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由包括各民族、各党派、各界人士在内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抗争的结果。在日寇侵略、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作为独立的中间政治力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具体表现在：反对妥协投降，积极参加抗日斗争；调解国共矛盾，坚持团结抗战；反对专制独裁统治，力主实行民主政治。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抗战时期民盟与中共保持着紧密的合作。他们合作的思想基础就在于爱国与民主。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所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是抗日和民主。正是基于对爱国与民主的共同追求，民盟与中共彼此吸引相互靠近，保持着紧密的合作。这也启示我们，共同的价值观是政党联合在一起最为深沉的力量。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要得到巩固和发展，需要巩固彼此的价值认同。

　　【关键词】：抗战时期；民盟；历史贡献；启示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由包括各民族、各党派、各界人士在内整个中华民族共同抗争的结果。在日寇侵略、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简称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简称乡建派），尤其是在上述三党三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民主同盟），作为独立的中间政治力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为争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反对妥协投降，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一伙投降势力鼓吹“亡国论”并谋划投敌卖国,针对汪精卫集团的妥协投降活动,早期民盟领导人曾发表文章予以严厉批判。1938年10月,汪精卫在重庆公开发表“凡两国战争终须和平,以我国积弱,非和平即亡国”的失败言论。对此,后为民盟领导人的黄炎培、张澜等人于1939年1月发表了《讨汪通电》指出:“对汪兆铭艳电曲解敌相近卫声明,主张接受,绝对反对。”“惟愿吾全国同胞,认清利害,坚定意志。”“增加抗战力量,争取最后胜利。”[1]张澜等人的通电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年9 月2 日在接受《新蜀报》记者专访时，张澜再次声讨汪精卫，称“汪逆本身已经是臭得令人作呕了”，并指出，“我们除了用电报去打击他外，重要的是另外两个问题：第一，要展开反对妥协投降的谬论，要和受了汪逆影响的分子，作思想上的斗争；第二，我们还要同汪逆作政治上的斗争，要用国内的政治改进，来粉碎汪逆造谣离间的政治欺骗”。[2]正是在张澜等人的推动下，国民参政会在汪精卫叛国10 个月后通过了《声讨汪逆兆铭》的议案。1941年民盟正式成立时,即发表了《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声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今后将为促进民主团结抗战而尽力;提出了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等十条主张。

　　与此同时，无论是成立之前的三党三派还是成立后的民主政团同盟，他们都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例如，民盟积极创办各种报刊杂志，在民众当中宣传民主和抗日。邹韬奋创办的《全民抗战》(由《全民周刊》和《抗战》合并而成)，沙千里创办的《大众报》、第三党创办的《抗战行动》、左舜生主编的《民宪》、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闻一多和李公朴创办的《自由评论》、李公朴和沈钧儒创办的《全民》等等。这些刊物, 对于动员人民,推动抗日, 坚定抗战必胜信心, 起了积极作用。救国会创办的《全民抗战》三日刊, 是当时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 销售量达到三十万份。抗战全面爆发后，《全民周刊》积极呼吁实现“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当国民党准备接受投降日本条件时，《抗战》三日刊予以坚决抵制，指出:“横在我们面前的路显然只有两条:一条走从艰苦中继续抗战，以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一条便是‘屈膝’，让日本军阀实现他们的梦想。”“我们必须咬紧牙根，巩固团结，向着我们唯一的共同敌人作更猛烈而持久的斗争。”[3]皖南事变发生后，《全民抗战》又发表文章揭露事变真相，严厉谴责蒋介石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抨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如果说，民盟创办的刊物动员了民众的话，那么它组织的各种抗战教学团，则直接培养了抗日救国的骨干。1943年李公朴亲赴延安，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在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进行抗战教育，培养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骨干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民主政团同盟中的许多成员还直接投身于抗日战争的实际斗争之中。救国会的大批成员进入华北、陕北和华中解放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乡建派在日寇侵占山东之后, 组织邹平乡建学院学生在山东与八路军一起对日作战, 并在河南收集山东逃难人员, 进行集训, 然后派回山东敌后参加抗战。募捐支前、慰劳抗敌将士、救济灾民等是这时民主政团同盟成员的又一主要工作。抗战开始, 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 组成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 组织募捐团, 慰劳团、看护队、战时教育服务团等, 支援二十九军和上海抗战将士。职教社领袖黄炎培, 他不顾年高, 身体力行, 奔赴各地募捐、支前、慰问, 为祖国抗战尽心尽责。1937 年上海“八· 一三”事件发生后, 黄炎培担任上海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他发动上海工商界和职教社同事抗日, 组织民众夜以继日地支援前线;设置难民所, 收容和安抚战区难民;组织医疗队和后方医院, 救护伤员;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 冒着枪林弹雨慰劳前线将士。他更不顾日军轰炸危险, 多次往返京沪之间, 协助政府募集救国公债。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南京国民政府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 积极号召社会各界为抗战购买救国公债, 以尽国民之责。他曾以秘书长身份多次前往南洋各地劝募公债, 在陈嘉庚等人支持下, 收获颇多。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 曾先后代表文化界赴江西、湖南前线慰问抗日将士。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 造成了正面战场的大溃退和大批灾民等待救济的局面,民主政团同盟中的各党派即呼吁政府: “ 救济战区劳苦人民、自由职业者、中小工商业者、失业公务人员” [4]。上海沦陷时, 救国会组织了八百名青年男女到租界各收容所慰问、救济十几万难民, 并教他们学唱救亡歌曲。民主政团同盟中的各党派为抗日战争尽到了自己的力量。

