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恬逸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理论学家的沈志远先生，同时也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筹建人之一。他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的传播，在学术研究以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始终追求进步。

沈志远先生1925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上海市主任委员等职。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传播史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历史中，都留下了值得铭记的贡献。

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沈志远先生的生平、思想研究仍不够充分，[1]本文拟从沈志远先生的两篇传略出发，结合其他资料，对其早年一些活动作一粗略考察，稍加补充，冀能抛砖引玉。因时间仓促，学力有限，不当之处，还请大方指正。

 

一 早年经历

 

据沈骥如《卓越的马列主义传播者——沈志远传略》（以下简称《传略》），沈志远1902年出生于浙江萧山，原名会春。1913年11岁至杭州，入浙江第一师范附属模范小学，1916年升入省立一中初中。因参与“五四”运动，被学校劝退。后至交通大学附中继续求学，并结识了时就读于大学部的侯绍裘。1922年，沈志远中学毕业，无力升学，回绍兴，在其叔父沈肃文任校长的绍兴第一中学教英文。不久，因绍兴封建势力顽固，学校宣告解散。1924年8月，沈志远至侯绍裘主持的松江景贤女中教书。

沈志远的早年经历，相关材料不多，但仍有一些可补充。

沈志远进入入交通大学附中后，在校内相当活跃。求学期间，他加入了“南洋学会”[2]，同时亦积极在校刊《南洋周刊》上发表文章。1922年，他在《南洋周刊》第二卷第四号发表译文《青年与事业》，此文译自美国《成功》杂志（The Success）上马尔腾博士（Mr. Marden）的《Are you Building Status of Snow？》一文，要青少年勿求安稳，应尽力发挥自己最大能力，挑战自我。选择翻译这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青年沈志远的壮志雄心。

沈志远在故乡绍兴的短暂教书经历，《传略》所述略有问题。

其叔父沈肃文[3]所任非“绍兴第一中学”校长，他出长的乃是绍兴第五中学。显是因为绍兴第五中学后改名绍兴第一中学而致此误会。[4]

1923年，沈肃文出任绍兴第五中学校长。同年8月8日，即起驱沈风潮。据《绍兴人民革命史》，“1923年8月8日，从上海调来绍兴五中读书的青年团员针对该校校长擅用私人、乱撤教员、压制学生的情况，联合五中学生骨干宋德刚等人，发动全校学生联名向报界揭露该校校长劣迹……”学潮持续至1924年1月21日，以沈肃文辞职结束。[5]“驱沈”原因，陈觉民在《刘大白先生之生平》中，认为是因“（沈、刘）接办五中后，整顿校务，把暮气沉沉的老教员辞退了十余人。这十几位老师都是绍兴本地人，于是托亲挽友向沈、刘说情，但大白他们认为办学一定得破除情面，一切请托都失败了。这件事不但解职的教员们心怀怨恨，连说情的士绅们、县议员们也对他们发生不满了。第二个学期，在校外人士的策动下，校内部分学生发生了“驱沈风潮””^[6]。沈志远的去职，显然与叔父有直接关系。但沈肃文离任后，学校并未解散。

沈志远至景贤女中任教时间，《传略》称在1924年8月，而《侯绍裘烈士生平大事年表（1896-1927）》则说是1923年9月，相差有一年。[7]这一史实，有待进一步考证。

二 任教上大附中

1924年9月，军阀卢永祥、齐燮元开战，波及松江景贤女中，学校被迫延迟开学。年底战事又起，学校只得搬迁上海。初级中学部分学生并入上海大学附中。[8]侯绍裘也于1925年2月22日，受聘任上海大学中学部主任。沈志远应该是在这一时期，随侯绍裘入上大附中。

沈志远在上大附中担任职务，《传略》称为“副主任”，据多位上大附中教师回忆，应是事务主任兼任英文教师。[9]事务主任负责“会计、庶务、图书、购置、保管、杂务、及一切事务，纯属于大学校务处”[10]，与教务主任、训育主任共同构成学校的主要领导层。沈志远在上大任教期间，与侯绍裘、黄正厂等老师都住校内，常与学生在一起。[11]据黄旭初回忆，五卅运动后，“附中主任仍是侯绍裘，但此时他带了张闻天、叶天底等去苏州接办乐益女中，常在苏州，附中校务由副主任沈观澜主持”[12]。他可能是在这一时期升任副主任的。

上海大学原为王理堂创办的“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1922年学生发起罢课风潮，驱逐王理堂，改名上海大学，聘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邵力子任正副校长。此后众多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来校执教，学生多富革命热情，积极参与政治，为中共培养了大批干部。当时，上海大学内共产党与共青团均十分活跃，附中同样如是，老师多为共产党员，学生则多是共青团员。附中教师侯绍裘、萧楚女、钟伯庸、黄正厂、高尔柏等，均为共产党员。

