不是所谓先安内后攘外，而是联合各党各派，开放民众运动，以共纾国难”。只要蒋介石停止对西南军事行动，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那么“内不必安而自安”。⑥随后，救国会发表了《对二中全会的宣言》，提出释放政治犯，以武力制止日本在华北增兵等一系列要求。宣言要求二中全会接受人民的要求，督促中央立即对日宣战。沈均儒、章乃器、史良等在京招待新闻界，介绍全救会的主张，要求新闻界积极支持，尽量登载救国运动消息，扩大救国宣传，推进抗日救亡运动。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走私十分猖狂，严重威胁到我国的民族工业，8月9日在救国会领袖沈均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的领导下，上海召开了近2000人的民众缉私抵货大会。大会通过三项决议：（一）用上海民众缉私名义通电全国民众，自动组设缉私大同盟；（二）通电政府拒绝减低关税及华北海关独立；（三）要求政府奖励海关努力缉私人员。会后进行了游行。

　　9月18日，救国会举行了游行集会，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游行时，史良率领妇救会的队伍走在最前面。她们沿途高呼口号，并用粉笔书写“反对内战，枪口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等标语。队伍走到老西门，事先布置好的警车和大批军警扑向群众，用刺刀、军棍、皮鞭、水龙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进攻。妇女队伍因走在前面，受伤者较多，有100多人，其中重伤20多人，2人生命垂危。在这次游行中，面对反动军警的镇压，史良临危不惧，向敌人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致对外！”等口号。为了营救一位被军警殴打的女学生，史良上前保护，亦遭毒手，肺尖因被打伤而咯血。幸好工人群众及时救护，史良才幸免于难。为了痛斥国民党军警毫无人性的暴行，她在医院疗伤时写了《九月的鞭答》一文，最后一句话说“我们苏醒的群众将会一天天加多，我们的心和力要凝结成一条铁链。”

　　史良没有被敌人的嚣张气焰吓倒，斗争的热情反而更高。10月19日，鲁迅先生于上海逝世。在宋庆龄的提议下，丧事由救国会出面筹办。在筹备时，史良与沈兹九、胡愈之等人共同商定通过鲁迅先生的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的政治性示威游行，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在救国会的努力下，鲁迅先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各界民众瞻仰遗容和吊唁三天，最后送葬的仪式变成了大规模的群众示威游行。由于史良等人的发动，六七千人的送葬队伍，妇女群众占了相当大的数量。他们浩浩荡荡，唱挽歌，呼口号，声震寰宇，气壮山河。蔡元培、宋庆龄也参加了葬礼，史良和其他救国会的领导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列。11月12日, 救国会又在上海静安寺路举行了孙中山诞辰纪念大会，有千余人参加。沈均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均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一致高度赞扬了孙中山“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表示要继承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加紧民族解放斗争的活动，以挽救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会响应和支持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的罢工，一致通过成立日商纱厂罢工后援会，并当场捐款援助，募捐四万余元。后援会又把捐款换成米票，通过工人组织发给罢工工人，支援罢工取得了胜利。救国会以它鲜明的抗日爱国号召和艰苦努力精神，团结了广大群众，据估计，到1936年底，全国救国会会员达数十万人。救国会广泛宣传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促进国内和平，起了重要作用，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七君子事件，史良身陷囹圄，大义凛然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各地救国会运动更加迅猛地发展，会员发展到数十万人。特别是由于救国会不顾国民党的重重禁令，一面批评国民党政府的对内镇压和对外不抵抗的错误政策，要求它实行民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另一方面又直接发动、组织和领导人民开展各种抗日救国运动，因此遭到“攘外必须安内”的国民党政府的忌恨，视为肘腋之患，必欲去之而后快。日本方面也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取缔救国会，逮捕救国会领袖。国民党蒋介石既害怕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浪潮动摇其统治地位，又慑于日本的压力，1936年11月22日晚，国民党勾结巡捕房，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悍然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国民党政府逮捕爱国人士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愤慨, 也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