　　二、调解国共矛盾，坚持团结抗战

　　国共两党是中国的两大政党，民盟及其前身的党派皆认为，国共重新合作是抗战到底的关键，是保障抗战胜利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5]。他们力主国内各党派团结合作，赞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对外, 共同抗日。因此，调解国共矛盾、沟通国共岐见、平息内争是民盟在抗争时期作出的特殊贡献，也是其他任何党派所无法替代的。

　　1938 年10 月, 武汉失守,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蒋介石在日本“政治诱降为主, 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蛊惑下， 在其“攘外必先安内”思想的指导下，加紧反共反人民，不断制造摩擦，从而使国共关系日趋紧张。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反动政策，设立防共委员会，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法令，并在随后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面对国民党的分裂行为，张澜心急如焚，他曾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是好事，为啥子要反它？恨它？还成立啥子防共委员会，这岂不是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么！如真要抗日，就不能反共呀!”[6][9]使蒋介石无言以对。

　　1941 年1 月, 国民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 国共两党关系十分紧张, 面临重开内战的危机。 “统一建国同志会”内的各党派一方面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分裂行为,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必须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 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撤销剿共部署, 解决联共方案, 发展各种抗日实力, 保障各种抗日党派。”[7]黄炎培指责国民党“ 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8]。沈钧儒指出:“任何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卑劣行为, 都是违背人民的意愿的”, 并大声疾呼“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9]。另一方面, 他们又担心国共关系从此走向最后破裂而导致抗日失败, 便以参政员的名义多次奔走于国共之间, 既要求国民党当局答应中共的合理要求, 又希望中共“ 再一次让步” 。1941 年2 月,梁漱溟、张澜、黄炎培等人致书蒋介石, 要求妥善解决皖南事变有关事宜。为了缓和国共矛盾以利于团结抗战, 黄炎培、罗隆基等人热心奔走于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 向蒋“陈述” 、“接洽中共问题” 、“请组织特种委员会”, 以“所拟条例”推动国共双方做出某些让步。在中共的坚决反击及民主党派调解和强烈抗议下, 蒋介石承诺“以后亦决无`剿共军事' ”[10], 国共关系趋于缓和, 有力地维护了统一战线。

　　1943 年7 月, 蒋介石违背承诺, 再次掀起反共高潮, 国共两党关系又陡然紧张, 对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抗战大局而制造的反共摩擦,民盟积极从中调解。民盟主席张澜致书蒋介石:“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各有主义, 各有区域, 各有军队, 能否合作, 实为国人之所深切关心。”“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 本有相同之点, 国共合作, 已往之历史亦非无可循。设以建立真正主权在民国家为目的, 正应共同抗战, 共同建国……尚何凭借武力以为内争之有?”[11]。