在这样的环境中，年轻的沈志远“又结交了一些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朋友，深受《新青年》、《向导》、《觉悟》等革命报刊的影响”[13]，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

据《传略》，沈志远是在1925年上半年经侯绍裘介绍入党的。根据这一时期中共的会议记录，在“五卅”之前，他应已入党。1925年5月28日，在中共为游行召开的联合会上，决议指定同志“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向学校宣传”，“印行传单”，指定的同志是“方闻、沈观澜、徐伟、（梁栋，南方）贤江、亦湘、吴稽天、绍裘、昌时、蔡鸿干”。[14]五卅运动前上大支部党员不多，1925年5月统计为25人，而名单中并没有沈志远的名字。[15]原因有待进一步考证。这可能是因为其组织关系并未编在上大支部，当时是有这样情况的。[16]

另上大附中教师黄旭初回忆，“上海大学共产党支部直属上海地委，附中党员划成一组，组长即侯绍裘。侯绍裘介绍沈观澜入党时主持过小组会外，就很少开会了”[17]。

其时，沈志远在党内还是一个新同志。五卅运动后，他开始在支部担任一定领导工作。

1925年12月的《上海区委关于基层组织情况调查表》显示，上大支部书记为高尔柏，沈志远、韩觉民担任组织工作。[18]黄旭初亦回忆，五卅运动后，“附中党员分为两个小组，我参加的那个小组，组长是沈观澜。……党的组织生活比以前健全些，支部会、小组会还不常开，但不象过去整月不开会。开小组会主要是阅读中央指定党员应读的书刊上的文章”[19]。

“五四”运动激发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进而投身政党，“学生每以入党为荣”；而政党亦从中意识到学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重要政治资源。当时，国共二党党员主体都来自“五四”知识青年。小知识分子，因其接受过一定教育，对社会承认的期待和向上爬升的愿望非常强烈；不愿认同于普通民众和甘居社会下流，但知识、学力和能力又无法在竞争激烈的城市中谋得一个相当的职位。“他们一方面因自身前途渺茫和社会地位不稳定而产生莫大的心里失落，同时又因目睹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败落和衰颓而心怀不满。这双重的失意、焦虑、无望乃至绝望，使他们很容易被某种意向高远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的意识，自然也最易在这一处于游离状态的知识青年群体中孕育而生。”[20]

年轻的沈志远加入中国共产党，应也不乏此种心理动机。

同样，还可注意到，在当时国共合作的背景下，沈志远不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亦是国民党党员。而其加入国民党，可能还在加入中共之前。这在当时是相当常见的。李一氓曾回忆说：“1925年孙中山逝世。这使国民党的威信大为提高，一时被看成一个除共产党以外的极为庞大的左派力量。在1924-1925年时期，许多青年学生，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先加入国民党，然后才加入共产党，这是一个合理的觉醒过程。”[21]

1924年5月，侯绍裘在致沈选千信中说：“杭州省党部方面，沈玄庐，我和季恂都认得。沈观澜，是我要好朋友。”[22]此党部，应是指国民党党部。[23]

五卅运动后，上海大学附中迁到青云路，校内国民党支部改为一区（闸北）五十二分部。至1925年11月，已有新旧党员40多人。“十月十五日下午四时开全体党员大会，改选执行委员。当选者黄正厂（常务）、秦治安、沈观澜。候补委员钟伯庸、樊警吾。讨论本学期党务进行计划。议决组织通俗演讲部与中山主义研究会。”[24]

这一时期，沈志远在国共两党内均表现活跃，显示出他的日益成熟。

1926年12月16日，沈志远从上海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这项选派工作由上海区委负责，侯绍裘直接参与。上海大学和附中不少人都被选派去了苏联，如王稼祥、秦邦宪等，沈志远的两个妹妹霭春、联春也先后赴苏留学。

据《传略》，1929年，沈志远从中山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问题研究所当研究所，同时还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中文书刊编译处从事编译工作，并参与翻译六卷本《列宁全集》中文版。[25]

在苏联的岁月，目前还未能看到更多相关史料。只能从一些相关史料来窥其一斑。

曾在中大留学的盛岳提到，有十多个中山大学毕业生被选到中国问题研究所来当助理人员，选拔标准是学业，更主要的还是政治角度。“因为共产国际打算训练出一批未来的中共领导人，让这些人来研究所，主要是使他们能忠于共产国际，而不是为了使他们能在学术上作出成就。”[26]可见，在当时，能进入中国问题研究所，是为党内所看重和重点培养的人才。

