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杨俊生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造船厂。为了让中国人扬眉吐气，年轻气盛的他给这家不大的工厂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大中华造船厂机器厂”。

　　1932年初，就在杨俊生将大中华船厂迁至复兴岛，开始修造厂房时，淞沪抗战爆发了，船厂被日军侵占。同年3月，中日停战会议在沪举行，杨俊生立即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苍松交涉，要求归还工厂。经村井联系，日军司令部同意归还，但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杨俊生本人去司令部面谈一次。翌日清晨，在村井总领事的陪同下，杨俊生来到了日军司令部，接待他们的日军参谋长喜多诚一。见面后喜多诚一的第一句话便是：“为什么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总是抗日？”杨俊生镇定自若地回答：“那是你们日本人的教育好。”望着目瞪口呆的喜多，杨淡然一笑，接着说：“日本的学校总是教育要忠君爱国，这忠君爱国，自然是各忠其君，各爱其国。中国虽无君，国犹在。如果留学日本的中国人都成了汉奸，那才是日本教育的耻辱……”话音未落，喜多即大声嚷道：“知道了，知道了！”又问日中关系用何种方式才能改善，杨俊生说：“只有日本方面改变对华政策，中国人一向爱好和平，讲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喜多听后沉默不语，后下令立即撤出中华造船厂。

　　6年后，正当摆脱破产危机不久的杨俊生开始重振旗鼓时，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杨俊生立即派中华造船厂的部分职工赴湖南湘潭建立分厂，并打算建筑湘江大桥援助抗战。不料因日机轰炸，运输中断，工厂不能开工，大桥亦无法修建。杨俊生只得让职工将机器埋入地下返回上海。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日本大举进攻上海，中华造船厂又被日军侵占，杨俊生被迫离开朝夕相处的工厂。日方以归还工厂为条件，要挟他就任江南造船所所长，杨俊生断然拒绝。不久，时任自然科学研究所所长的日籍学者新城博士突然登门拜访，再次要他出任江南造船所所长，杨俊生义正言辞地说：“先生身为教授，且为本人先辈，应爰后辈以德，不应劝人背叛祖国。”一席话，说得这位新城博士面红耳赤，悻悻而去。日寇见直接要挟劝说不能成功，又转向杨俊生夫人西村郁子予以重赂，企图由她说服杨俊生。这位毕业于师范学校的日本女子以让杨出任所长有损家庭和女儿的前途为由，一口回绝。从此，日本宪兵和特务变成了杨家的常客，为避免麻烦，杨经有人介绍，拜静安寺主持持松法师为师，皈依佛门。汪伪政府成立后，周作民又邀他担任伪中央储蓄银行副总裁，杨借口“已皈依佛门，不问世事”，坚持不就。那时的杨俊生每日身披袈裟，念经拜佛，日伪方面以为他已入空门，完全消沉了，其实他十分清醒，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热爱的造船业，常常阅读专业书籍，并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