　　自1944年9月以来, 中共与民盟及其他民主人士,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迅即取消一党专政, 召开由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 成立民主的临时联合政府, 发布民主纲领, 实现民主改革, 待全部国土获得解放后, 由民主联合政府依据民主原则, 进行民主选举, 召开国民大会, 制定宪法, 组织正式政府。为了使这一愿望能够变为现实,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但国民党一意孤行, 不仅拒绝了中共及各民主党派的合理要求, 还于1945 年在国民党“ 六大”上擅自决定于本年11 月12 日召开国民大会, 国共商谈由此中断。为了回击国民党顽固派, 1945 年6 月16 日, 中共中央声明不参加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 并坚决反对国民党“六大”决定的由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国共两党的尖锐斗争, 引起了民主党派与一部分民主人士的忧虑。为保证抗战的最后胜利,民盟再度从中斡旋, 以调解国共关系, 促成国共继续谈判, 团结一致抗日。1944 年5 月, 民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 指出“不团结即分裂, 分裂即国家民族于死亡”, “国共关系必在民主的原则之下求得一切实的改善” 。“国共两方与其因阋墙而同归于尽, 何若及早合作而共御其侮?”[12]表达了对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殷切希望。为了调停国共关系,1945 年6 月2 日, 民盟领导人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联合民主人士辅成、王云五、傅斯年等七位参政员面见蒋介石, 向蒋介石提出“发起促成继续商谈之国共问题”, 征得了蒋介石的同意。同一天, 他们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团结问题之政治解决, 久为国人所渴望。自商谈停顿, 参政会同人深为焦虑。目前经辅成等一度集商, 一致希望继续商谈。”“现同人鉴于国际国内一般情形, 唯有从速完成团结, 俾抗战胜利早临, 即建国新奠实基。”[13]6 月18 日, 毛泽东、周恩来复电七参政员:“诸先生团结为怀, 甚为敬佩。”“倘因人民渴望团结, 诸公热心呼吁, 促成当局醒悟,放弃一党专政, 召开党派会议, 商组联合政府, 并立即实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 则敝党无不乐于商谈。”[14]6月26 日, 黄炎培等七参政员对团结问题议定了三条意见:“( 一) 由政府迅速召集政治会议;( 二) 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 三) 会议前, 政府先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15]次日面陈蒋介石, 蒋表示无成见, 可以商谈。于是七参政员决定立即飞赴延安, 与中共进行商谈。7 月1 日, 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六参政员( 王云五因身体欠佳未去延安) 不顾盛暑长途的劳累, 亲访延安, 为国共两党牵线搭桥。在延安期间, 六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就国是问题广泛交换意见。经过反复磋商会谈, 达成《延安会谈纪要》。在与中共会谈的综合纪要中, 一方面写着:来延六参政员和中共方面同意以下两点: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另一方面, 也写上中共关于实行民主政治的具体建议, 由六参政员送交蒋介石。这些主张和建议虽然未被蒋介石采纳，但却起到了沟通国共歧见的作用，对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也体现了民盟为促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化解两党矛盾、平息内争、要求民主改革的真诚愿望和良苦用心。

　　三、反对专制独裁统治，力主实行民主政治

　　实行民主政治是各民主党派十分关心的问题。他们主张抗战、团结、民主, 把民主作为抗战时期的中心。他们把民主与抗战联系起来, 认为中国如不实行民主, 给民众以救国的言论自由、组织救国队伍和进行救国活动的自由, 抗战时期的任何其他问题“必都不能园满解决” 。[16]救国会在成立时就提出实行“ 民主制度” 和“ 救国政策”[17]；第三党在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上通过的十五项抗战时期的政治主张中, 有关实行民主政治方面的就有一半以上, 青年党提出了“促进民主政治, 完成各级民意机关”[18]；国社党纲领中规定“以民主政治为根本原则”[19]。后来，在三党三派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政治主张可概括为“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1941年10月16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的社论，对民盟的定位进一步做了说明，指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的初步结合”并认为同盟应“以言论、以理性去活动，争取大众的同情拥护”，“培养起来中国政治上的民主势力”，“奠定国内的永久和平”。

