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3-20 10:18 作者:王海波
1月22日清晨,当我离开家门,前往机关的那一刻,多年关心指导过我的翁曙冠先生走了……
29年前的1月7日,我走进了民盟市委机关的大门。那个时候在我眼里,民盟市委所在的荣家老宅是个天堂。精致的洋房,彩色的玻璃,柚木的地板,名人的字画。这一切,让我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但很快,这种感觉烟消云散。日复一日的单调工作,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让我不知所措。回想起来,翁老惊若仙人的面容和如沐春风的慈祥是那个寒冷冬季里让我心暖的亮点。
至今,我还记得1988年上海的甲肝风潮,我是不幸中弹者。在我卧床休息之际,翁老来了,一脸慈祥坐在我的面前,嘘寒问暖。那时我不过是个刚到而立之年的小科员,翁老年近七旬,又是民盟中央常委、民盟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对我来说,1989年是难忘的一年。那一年,民盟市委为陈仁炳先生举办八十寿辰座谈会。我第一次给出席会议的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茅志琼撰写讲话稿。那段日子,我和翁老多次接触,他既严谨又亲切的工作作风给我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
1992年5月21日,翁老把我叫进了他的办公室,要我为他写一篇出席黄炎培故居开放仪式的讲话稿。这是我第一次为翁老写稿,我花了点功夫,把黄炎培当年的开发东方大港和建设浦东的言行写进稿子。第二天,我把讲话稿放在翁老的办公桌上。不一会儿,翁老径直走进宣传部,站在我的面前,双手作揖,说:“海波,谢谢你。谢谢,谢谢!”二十多年过去了,翁老作揖道谢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
多年来,不时有人对我从事民盟历史研究提出异议,甚至指着我的鼻子说:“你怎么老是研究死人?!”在我处境艰难的时候,翁老关心着我。2004年6月10日,我接到翁老打来的电话,说《上海盟讯》第三版署名“时鸣”的文章写得好,有考证、有见解。当我告之“时鸣”是我的笔名时,翁老高兴地说:“好,好!什么硕士、博士,边干边学,坚持下去,你就是专家。”2005年夏,我把多年来撰写的文章汇集成册,出了一本《追根寻源话民盟》。9月2日,翁老来民盟市委,特地来看我,语重心长地说:“你的书我看了。你把工作当成了事业,这是一种境界。”2006年是民盟上海市组织成立六十周年,领导决定出版书籍和画册。那一年,是我最难熬的一年:父亲卧病在床,母亲身患绝症,女儿参加高考。为了准时完成书籍画册编纂任务,我加班加点,甚至夜宿办公室。6月底的一天,当我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中,突然接到翁老打来的电话:“海波,你的孩子考得怎么样呀?”瞬间,泪水夺眶而出……
1月26日下午,我和伟国搭乘鸣放的车前往龙华,和翁老告别。平时拥堵的道路出奇的畅通。望着翁老消瘦的面容,心中涌动着痛楚。翁老走了,但他如沐春风的待人之道,永远印刻在我们的心里。但愿,这如沐春风,成为一种常态,温暖每一个盟务工作者的心。行文至此,突然有了一种冲动。于是做诗一首,以致纪念:“海棠花红松柏青,荣宅庭草年年绿。如沐春风音容在,仙人已驾白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