　　国民党在对“七君子”进行劝降的同时，为了对他们施加压力，指使江苏高等法院的检察官，以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的手法，将“七君子”的爱国活动，罗织成组织非法团体、煽动罢工功潮、图谋颠覆政府等罪名，对他们进行了起诉。“七君子”对这种诬陷和迫害早就有了进行坚决斗争的思想准备。同时，全国法律界的许多著名人士，为了主持正义，也自愿组成了强大的律师辩护团，决定为他们进行辩护。

　　七君子身陷囹圄，大义凛然。在苏州监狱，史良被关押在司前街女看守所。她与男监的6位战友密切合作，挫败了国民党的种种阴谋。在国民党的劝降活动完全失败后，1937年6月11日，江苏高等法院在国民党中央的授意下，对“七君子”案件的审判，在苏州正式开场。“七君子”把法庭当作讲坛，用最明晰、简洁的语言，说明了救国会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了抗日救国的大道理。同时把起诉书罗织的“十大罪状”驳得体无完肤。他们义正词严地向审判长提出质问，常常使审判长理屈词穷，张口结舌，狼狈不堪。法庭对“七君子”采用逐个隔离审讯的方式，使他们互不通气。史良独坐女监，孤军作战。但她始终与六君子保持着言论、行动上的一致。审判官问史良：“全救大会宣言和纲领是什么？”史良横眉冷对说：“全救大会宣言和纲领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团结抗日”。审判官又问：“你赞成各党各派联合救国吗？”史良大声回答：“凡是中国人，除汉奸卖国贼外，都应该联合一起抗日”。审判官见史良话锋这样锐利，突然以挑衅的口吻问：“各党各派包括共产党吗？”史良从容不迫回答说：“救国会的宗旨是任何党派都要联合，不管它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男女，分的只是抗日不抗日。”审判官紧追不放，接着问：“你们救国会主张的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是不是另组政府？”史良毫不退让说：“政府和政权是有区别的，政府是国家的机构，政权是这个机构发挥的力量。我们主张扩大政权，并不是要另组政府。”审判官气急败坏吼道：“你们主张联合各党各派，这不是共产党提出的口号吗？”史良却微微一笑说：“抗日救国，是全国国民提出的要求，不只是共产党喊的口号”。她说“这好比一家人家，有强盗打进了大门，叫家里的兄弟姊妹们，大家再不要自己打自己了，首先应当联合起来抵杭那些强盗们，这有什么错？”“时至今日，抗日两字，即使你随便去问哪个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法院的检察官是日本人，才会判我们‘救国有罪’！”审判长被问得理屈词穷，但国民觉政府仍不肯无罪释放七君子。“七君子”的合法斗争使反动派无计可施，两次开庭审判都宣告失败。敌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通过们通过杜月笙、钱新之两人来进行劝降活动，向他们提出只要进反省院，前门进，后门出，转一转就算了，并不真正执行。史良等认为，这个方案是对中国人民和爱国人士的侮辱，表示“宁愿坐穿牢底，甚至杀头，也决不接受。”这份正义与自信，在当年已被人们所领略：“史良身着蓝色西装，外翻白领，……且频频向家属席上微笑而频颔其首，发油墨，下作细卷，似新人者，诸人态度当以彼为最从容。”

　　七君子入狱后，宋庆龄、何香凝等人曾多方奔走，设法营救，可是毫无结果。于是，她们与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共同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6月25日，宋庆龄、何香凝、沈兹九、胡子婴、陈波儿等人，联名致函苏州高等法院，甘愿与七君子一起坐牢，“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她们还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制定了《教国入狱运动规约》。7月5日，宋庆龄不顾身体有病，与沈兹九、胡子婴、陈波儿等一行12人，自带行李从上海赴苏州高等法院入狱。在苏州高等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官被宋庆龄等人质问得无言以对，但他有又不敢把“国母”孙夫人收监。