　　1938 年10 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 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日益加剧, 这令多年来一直渴求民主的中间党派极为不满。在1 9 3 9 年9 月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一直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 实施宪政, 并通过了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 实行宪政的决议。从此, 一个民主宪政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重庆、成都、桂林、延安、昆明等大中城市和解放区都先后成立了各种推进宪政运动的促进会, 各党派代表人物也纷纷发表关于实施宪政的讲话、论文或专著, 指责国民党“ 视国家为一党之所私有。” 但是, 蒋介石根本没有诚意, 并在1 9 4 0 年宣布: 原定11月12 日要召开的国民大会将无日期的改期举行。他们深感在蒋介石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情况下, 自己人少, 势孤力单, 既无力推动国民党坚持抗战、实施民主宪政, 也无力在国共两党之间发挥调解作用,这就促使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沈钧儒、邹韬奋( 以上救国会)、章伯钧( 第三党)、黄炎培、江恒源( 以上职教社)、梁漱溟( 乡建派)、左舜生、李瑛、曾琦( 以上青年党)、罗隆基、胡石青( 以上国社党),张澜( 无党派) 等人于19 3 9 年1 0月在重庆联合发起建了统一建国同志会, “ 以求意见一致, 促成行动之团结。”但是, 蒋介石并不理会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建立。1 9 4 0 年10 月在新疆逮捕了抗日民主人士杜重远; 12 月, 拘留了批评时政的马寅初; 1 9 4 1年初, 封闭了邹韬奋创办的各地生活书店十余处; 更甚者, 竟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取消了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中共产党代表和许多进步人士的参政员资格。为此，在统一建国会的基础上，各中间党派于1941年3月19日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10 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对时局主张纲领》中明确提出,“实践民主精神, 结束党治”[20][1] ( p.8) 。根据纲领的基本精神, 在1941 年11 月召开的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上, 政团同盟参政员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等人, 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 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训政, 实施宪政。蒋介石不准将提案提付大会讨论。政团同盟虽然在这次斗争中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 但却公开了自己的组织, 扩大了自身的影响。从此, 政团同盟便以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者的身份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1943 年9 月,国民党政府迫于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 放弃一党专政, 实行民主政治的压力,在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迫许诺, 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即召开国民大会, 制颁宪法。对此，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在1943 年9 月18 日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著述, 一方面提出了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所必备的三个条件; 另一方面揭露了国民党实施宪政的骗局, 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专政, 结束党治, 取消党化”,“从速准备实施宪政”[21]在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期间, 张澜还致书蒋介石, 要求国民党“必须实行民主, 不以国家政权垄断于一党”,“废除言论、思想、出版的统治与检查”,“一本天下为公之旨, 选贤与能”,“共同尽力于国事”,“建立真正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22]。并当面斥责蒋介石对国家大事毫无诚意, 要求蒋介石立即结束训政, 还政与民。张澜为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大无畏斗争精神, 给各阶层人士以极大的鼓舞, 促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1944年4 月, 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沈钧儒、张申甫、章伯钧等人一致要求言论自由, 实行民主政治。5 月, 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尖锐地指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是一个十足的反民主的国家! ” 强烈要求国民党“ 放弃十余年来的特殊地位。” 与此同时, 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城市都先后建立了促进民主宪政实施、要求刷薪政治、改革政府机构的群众团体。9 月, 黄炎培等人要求国民政府“ 与民更始” , “ 一新政策”[23], 实施民主制度。

　　1 9 4 3年,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时, 解放区已经度过了极端困难时期, 步入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 然而, 国民党战场继豫湘战役失败, 桂林又告急, 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和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危机都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 改组国民政府, 挽救危局。据此, 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在1 9 4 4年9月15 日的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 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 召开国事会议, 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24]的主张, 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 立即得到中国民主同盟会的热烈响应。