然而当时的中山大学绝非平静乐土。有反托派斗争和所谓的“江浙同乡会”事件，校内学生矛盾激烈，斗争频仍。王凡西回忆，“张闻天、沈泽民、沈志远、吴黎平、竺廷璋等翻译，被攻击为江浙系（因为他们都是江浙人），却与董顾（按：董亦湘、顾谷宜）等所谓‘同乡会’头子根本搞不到一起”[27] 。他的回忆也许并不可靠，然而当时中大部分学生对拿较高薪酬的翻译的确有较大不满，沈志远可能亦曾被卷入这种情绪中。[28] 

四 在社联的工作

据《传略》，1931年12月16日，沈志远回到上海。从1932年初至1933年6月，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文委委员和中央文委委员。在此期间，先后担任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的委员、常委，参与编辑《研究》杂志。[29]

此一时期，沈志远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社联”工作。1929年秋，中共六届二次全会后，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指导全国高级的社会科学的团体杂志，及编辑公开发行的各种刊物书籍”[30]。1930年5月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与“左联”、“剧联”等并称“八大联”，由“文委”领导，行政上则属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文总）。

沈志远在“社联”的活动史料，主要来自当时“社联”成员的回忆。其中最重要的是史存直和韩托夫的回忆。

史存直1931年秋至“社联”工作，曾与沈志远共事。在《“社联”活动点滴》中，他回忆到：“（一九三一年）秋天，组织上分配我到“社联”工作。……当时，“社联”党团由书记沈志远、同我一起从日本回国的郑彰群（也叫郑长群，当时用假名张启富）以及我三人负责。大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沈志远突然失踪。据说是因他的一个任团中央负责人的亲戚被捕，他怕受到牵连而躲避起来了。……这样，党团书记就由郑彰群担任。党团成员又补了一个陈同生，他当时对外用假名“小张”。不久郑彰群被捕（以后叛变），我就接替了“社联”党团书记当工作。这时，在党团配合我工作的除陈同生之外，还有曾纯均（即曾礼之、曾毅之）。从一九三二年夏到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我被捕止，我担任了一年左右“社联”党团书记。”[31]在另一篇回忆文章中，他更指出这位亲戚据说是孙际明，沈志远曾远避至香港。[32]

史存直的回忆有几个问题：1.他回忆1931年秋时，沈志远已担任“社联”党团书记，但根据《传略》，此时沈志远尚未回国。2.他指沈志远1932年夏因孙际明被捕避走香港，但孙被捕是在1933年初。且孙际明是湖北人，与浙江人沈志远似乎不应有亲戚关系。[33]

韩托夫亦提及曾因沈志远避走，以为他失踪，被迫迁居一事。然而他又回忆，1932年秋，邓初民参与暨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开除几十名学生，事先事后均未向“社联”汇报，于是“由沈志远、老史（即史存直）和我同意，决定开除邓初民的盟籍”。[34]则他此时应仍在上海。因此，基本可以认为，避走之事存在，但具体原因及时间，现有几种史料出入很大，有待进一步挖掘求证。

现在较能肯定的是，1932年“一˙二八”后，沈志远接替张庆孚（琴抚）任“社联”党团书记并兼宣传部长，至少担任至1932年初夏。同时在中央文委担任职务。[35]在此期间，最重要的一个工作，是主持召开了社联第二次全体盟员大会。据韩托夫回忆：

 

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之后，我住在沪西区。大约是在二、三月间，在大中中学楼上教室召开了社联第二次全体盟员的大会。由沈志远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约有五十人左右，在我记忆中参加会议的有钱亦石、林伯修、周新民、邓初民、张启夫兄弟二人、柯柏年、李剑华、张志让、何思敬等等。这次会议是改组社联的会议。沈志远针对上届社联领导进行批评，认为上届社联无所作为，有右倾的倾向，脱离当时政治斗争，主要是针对张启夫和邓初民等人。[36]

 

当时，“社联”积极创办刊物，传播社会科学。据统计，在“社联”活动的6年时间内，自己办与合办的刊物达到30多种。但因为审查严格，许多刊物发行一、二期后就被迫停刊。沈志远也投身此项工作。他曾主编《新文化》月刊，但出版两期后即被查封。[37]另外，因柯柏年身体不好，他曾帮助协办过《研究》杂志，1932年出版一期后也被查封。此外，他也同许多盟员一期，利用大学讲台巧妙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韩托夫就曾看过他兼课的讲稿。 

