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偶然机会，看到《苏姓文化》纪念苏步青先生110周年专辑，引起我深深感怀。抗战时期苏先生是浙大广西总校的数学系教授，我是浙大龙泉分校中文系的学生，本不相识。因苏老爱好诗词，与龙泉分校郑晓沧、夏承焘等老师有诗词往来，把我这个爱好诗词的学生也带进去了。我有一首《好事近》，引起了他的乡思，并得到他的和作。但后来因专业不同，也无往来。

    1979年我编《语文学习》，去访问他，他知道我就是当年那个女学生施亚西，话匣子就打开了。原来在遵义湄潭时，苏先生和我舅父很要好，不过我舅父不是学者教授，是总务长，又是单身去内地，和苏先生算是大同乡，很关心苏先生的生活，所以见了我，引起他很多怀旧的话。

    1986年，我编了一本《我和老师》。我去拜访苏老，苏老说：“有人把教师比作红烛，有人把教师比作园丁，这都还不够恰当。红烛燃尽，它的光亮也就熄灭了；园丁培育花朵，也只不过供人观赏，而教师的业绩却是继往开来的；他们的学问、技术将被学生传下去，他们培养的人才将为祖国的建设事业输送一批批生力军。在社会进化的长河里，教师的影响是深远的，教师的功绩是永存的。”苏老还谈到他自己学习语文和数学的体会。他说：“幼年在农村读私塾，读的都是古文，根本没教过数学。后来到城里读中学，初二时才有一位从日本回来的老师教我们数学，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因为我的语文在小学时就过了关，老师都说我的作文像《左传》文笔，诗词也是从小喜欢的。所以我永不者在语文上多化精力，而可把时间多用在数学上，进步很快。”他又说：“现在小学生的数字太难了，没必要。数学的思维特点是，孩子不到一定时候，你再教他，逼他，他还不一定能领悟，但到了一定时候，你只要稍一点拨，他就懂了。”这也是很宝贵的经验，符合孩子大脑思维能力发展的规律。因为孩子的大脑总是形象思维和记忆能力发育在前，而逻辑思维和理解能力发育较迟。

    在《苏姓文化》上，看到先生对米子师母的简介，虽只寥寥数语，也催人泪下。抗战时期，师母随先生西迁，那时的生活，先生只用“历尽艰辛”四字概括，我可用两件小事来说明艰辛的程度：1979年我访问苏老时，苏老说：“在遵义时，什么都没有，生活很艰苦，幸亏你舅舅用木头给我做了张桌子、凳子，可以用来吃饭看书……”虽未必“家徒四壁”，也可见简陋贫困到如何程度了。有一位在湄潭读过书的校友曾和我说：“一到放暑假时，有一位工友，也是浙江人，到我们寝室来。说‘先生们（那时工友叫学生也叫先生），你们有什么不要的旧衣服被单，请留下给我。’还悄悄说，这是拿去给苏师母垫鞋底的。（抗战时教授工资很低，苏先生孩子又多，买不起鞋，要师母自己做。这绝不是师母向他要，是他看到师母的艰苦很感动而主动想帮助师母解决困难。先生和师母都不知道的。）”这事我一直没有和人说起过，怕人笑苏先生太寒酸了，给他丢脸。其实现在想起来，这有什么可笑寒酸的，它很典型地说明了当时中国教授的清贫困苦，也说明了师母的勤劳贤慧，令人敬佩。这种情况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更不要说能忍受这样的艰辛了。

    想不到久已尘封心里的往事，会因偶然读到这期《苏姓文化》而被勾引起来。悠悠岁月，遥念往事，令人不胜神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