　　1944 年9 月24 日, 各民主党派领袖、国民党民主派及爱国民主人士500 余人在重庆迁川大厦礼堂集会, 要求结束一党专政, 响应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了激昂的演说:“民国已经三十三年了,我们还是有名无实。这是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 是治日少而乱日多, 如今弄到政治、军事、经济各部门都陷于十分困难之中, 非实行民主来唤起民众, 团结官民, 修明内政,不足挽救危亡,时间将不等人, 我们将来要民主, 而目前为了挽救危亡, 尤其需要民主! ”[25]章伯钧慷慨陈词:“中国今天有强有力的共产党, 有强有力的民主同盟。只有立即召集国民会议, 实行联合政府, 才能挽救危机! ”“民主同盟各党派及一切民主人士共同主张召开党派会议, 实行联合政权”[26]。黄炎培、沈钧儒等民盟领导人也都发表了演讲, 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成立联合政府。集会从下午2 点一直持续到晚上6 点多。他们“激动的慷慨的演说, 如雷的掌声, 几乎要把全场都爆裂了”[27]。9 月底, 张澜、李璜、邵从恩、常乃德等人又在成都对记者发表谈话, 一致认为无论从国内还是从国际的需要看,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实行民主政治,“实为今日解决国事, 挽救危亡所必需”[28]。10 月10 日, 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 提出了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召开各党派会议, “ 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府” [29]等九条要求。同一天, 在昆明举行的双十节群众大会上, 李公朴、闻一多、罗隆基等人发表演说, 一致要求国民党立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切实保障人民身体、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同时, 民盟所属的救国会派、职教社派、乡建派还分别单独发表主张和声明, 希望早日成立举国一致的统一政府, 改革政治, 挽救危局。

　　正当各党派强烈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关键时刻, 蒋介石于1945 年3 月1 日, 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讲, 公开抵制各党派和全国人民关于召开各党派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 声言“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 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 结束训政, 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的决定权, 移交给各党各派, 造成一种不负责任的理论与事实两不容许的局面”[30]；并宣布“预定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国父八十诞辰召集国民大会, 以实现宪政”[31]。蒋介石的演讲引起了各界人士的不满和各党派的谴责。3 月10 日, 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 反对提前召开国民大会,“主张国内团结问题, 必由政府召集一各党派之领袖会议以求解决”。呼吁“国民大会开会之日, 应即为国民党党权暂告结束之时”[32]。3 月12 日,闻一多、李公朴、罗隆基等与昆明文化界300 余人联名发表《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 指斥蒋介石年内召集国民大会通过宪法的允诺, 提出“政府应立即邀约全国各在野党”以及“无党无派各界进步人士, 共同举行国是会议”,“产生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33]。7 月18 日, 民盟领导人章伯钧发表《主张停开国大, 立即召开政治会议》的谈话, 呼吁各方主张民主统一的贤达, 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 要求政府当局变更原定召开国民大会的成议,“另商临时过渡办法”。希望国民党当局“顺适世界民主趋势, 容受人民的要求, 以壮士断腕之决心, 作悬崖勒马之毅行, 实施民主改革, 放弃原定举行国民大会之决定, 迅速召开政治会议”[34]。就连民盟右翼领导人左舜生也提出了《请先实现民主措施从缓召集国民大会以保团结统一而利抗战建国案》。7 月28日, 民盟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 要求从速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政治性会议,“ 务使最短期内, 达成改组举国一致政府之目的, 以餍民望! 以利国家! ”[35]民盟提出的召开各党派、无党派会议,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和建议, 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士“以坚决的态度, 为此共同主张作一致的奋斗”[36]。

　　由上述可知, 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运动中, 民盟坚决站在中共一边, 旗帜鲜明地配合、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 其政治目标也融入到中共争取民主斗争的纲领之中, 成为与中共相呼应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 力主实行民主政治, 为争取抗战胜利、建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而斗争, 是民盟在抗战时期的贡献之三。

