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七大，制定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立即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于1935年8月1日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发表，因此也称《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改变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了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个宣言很快传到国内。中共政策的转变，使时任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的张东荪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对中共也有了新认识。

　　然而，令张东荪愤慨的是，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和高压政策，这样重要的事件竟没有引起社会各界和各党派的应有重视。张东荪稍后在解释为什么自己最先出来响应《八一宣言》时说：“我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是因为这件事在思想界与相当的关系。亦可以说，我认共产党的转向是最近中国思想界上一件大事。但各报各杂志从无论到。这未免是一种卑劣心理的表现。我因为没有人来说话，所以才特别多说几句话。”于是，张东荪率先在《自由评论》上发表了《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响应中共的《八一宣言》。

　　《自由评论》是由当时思想文化界影响很大的胡适、罗隆基等人在北平创办的自由分子的喉舌。张东荪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反响，也引起了中共北方局的重视。此时，刚从陕北到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认真阅读了张东荪的文章。他一方面对张东荪同情和赞同中共主张的态度表示欢迎，另一方面又感到张东荪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不只是代表先生个人和贵刊；而是中国许多人和朝野各党派在实行全国大合作以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所共同感觉到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公开的答复先生；并要求先生作更进一步的研讨”。4月13日，刘少奇化名“陶尚行”，给张东荪写了一封长信。张东荪敏锐地感觉到，“陶尚行”绝不仅仅是一般的共产党的同情者，而是一位中共北方地下党的负责人。刘少奇在信末对张东荪说：“望先生将这封信在贵刊上发表，并在贵刊上答复我。”张东荪认真思考后，决定吧此信交给《自由评论》发表，因为感到自己“对于这个问题没有什么话可说了”，就不预备作答复。在张东荪的努力下，刘少奇的信很快被冠以《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的题目，略做删节，发表在《自由评论》第22期上。

　　刘少奇的信发表后，张东荪又收到了署名“许君”的信，对刘少奇信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批评。1936年5月17日张东荪在病中写了《从教育的意义上欢迎共产党的转向》，1936年6月，张东荪又发表了《关于陶许两份信的感想》，坚持认为中共的方针是转向了、“忏悔了”。但他强调指出，中共转向的意义在于纠正了过去的“左”倾教条，表明中共也是赞成民主的。他对中共党内的“左”倾分子提出了激烈批评：“只是一批自命为时髦的左派同情者，他们因为怕被骂为落伍，于是拼命地讲辩证法与马克思，其结果徒害了一班无知的青年。现在共产党转向了，很可以给这一班心想出锋头的先生们一个重大的打击。使人知道公理自在人心。民主与自由是人类普遍的要求。唯心与唯物只是哲学上的观点。而与政治社会没有直接的关系。你们讲辩证法与马克思本想有以见好于共产党，却不料共产党反而承认思想自由（与辩证法相反）与民主政治（与一党专政相反）了。所以这个共产党的转向是值得我们考虑与称赞的。”再次表示拥护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从张东荪所发表的这几篇文章看，张东荪对中共的态度有了一定改变，开始由过去一味的批评和攻击转变为欢迎并赞同中共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这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但是，张东荪基本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立场上阐述观点的，在要求抗日与民主的大目标上与中共相同，但所赋予的内涵并不一样。从张东荪对中共的批评、建议和忠告上看，他存在着让中共改变方针政策、接受一些民主思想的意图。对此，他后来在检讨此时期的思想时说：“九一八起，有好几个朋友，例如蓝公武，告诉我，共产党也主张民主，北伐以后，压迫我的不是共产党，只有国民党，由此，我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才有了一些改变，可是，我不了解共产党，我还希望共产党吸收一些旧民主，所以，我在自由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建议联合抗战。”

　　通过对中共《八一宣言》的评论和与“陶尚行“的信函往来，张东荪对刘少奇领导的中共地下党增进了了解。1936年底，刘少奇对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张东荪的抗日态度逐步明显，是中共团结和联合的对象。此后，张东荪曾通过彭泽湘与共产党联系。彭到延安，并带回了毛泽东给张东荪的亲笔回信。不久，北平地下党派王定南（又名王伯高）负责与张东荪进行秘密联系。关于与中共的联系，张东荪在1952年曾说：“抗战前夕，日本人的侵略一天一天猖狂。我和张申府、许德珩一些人组织了一个救国座谈会。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主张联共抗日，过了几天又一个署名陶尚行的给我一封信，非常赞同我的看法，这位陶君我一直不知道是谁，直到解放后有次和刘少奇谈起，他说就是他。这是我与中共关系的开始。那时我们的确希望能与中共取得联系，于是我们救国座谈会派了一位叫彭泽湘的去延安。他回来时给我带来一封毛主席的亲笔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