　　“七君子”的被捕及救国会的宣传营救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反响。北平、西安等地举行了援助救国会领袖的示威运动。许多爱国报刊先后发表消息和评议，许多爱国人士发表谈话，对国民党逮捕救国会爱国人士的行为提出质问。旅居欧美和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和国际知名人士也发起援救活动。“七君子”的被捕在国民党内部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在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于右任、冯玉祥、孙科等二十多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对此事件“郑重处理”。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也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将“七君子”无条件释放。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后，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就是其中一项。可见，“七君子”事件也是导致西安事变的原因之一。为营救“七君子”而掀起的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从而使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更加深入人心，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在全民抗战呼声日益高涨的巨大压力冲击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在于1937年7月30日释放了七君子。

　　五、抗战时期的史良与妇女运动

　　从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到“八.一三”全面抗战，中国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即抗日战争时期。要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必须动员全国民众参加，进行持久战。救国会的领袖当时都很强调开放民众运动，发动全民抗战。史良作为妇女界的代表和妇女救国运动的领袖人物，自然十分注重发动妇女参加抗战。

　　史良特别强调要动员全国妇女和男子共同参加抗战，负起救亡图存的任务。她说“我们要了解，我们这次的抗战，是次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在整个民族方面讲，少一个人参加抗战，就减少一份实力。假如忽视了妇女参加，不动员她们贡献力量，无异甘愿毁灭一半抗战实力。所谓民族解放，当然包括男女解放在内。如果仅是男子解放，女子得不到解放，整个民族就讲不上解放。男女同样得到解放，才能完成民族的解放，也只有民族的解放，才足以保证妇女解放的实现”，⑦并多次强调妇女的地位要由妇女自己来争取。因此，动员全国妇女参加抗日的民族解放运动，增强抗日救亡力量，以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妇女的解放，就成为当时妇女运动的主题。

　　史良到武汉后，写了《妇女动员运动中的一点意见》一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她对动员妇女参加抗战的意见。针对某些女界领袖只注重动员上层妇女抗战的偏向，史良提出应当把妇女抗敌的基础建立在大众妇女、劳动妇女、农村妇女的身上，因为她们才是妇女运动的主力。关于妇女动员的办法，她指出：第一，吸引妇女参政议政。各级政府机构里，要吸引相当一部分妇女参加，只〔至〕少要把各部门的门户开放，吸收各阶层的分子，才能代表各阶层的真正意见，达到官民打成一片，而有利于工作的开展；第二，组织联络妇女团体。各妇女团体应迅速联络各方，沟通上下，把贵贱智愚的一切观念打破，首先求得各团体工作步骤的一致，进一步的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促成组织统一，统筹整个动员妇女计划，制定各项工作纲领，分工合作，务使各项工作迅速的在各方面开展起来，以完成妇女总动员的重大任务，从而加入到全民抗战的行列中。⑧上述意见和主张，不仅切中时弊而且触及到中国妇女解放的根本问题，尤其是史良把目光向下，强调发动广大下层劳动妇女参加抗战运动，要求各级政府机构向妇女开放，吸收妇女参加，包含着可贵的人民民主思想，同时也促进了妇女的觉醒，唤醒她们冲破家庭的束缚、舆论的压力，走向社会，走向抗日。

　　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召集全国各地的妇女领袖和妇女代表48人举行谈话会，中共方面有邓颖超、孟庆树；国民党方面有沈慧莲、唐国桢、陈逸云等；救国会方面有史良、沈兹九、刘清扬等；基督教女青年会方面有张蔼真、邓裕云、陈纪彝等。会议决定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扩大，作为全国性的动员领导妇女参加抗战的总机构，妇女指导委员会由宋美龄担任指导长，史良、邓颖超、曹孟君等36人任委员。为了团结全国妇女参加抗战，1938年7月1日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妇指会”）在汉口成立，这是妇女统一战线的组织。该会的主要任务“动员全国妇女, 团结全国妇女和指导全国妇女, 加紧从事抗战建国工作。”⑨该会下设八组一会。下设总务训练、文化事业、儿童保育、生产事业、生活指导、慰劳乡村服务等8个组和联络委员会。其中由救国会人士刘清杨、沈兹九、史良掌管的训练组、文化事业组、联络委员会，其组长和干事基本上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在武汉期间，史良以她卓越的才干和充沛的热情，在联络、组织和动员妇女方面做了大工作，促进了各妇女团体的联合、团结。她指导下的联络委员会，不仅包括了妇女慰劳会、女青年会、儿童保育会代表，而且吸收了16个正式的妇女团体代表参加，与9个团体的妇女工作部建立了工作关系，除联络武汉各妇女团体外，各省的女青年会、63个慰劳分会、17个儿童保育分会以及其他43个妇女团体也在她的领导下，进行抗战建国工作。⑩后来，在重庆更发展到与全国各地多280个妇女团体建立了工作关系。这样，史良负责的联络委员会团结指导各妇女团体，各妇女团体又组织领导广大妇女，环环相扣，层层相接，使妇女运动广泛而深入地开展。