五 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建设成就 

1925年五卅运动后，社会学书籍的出版繁荣起来，成为一种最显著的潮流。关于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进入大学甚至是中学的课程设置，政府机构和新型的社会学组织也开展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其中，唯物史观是此一时期中国大学社会学课程中最重要的三大潮流之一。在1928-1930年，出版的5/7的社会学著作或多或少与马克思主义和辩证唯物论有关，成为中国思想的决定性特征。[38]

在这样的时代和思想潮流中，甫回国的沈志远即刻投入传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队伍，同时大量介绍西方哲学以及苏联的建设成就，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并在杂志发表不少文章、译作。对这大量工作的梳理、阐释绝非一篇文章可完成。在此，先简单梳理一下沈志远从回国至抗战前出版的图书，供未来的研究者参考。[39]

这一时期，沈志远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以下三类：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这部分著作抗战前数量不多，但分量很重。尤其是他的代表作《新经济学大纲》，十多年来多次再版，并曾被翻译成日文。

《新经济学大纲》（北平经济学社，1934年）。此书出版后由生活书店代售。在1936年、1940年、1945年、1949年多次再版。1935年被列入生活书店“新中国大学丛书”，抗战时被禁。

《世界经济危机》（中华书局，1935年）。写成于1934年9月，是对《新经济学大纲》的补充。

2.哲学著作。这一时期，沈志远也撰写、合写了好几种哲学著作，介绍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和唯物史观。有几种是他响应“哲学大众化”口号，所写的通俗哲学著作。

《黑格尔与辩证法》（上海笔耕堂书店，1932年）。

《新哲学辞典》（编著）（北平笔耕堂，1933年）。

《近代哲学批判》（论文汇集）（读书生活书店，1936年）。

《现代哲学的基本问题》（青年自学丛书）（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本书于1946年修订，1949年再版。

（苏）米丁原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此书虽是译著，但在沈志远的著作中却有相当地位。因为它是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读过并留有文字批注的七种（八本）哲学著作之一。毛泽东于1937年内阅读了此书，并作了不少批注。此书内容与《实践论》和《矛盾论》有直接关系。如毛泽东从原文提取和复述了“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这句话，并写入《矛盾论》。[40]

       曹达编：《通俗哲学讲话》（上海一心书店，1937年）。收入平心、贻非、艾思奇等人论文。

3.介绍苏联及战后新兴国家建设成就、世界形势的国际政治著作。

《苏联与资本主义各国之关系》（中华书局，1934年）。是沈志远、许涤新、钱啸秋和白沙的论文合集。收入沈志远所著《英俄关系恶化的新阶段》一文。

《战后新兴国概况》（中华书局，1935年）。介绍了一战后芬兰、爱沙尼亚、莱特维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捷克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土耳其、南斯拉夫、苏联等13个新兴国家的地理条件、简要历史、经济和政治状况。

    《苏联的政治》（大众文化丛书）（大众文化社，1936年）。

    《二十年的苏联》（生活书店，1937年）。与张仲实合著。前四章为沈志远撰写。

4.其他。

    《妇女社会科学常识读本》（妇女生活丛书）（生活书店，1936年）。

与著作相仿，沈志远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主要围绕这三个方面，尤其以介绍苏联建设成就和国际形势的文章居多。发表的刊物包括有：《东方杂志》、《新中华》（中华书局出版）、《申报月刊》、《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时事类编》（中山文化教育馆编）、《世界知识》（生活书店出版）等。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一时期就在与生活书店有了很亲密的合作，不但出版了4种书籍，而且还是《世界知识》杂志的特约撰稿人[41]，为其撰写了《从法意矛盾说到法意携手》（1934年第1卷第3期）、《十月革命十七年——苏联经济建设的成果与展望》（1934年第1卷第5期）、《菲律宾问题和美英日的斗争》（1935年第2卷第5期）、《恐慌与变乱中的希腊》（1935年第2卷第1期）、《艾登的外交旅行和今后的欧局》（1935年第2卷第3期）等多篇文章。生活书店的创始人之一徐伯昕就曾说过：“《文学》月刊所团结和联系的文艺作家和文艺批评家，《世界知识》半月刊所团结和联系的一批研究国际问题和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实际上形成书店编辑工作的两大支柱。”[42]沈志远就是这样充分利用公开刊物，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

 

本文仅对沈志远先生1933年前活动及抗战以前的著述做了一个最粗略的考察，这是远远不够的。沈志远先生不但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人生在20世纪知识分子中亦颇有代表性。无论是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是抗战后作为民主人士为中国之前途奔走，他始终都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因此，这篇小文只是一个开端，希望能逐步廓清他的人生轨迹，深入审视他的思想，还原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不断追求进步的人生历程。

  

作者简介：施恬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