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我在新民晚报读到了叶稚珊写的《点水情深忆陶公》。一时间，和陶大镛先生相关的那些往事涌现出来……

1986年进民盟市委工作，恰逢上海建盟四十周年，领导上安排我编辑纪念专集。在那本由苏步青先生亲笔题字的《纪念上海民盟四十周年》的小册子里，我读到了陶公的大作《杰出的经济学家沈志远》，史料翔实，感情真挚。至今，只要对沈志远做一点研究，陶公的这篇大作不可不读。

第一次和陶公见面，是在4年后的11月10日。那是他是民盟中央副主席，还是《群言》杂志的主编。11月9日，《群言》在沪召开了“文化建设与我国国情”座谈会，赵超构主持，徐铸成、陆诒、王元化、邓伟志等出席。第二天，陶公到机关看望大家。印象中他个头不高，挺瘦，用“清癯”这个词来形容最合适。那天，他说了什么，我早已记不清楚了，但他的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和浓浓的书卷气却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也就在这一次，一件事，不经意间把我这个再普通不过的机关干部和德高望重的陶公联系起来。1991年1月18日是陈望道先生诞辰100周年，市政协要开个纪念大会，代表民盟出席的是谈家桢主委，他在大会上的讲话由我撰写。大概是写得不错，市政协的一位副秘书长对我说：“你是摇笔杆子的。”陶公听说后想在《群言》上发表。用什么名义呢，陶公想出了一个笔名，叫做“申江”。审稿时，陶公看得很认真，对身边的翁曙冠先生说：“啥人写的？不错嘛！”

似乎和上海的秋天有缘，陶公每次来沪，都在深秋。1991年11月，他在上海召开了两个座谈会，一个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出席者的大名如雷贯耳：陈沂、罗竹风、徐铸成、唐振常、蒋孔阳、黄裳、徐中玉等等，如今，除了徐中玉和黄裳两先生，都已仙逝。另一个座谈会和经济相关，蒋学模、陈彪如等几位大家出席。翌年秋，陶公再次来沪为《群言》组稿，《上海盟讯》派人专访，请他谈谈教育。一日清晨，我接到一个电话，是陶公打来的，赶紧正襟危坐，细听道来。原来他对昨天的专访有一点改动，让我转告。12月5日《上海盟讯》以“陶大镛谈教育”为题，发表了这篇专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陶公针对当时教师的情况讲的“三光”：老的退光，中年死光（累的），青年跑光。陶公动情地说：“难道我们不应该大力气去解决好教师的待遇问题吗？”文章最精彩之处在结尾：“采访完后，他操着上海话再三关照记者：‘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在这方面不能看得太浅。这点你给我强调一下。’”

三年后的8月9日，我又为陶公打过一次工。那一天受《群言》委托，民盟市委在市政协1805室召开“群众需要精品”座谈会，王元化、邓伟志、沙叶新、孙道临、白沉、黄蜀芹、叶辛、梅朵等出席，徐中玉先生主持，他一开场便说：我代表陶大镛先生，向出席今天会议的各位表示感谢。我为这个座谈会做记录，真累！不过当天在市政协文化俱乐部的晚宴很惬意。谢晋善饮，沙叶新善侃。那天喝的是孔府家酒，瞅着造型新颖的酒壶，沙叶新两眼放光。餐罢，带回一只。

2002年10月21日，民盟市委为纪念沈志远诞辰100周年开了个座谈会。在为领导写讲话稿时，重温《杰出的经济学家沈志远》，我又想起了陶公……

前些日子，偶遇市政协那位老领导，旧事重提，他说：“你是摇笔杆子的。”他的话，让我想起1990年的那个深秋，想起陶公在审阅我写的纪念陈望道先生诞辰100周年文章时说过的话。

15年来，在我前行的路上，陶公的那一点鼓励，始终是一种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