　　妇女业经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怎样有效地发挥她们在抗战中的作用？史良认为应该结合妇女的身心特点及才能、个性适当发挥。在史良等人的督促指导下，广大妇女同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做了大量有益于抗战的工作。如在保卫大武汉中，成立了武汉妇女代表座谈会，中心议题是“保卫武汉妇女应该做些什么？”史良指出最迫切需要做的，首先是救护工作。为此，在她领导下，创办了“妇女救护训练班”、“武汉妇女流动救护训练班”，救护炮火中受伤的战士、民众。还提出了宣传、慰劳、战地服务、协助政府征兵等其他任务，支援了武汉保卫战。1939年“三八”节前夕，发动重庆妇女界开展献金运动。仅“三八”节一天, 即献金63万余元, 累计8天献金139万余元，此事轰动了重庆，受到了政府及各界人士的好评。⑾同年秋，史良又写了《透过寒衣运动的教育与组织妇女工作》一文，掀起寒衣运动的巨浪，为前方将士征募寒衣50万件。1940年春发动20万双军鞋运动，都取得很大成绩。训练组举办了6期妇女干部训练班加上各附属机构训练班，共训练了3296名妇女干部；文化事业组创办了《妇女新运》、《妇女新运通讯》、《妇女文化》等6种妇女刊物，并出版《妇女新运丛书》5种和《壁报资料》、《时事研究资料》等，为宣传民众，动员妇女抗日作出了一定贡献。联络委员会则横向联络在武汉、重庆的各妇女团体，纵向联络各省新运妇女工作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各部、院、会的新运妇女工作队。对其工作进行指导、检查和监督，并通过各妇女团体联席会议的形式邀集各妇女团体研讨和布置工作。从而成为一个沟通各个方面的重要部门，指导了国统区的妇女运动。史良作为其领导人之一，以其在社会上和妇女界的高度威望和卓然才能做出了突出贡献。

　　“皖南事变”后，妇指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进步的骨干力量大为削弱；国民党右派势力大大加强，妇指会已完全丧失了统一战线组织的性质，工作无法顺利开展。为了抗议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史良于1942年退出了妇指会。但她与李德全、刘清扬、曹孟君等妇女界的进步领袖人物仍与中共南方妇委保持着密切联系，共同推进和指导国统区妇女工作，为以后中国妇女联谊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六、推动民主宪政，争取民主权利

　　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的政策重心逐渐由抗战转向反共反人民，其他抗日党派也开始重新受到压制。为了争取民主政治和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巩固团结，以推进抗战，各抗日党派参议员于1939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一致要求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实行民主宪政，开放民众运动，保障各党派的合法地位，有关这方面的提案共有7个。史良除对这些提案表示完全赞同和支持外，还单独提了两个关于妇女的提案：一为《请中央切实改进女子教育以适应抗战建国之需要案》、《请政府从速救济抗敌军人家属以励兵役案》。由于各抗日党派以及部分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强烈要求，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通过了实行宪政案，随后设立了国民参政会宪政期成会，促成宪政。宪政期成会由25名参政员组成，史良是其成员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女参政员。国民党六中全会宣布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因此，当时在重庆、桂林等地开展了宪政运动。史良是重庆妇女界宪政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她还被重庆宪促会推为常务委员。从11月中旬开始，重庆各妇女团体热烈讨论宪政。1939年11月至1940年3月，由妇指会联络委员会主持，重庆各妇女团体先后召开了7次宪政与妇女座谈会，发起妇女宪政运动。她们讨论了“1、什么是宪法；2、抗战与宪政的关系；3、目前人民的教育程度是否能够实行宪政；4、我们所要求的是哪种宪法；5、妇女怎样来推动宪政”等五大问题。史良多次主持大会，并做重要的发言或总结。提出了妇女在推动宪政运动中如何争取参政权问题，一方面政府要保证国民大会中有足够的妇女代表，至少应有20%-30%的名额；另一方面妇女自身要参加竞选运动，竞选“必须有各界妇女参加”，“必须建立在群众基础之上”。⑿由于史良为维护妇女合法的参政权利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必要的斗争，“于宪政期成会时，曾在二十四位男会员，对一位女会员之恶劣比率下”，“结果居然通过了国民大会这特设妇女代表名额一项”。⒀

