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9-23 09:45
1935年12月12日，沈钧儒和马相伯等28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沈钧儒是这个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也是宣言征集签名运动的发起者。胡子婴在《悼念沈衡老学习沈衡老》一文中说：“‘一二·九’运动之后的三四天，当时上海各界人民为抗议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学生的爱国运动发表宣言（即上述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开展广泛签名运动。签了名交给谁呢？我听说这次签名运动是一位沈钧儒律师发起的，我从电话簿里查到了他的电话，约他在上海重庆南路一家名叫胜利饭店的餐馆里见面。我不知道他是青年人还是中年人。宣言没有发表之前的一切活动是秘密的。当时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我约衡老是冒昧的，衡老赴约是冒险的。当我在胜利饭店里焦急地等待的时候，我想这位律师也许怕冒险不会来赴约吧，但是出乎意料的他竟然来了，更出人意外的他是一位长髯老者。这样高龄，又是一位社会闻人，还在冒着危险干革命，使我感动，给我很大的鼓舞。他见我既非学生，又非女工，是一个家庭妇女，交给他的是签满了名的油印宣言，也有点使他意外。从此，凡是有什么救亡活动，他总是约我参加，我在他的指引下投入了救亡运动。”
为发动上海各界民众奋起救国，沈钧儒等人决定将原来的小型秘密聚餐会转入公开活动，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2月27日，上海教育、新闻、出版、电影、戏剧、法律等文化界知名人士300余人，在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召开大会，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由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等9人组成主席团。大会通过了文化界救国会章程和《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重申坚持第一次救国运动宣言中的主张：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政治主张。同时还要求政府纠正目前各地当局的失态，严惩各地摧残救国运动的负责长官，取消对爱国运动的戒严令，撤销新闻检查制度，新闻封锁。宣言对于全国的文化工作者，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号召全国文化界联合组织救亡的统一阵线，领导民族解放运动。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全上海救亡运动的发展，各种救亡团体迅速成立。在此之前，有史良、陈波儿等发起，于12月21日成立的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在此之后，有沈钧儒、周新民、潘大逵等人发起的国难教育社，以及章乃器、李公朴等人成立的上海著作人协会。此外还有上海市小学校救国联合会、上海学术界救国会、上海电影界救国会等等。文化界救国会是上海救国运动的领导核心。由于沈钧儒长期从事救国工作，再加上他又是经验丰富、品德高尚、受人尊敬的长者，他很自然地成为救国运动中众望所归的最重要的领袖人物。从此以后，沈钧儒的名字就和救国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800余人举行纪念淞沪抗战4周年大会。会后，与会代表在主席团的率领下，列队步行至庙行镇公祭淞沪抗战无名英雄墓。游行队伍出发时，沈钧儒从主席台上一跃而下，不慎跌了一跤，但当章乃器等人赶过去搀扶他时，他却已经站起来，奔向队伍，并走在队伍的最前列。从市商会到庙行，来回四五十里路，沈钧儒以年逾六旬的高龄，和代表一道，沿途高呼口号，高唱抗日歌曲，精神抖擞，步履稳健，毫无倦容。从此以后，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的群众爱国游行，走在队伍最前头的，总是这位身材矮小，胸前飘洒着美髯，步履沉着坚定的爱国长者。
沈钧儒以极大的热情和爱国精力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的热烈的爱国精神和行动，受到人们深深的敬仰。和沈钧儒一起发起组织救国会的陶行知，1936年7月13日写了题名为《留别沈钧儒先生》的一组诗，热情歌颂沈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并表达自己对他的钦仰心情：
（一）
老头！
老头！
他是中国的大老，
他是中国的领头。
老头常与少年游，
老头没有少年愁。
虽是老头，
不算老头。
（二）
老头！
老头！
他是中国的大老，
他是同胞的领头。
他为了中国得救，
他忘了自己的头。
唯一念头，
大众出头。
（三）
老头！
老头！
他是中国的大老，
他是战士的领头。
冒着敌人的炮火，
要报四十年的冤仇。
拼命争取，
民族自由。
（四）
老头！
老头！
他是中国的大老，
他是大众的领头。
他为老百姓努力，
劳苦功高像老牛。
谁害老头，
大众报仇！
陶行知在注释中写道：“沈钧儒先生六十三岁，在上海领导民众运动，比少年还要英勇，参加游行，走四五十里不觉疲劳。今年‘一·二八’到庙行祭沪战无名英雄，我曾追随沈先生参加游行，很受他的精诚感动。现读《永生》第十四期，见一照片，知为今年公祭五卅烈士之影，前排有一老少年，仔细看来，知道是先生，恨不得飞去参加。回寓即想写一首诗送先生，籍表谢意，但行色匆匆，诗思不定，到新加坡前一日方才写成。现飞奉清览，并致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