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从现在基因技术的迅猛发展势头来看，此话不假。这是一个正在跑马圈地的时代，所幸，中国这回没有错过。这要感谢一位世纪老人的真知灼见，要从一纸分量十足的万言书说起。

20世纪90年代，“人类基因工程” 计划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基因的研究和开发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基因的密码被解读，进而投入生物制药，产生的科学价值和经济效益难以估量。从计划启动之日起，美国、日本和欧洲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基因专利争夺战。谁拥有专利，就意味着就能在国际上获得垄断基因产业的“王牌”，就能拥有今后基因开发的庞大市场。正因为如此，某些企图垄断人体基因资源的国家，不但大量将阶段性研究成果及时申请了专利，还千方百计地在中国搜集人类基因组原始材料。

1996年，美国健康研究院在中国进行“中国人气管感应与肺功能的遗传因素”研究，该项目在安徽农村地区大量采集血样带回本国进行基因研究。根据报道，有一个家族100多口人，几代人都得了家族性哮喘病，血样被非常廉价地抽取后传播出去。类似这样使我国人类基因遗传资源严重外流的现象，引起了我国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的关注。对此，他深感忧虑，开始思索保护中国人类基因。

1997年7月18日，时任民盟中央名誉主席、民盟上海市委名誉主委的谈家桢在考察过一些生物工程企业之后，提笔就“中国基因工程研究产业化现状和对策”致信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呼吁“保护我国人类基因资源，积极参与跨世纪的基因争夺战；制定政策，营造环境，加快我国基因工程药物产业化进程”。

在洋洋洒洒上万字的信函中，他说：“如果中国没能拿到自己的专利基因，那么，在下一个世纪中，我国的生物工程产业，特别是医药行业，很有可能会像当年的‘北洋水师’一样‘全军覆没’！到了那时，除非我们用巨资向别人购买专利，否则的话，就没有权利生产这些生物药物！”这句话讲得很重。当时我国在制药方面还处在模仿别人的专利，或者是等别人的专利过期的阶段。长此下去，加入WTO以后该怎么办？还能如何立足，与别人竞争？这是实实在在的危机。

为此，谈家桢在信中提出了两点建议：一、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我国人类基因资源；大力开展宣传，使更多的人了解保护基因资源；组织攻关，加大投入，加速我国人类基因的研究。二、制定政策，营造良好的环境，加快我国基因药物产业化进程。大力提倡科教企三结合，鼓励企业投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这一纸万言书分量十足，7月22日，江总书记在信函上作了批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得珍惜我们的基因资源。”他认为谈家桢的意见是十分恳切的，建议中央有关同志认真研究一下，提出解决的办法。李岚清、宋健、彭佩云也都做了详尽的批示。一纸万言书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批示形成的冲击是全方位的，此后，从科技部、卫生部到中科院，从863计划到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从北京到上海，相关部门都迅速行动起来，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对策。也促使一批在国外第一线从事生物尤其是基因研究的科学家相继从国外归来，加入到了中国人类基因组研究的行列。

1998年3月4日，在科技部、上海市政府及浦东新区大力支持下，由上海地区六家重要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共同发起成立上海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谈老出席成立大会,并为研究中心揭牌。如今，作为国家在人类基因组研究开发领域的重要基地，该研究中心始终处于国际基因组学研究的科学前沿，积极参与人类基因组测序和基因识别的国际竞争与合作，同时也促进了我国生物医药行业的快速发展。

作为我国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之一，谈家桢把“基因”一词带入中文，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遗传学专业，他的七十年心血，换来了中国现代遗传学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兴盛之路。作为民盟的杰出领导人，谈家桢胸怀天下、关心国事， 90高龄仍然保持着高度敏锐，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他的爱国热忱和真知灼见，受到几代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重视。

谈家桢为推进我国的多党合作事业发展尽心竭力，这一纸万言书，体现出他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对民主党派成员是一种很好的教益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