　　1940年秋，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重庆的一些抗日党派也受到压迫，被视为“共产党”尾巴的救国会，自然首当其冲。救国会领袖沈均儒、邹韬奋、史良等在争取实现民主宪政所表现出鲜明坚定的立场，使蒋介石十分恼恨。在1942年7月国民政府公布的第三届参政员中，救国会参政员全部被除名。1944年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召开时，也未恢复他们参政员席位。此时救国会处于最困难时期，史良决定继续从事律师工作，以保障人权，推进抗日民主运动。

　　在1944年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再次遭到重大的失败。战场的失败和政治上的腐败，激起人民的极大不满，强烈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立即实行民主宪政，国民党统治区再次掀起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潮。沈均儒、史良等救国会成员是这一运动的积极鼓吹者、推动者。史良针对现实就民主宪政、民主涵义、妇女与民主等问题, 发表了不少精辟的见解。由于史良对深受压迫的广大妇女寄予深切同情，她始终把争取妇女的民主权利和人格平等，当成自己的首要任务。她认为首先要争取人格上的平等权。“民主是‘我是人’，‘大家是人’，我们妇女说‘我们妇女也是人’”，我们现在不能再做驯羊，我们是人，有人的人格”，“我们要争取真正的民主不要做国家的奴隶。我们要把国家造成乐园，不要把国家造成自己的牢监！”⒁其次指出1945年妇女工作的目标就是争取民主。她说“近年来政治上的腐败，经济濒于崩溃的地步，军事上的失败，总而言之，就是没有民主。”“只有民主，才能团结，才能永久和平”。“要民主，不仅仅是自上而下，而要自下而上，大家共同来做民主运动，要各党各派，共同解决国事，一个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更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要大家共同来管理”。这个“大家”自然包含着占人口半数的妇女，这个“管理”就是参政，当然包含着妇女参政。史良深信没有妇女的参政、没有政治的完全民主化，就没有妇女的独立人格和解放，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纵观史良先生在救国会的经历，可以说她是无愧于“女中豪杰”、爱国民主斗士称号的，正如1937年出狱后她写下的题词那样“我们要从奋斗牺牲中争取和平与生存”⒂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民盟上海市多党合作理论与盟史研究会会员，民盟卢湾区委副秘书长。）

　　参考文献：

　　①《救国会史料集》，第68页

　　②《上海妇女救国联合会宣言》，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编《上海抗日救亡运动资料选编》，1985年6月，第249页

　　③《救国会成立宣言》

　　④《救国会言论集》，1937年5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印行

　　⑤《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推派代表赴京请愿经过》，救亡情报，1936-7-26

　　⑥周天度. 救国会[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21页。

　　⑦《今年“三八”纪念中的特殊任务》《新华日报》1938.3.8

　　⑧《妇女生活》第5卷第8期，1938.12.5

　　⑨⑩《目前的妇女救亡工作——史良女士访问记》《新华日报》1938.8.3

　　⑾《新华日报》1939.3.6

　　⑿《史良先生谈妇女竞选运动》，《新华日报》1940.3.31

　　⒀《宪政月刊》第5号，1944.5.1

　　⒁《现代妇女》第5卷第四期之《妇女与民主》1945.4

　　⒂1937年8月时代文献社出版的《救国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