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4日是原民盟中央常委、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赵超构先生诞辰100周年。

在民盟，大家尊称赵超构为赵超老。1944年，他作为《新民报》特派记者赴延安采访，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撰写了传颂至今的《延安一月》。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专门约见了赵超构。1949年，作为新闻界的代表，赵超构出席了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1957年，毛泽东曾三次接见他。翌年1月又派专机将他和周谷城、谈家桢接到杭州，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彻夜长谈，演绎了传诵至今的“西湖佳话”。

赵超老是1953年9月加入民盟的。1961年起，历任民盟上海市委第六、七、八、九届副主委，民盟中央第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常委、第六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委。作为民主党派负责人，他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政议政。1984年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期间，邓颖超同志邀请他去中南海西花厅叙旧。时任政协主席的邓大姐，问他有什么建议，赵超老说请您在政协会议闭幕词中为知识分子讲几句话。1988年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党的十三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已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成效非常明显，但是思想领域的变化不大，尤其是新闻舆论界。”“新闻改革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封建主义，揭露不正之风，开展批评讨论，民主空气浓了，老百姓的意见可以反映了，我们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政治、经济等方面的重大决策，就可以减少失误，做得更好。”

晚年，赵超老讲得最多的是诤友问题。

1979年10月19日，邓小平接见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要求大家“以主人翁的态度关心国家大事，热心社会主义事业，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和批评，做我们党的诤友，共同把国家的事办好。”赵超构看到这个消息后，写了《诤友》一文，说：“诤友难得，直言难求，消除余悸，也颇不容易。这就需要有党内外的志士仁人，像张志新、马寅初那样的人，带头倡导，形成风气，这才说得上是真正为党分忧，这才说得上同心同德搞四化。”1986年3月27日，听说万里要求每个领导者都应该有几个敢于提不同意见，敢于直言不讳的诤友之后，他又写了《再说诤友》：“既称诤友，首先要记住这是‘五伦’中的朋友一伦。交诤友和做诤友两方面的关系，不是李世民和魏征的君臣关系，不是孟尝君和冯谖的主客关系，不是将帅和幕僚的关系，不是上司和下属的关系，不是老板和伙计的关系，不是改造者和被改造者的关系。总而言之，诤友，首先是民主平等的朋友和同志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讲级别，讲官衔，讲权势，是有伤友道，杀灭风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样的文章，他写了几十篇。

1992年2月12日赵超老与世长辞。去世前一个多月，已患感冒的他不仅写了悼念老友徐铸成的文章，还参加了追悼会。1月11日，他到民盟市委开会。1月16日，他在《上海统一战线》发表了一生中最后一篇文章《说话和听话》。1月21日，他去老友巴金家，一聊便是一个多小时。三天后，他病倒了……

赵超老是一个讲操守重品行的知识分子。1958年1月，毛泽东派专机接他和周谷城、谈家桢去杭州。几经周折，人们在溧阳路端康里找到他家时，他已入睡。事后，报社给没安电话的赵家装了一部，又要换“子母机”，他嫌“特殊化”，退了回去。他住的端康里是老式石库门旧房，一楼一底再加个亭子间。时任民盟上海市委主任委员的陈望道来访，走进他10平方米的卧室兼书房，感叹道：“太小了，楼梯又陡，一不小心要摔下去的。”统战部多次请他搬家，他不同意。晚年，子女们有了孩子，端康里住不下了，组织上给他安排了吴兴路上的新高层，他说住进去会孤单的。他喜欢端康里的热闹，特别是夏夜乘凉，光个膀子，手摇蒲扇，无拘无束地和邻居聊天。在一般人眼里，赵超老不苟言笑，但他心很热。50年代报社给他找了一处花园洋房，他给了同事张林岚，说：“赶快住进去。”60年代初，他从自己嘴里省下几张政协文化俱乐部的优待券，买了红烧肉、包子送给同仁梁维栋，说：“给孩子解解馋。”80年代，他当选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按规定有专用小汽车和司机；他嫌“官气”，退了。平日里买新书、淘旧书，他怕影响司机休息，自己挤公交车。像民盟其他大家一样，在赵超老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种精神：不趋时，不附势，数十年如一日，对信念的忠诚始终不变，对人和事的态度也始终不变，一以贯之坚持一个信念，保持一个始终如一的形象。在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今天，赵超老身上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