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抗日救亡成为全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生死已到最后关头”，“我们再也不能忍受”，这些当时流行大江南北的抗日救亡歌曲的歌词，集中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北平学生“一二九”运动的爆发，昭示着中华民族新的觉醒和怒吼。和“一二九”运动发生的同时，上海文化界的爱国进步人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等人，也发起救国运动。然而上海第一个成立的却是妇女救国会，它的主要领导人就是史良。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学生爱国运动的勃兴，史良学生时代的那火热的爱国之心，又开始燃烧了。

　　在“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和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的影响与推动下，12月中旬，上海市一些妇女文化团体如中华妇女同盟、妇女生活社、妇女园地社、妇女大众、妇女文化协会、妇女新天地、微明社等，以及上海妇女届的爱国人士史良、陈波儿、邓裕芝等，即开始筹备妇女救国会。在一次筹建上海妇女救国会的小型集会上，史良慷慨陈词：说4年前“九一八”事变时，敌人侵占我国东北，现在又进而夺取华北，国难深重，民族危亡，我国的内政外交，受人控制，还能叫国家吗？愤怒火焰早已在我心中燃烧。她那悲愤的、火热般的爱国主义激情，打动了全体与会者的心。史良是上海的大律师，如上所述，她在学生时代就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热心妇女解放运动。特别是执行律师业务后，爱憎分明，敢于冒着生命危险，挺身而出，为营救受迫害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而努力奔走的事迹，早在妇女界广为传颂，享有崇高的声誉。因此，大家一致推选她主持上海妇女救国会的成立大会。

　　21日下午，上海妇女救国会在北四川路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与会的女学生、女教员、女职员、女医生、女护士、女律师、女工人及家庭妇女共千余人。大会推选史良、何香凝、沈兹九、王孝英等7人为主席团，史良首先致辞并报告筹备经过。她身材高大，声音洪亮，发言充满信心和力量：

　　诸位：任何人都知道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三种要素构成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民可以受压迫，任人残杀；土地今天被割去一块，明天被人抢去几省；我们的内政外交，没有一件不受人家的强制，人家的干涉，还能叫国家吗？我们居人民半数的妇女，还能装痴装聋躲在家里过苟安的生活吗？我们看，菲州的阿比西尼亚，被文明国家最看不起的一所谓“黑奴”的一个小国，他们这次受着意大利帝国主义的压迫，却在那面拼命反抗，奋斗杀敌；他们的妇女，不但代男子做任何苦工，并且也有和男子一样的英勇抗敌。我们二万万的妇女，难道没有力量如她们吗？难道甘心在家里期待亡国奴的生活来临吗？不！决不！今天我们上海各妇女团体和各妇女个人，在此地总集合，就是我们中国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始。

　　大会结束，史良带领大家出发游行，游行队伍以“上海妇女救国会”的白色旗帜为先导，4人一排，手挽着手，由四川路经南京路、西藏路、浙江路、宝山路抵天通庵，高呼抗日口号，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沿途络绎参加游行的达万余人。一位这次示威游行的参加者事后描述说：“大概在午后五点钟左右吧，我们的队伍又全部出动了。‘打到××帝国主义！’‘打倒卖国汉奸！’‘反对华北自治！’‘反对秘密外交！’一声声的革命口号从那成千的妇女大众的娇亮的喉咙里发出来，又凄厉又悲壮，如针尖刺戳一般刺激我的泪腺，我的酸楚的热泪终于盈眶了！……夜色笼罩了大地，北风加紧的怒吼着，路灯愈显得微弱暗淡，可是冷不了这成千的男女大众沸腾到极点的热血。呵！的确，悲壮激昂的呐喊声，连奔带跑的步伐声，愤慨汹涌的热情，澎湃沸腾的热血，使我们完全忘记自己了！”“妇女们救亡的热情和热血也不亚于学生哩！民众同情于救亡运动的情绪也不后于学生和妇女哩！谁说中国民气已经消沉了！谁说中华民族甘心愿做亡国奴！”

　　著名的女记者彭子冈怀着对史良敬仰的心情，在一篇文章中追忆说：

　　史良这个名字曾激热地响在群众口里，曾有多少双眼睛注视着听她发言，曾有多少个脸子对了台上的那个诚恳的脸子腾了欢跃，像是要由她得到一些群众所靠得住的话语。

　　人们的欢呼与鼓掌所拥上台去的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影子。这高高大大的影子挥动着双手，安详然而热情的话镇慑住了群众的狂风吹树叶般的情绪，把大众的四散的提议整理起来了，会场里安静下来。

　　之后，那穿着暗色旗袍的高大的影子又出现在游行的队伍旁边，她前前后后跑跳着指挥着大队——不，是被大队指挥着。就那样，这个面影深深地印在人心上了。

　　面影的细部不必说了，总之，就是一个庞大的，、能给你一点热力的面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