　　概而言之，历经八年, 中国人民在浴血奋战中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回顾民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全部表现和战斗里程, 尽管他们在抗战初期曾对蒋介石抱有幻想, 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国民党身上, 尽管他们所主张的民主政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制, 并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发展自己势力, 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甚至在蒋介石坚持一党专制的情况下提出什么“ 国权统一” 、“ 军队国家化” 的错误主张, 等等。但是, 综观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各个阶段关于抗日、团结、民主的政治主张及其所做的许多工作, 基本上是正确的、积极的和进步的。他们坚持抗战, 坚持进步, 坚持团结,坚持民主, 是和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立场, 实行的是同一条争取抗战胜利的路线。他们对于停止内战, 实现抗战; 对于团结合作, 坚持抗战, 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限制其反共分裂活动; 对于动员人民,扩大民主势力, 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 争取抗战胜利等方面,民盟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所作出的历史贡献, 以及在抗日斗争中与中国共产党结成的团体合作、互相支持的友好关系, 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四、简短的结语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我们主要面对两大历史性任务，一是救亡图存，二是建设现代国家。由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当之无愧成为当时重要的时代主题之一。此外，中国还面临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任务。现代国家的建构，避不开政治制度的思考，因此，在“抗日”这一时代主题的解决过程中，“民主”的重要性也逐渐凸显出来，成为抗战时期的又一时代主题，它与“抗日”这一历史性课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成为抗战时期各派政治力量都必须回答和解决的根本问题。正是在对“抗日”与“民主”这两大时代主题的解答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举起“爱国”与“民主”的旗帜，找到了推动合作的价值纽带。爱国与民主，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思想基础。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传统，它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在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达到高潮后，抗战时期不同政党对它的理解依然是有分歧的。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抗战建国方案，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案，民主党派的第三条道路救国方案，乡村建设派、平民教育派、职业教育派的教育救国方案等等，都围绕着救亡与启蒙的主题进行试验，都是爱国主义勃发的具体表现。那么，如此多元的爱国主义如何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思想基础？答案正是在于爱国与民主的交织，推动了爱国主义的现代化演进，这个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完成的。抗战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把争取民主作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环节，认为民主是抗日的保证。这种观点，得到了民主党派领导人的呼应，如民盟领袖张澜明确指出：“我们的中心主张，如前所说，一向就是民主、团结、抗战三层。而尤其以民主一层为中心的中心。因为我们相信，中国如不实行民主，任何政治问题，党派问题……必都不能圆满解决”。可见，正是在爱国与民主这个结合点上，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彼此吸引相互靠近。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族的和民主的统一战线”，制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都得到了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政党合作终成现实。

　　研究抗战时期民盟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可以得出的启示是共同的价值观是把政党联合在一起最深沉的力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对爱国与民主的共同信仰与共同追求，代表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能够携手前进、共创伟业。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走向联合，就在于它们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政治纲领同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是基本一致的。正是立足于爱国与民主，它们同中共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把这种关系不断发展、拓宽和深化，为多党合作制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要得到巩固和发展，也需要巩固彼此的价值认同。

　　[1]龙显昭：《张澜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1991年版，第122页。.

　　[2]戚如高、潘涛：《张澜与中国民主同盟》.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 页

　　[3]《中国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革命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页。

　　[4]第三党在芦沟桥事变时对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

　　。

　　[5]引自《中国近现代政党史》.

　　[6]余科杰：《张澜评传》.群言出版社，2002.第201 页

　　[7]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年版，第255页。

　　[8]中央档案馆：《皖南事变》(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年版，第258页。

　　[9]史良：《我所知道的史衡老》，载《中央盟讯》, 1981(5):20-23.

　　[10]《统一战线大事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卷》.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1988年版，第298页。

　　[11]《中国民主同盟文献》，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3年版，第17页。

　　[12]《中国民主同盟文献》，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3年版，第21页。

　　[13]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 下卷）.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0页.

　　[14]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1页.

　　[15]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6年版，第286－287页.

　　[16]张澜: 《在招待外国记者席上的讲话》，1945年8 月3 日。

　　[17]《为争取全面全民族战争胜利而奋斗》一《全民周刊》的使命.

　　[18]李义彬:《中国青年党》.

　　[19]《国家社会党纲领》。

　　[20]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1941—1949)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年版，第8页。

　　[21]姜平：《中国民主党派史》.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185页.

　　[22]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1941—1949)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年版，第16－17页。

　　[23]黄炎培: 《民主与胜利献言》.

　　[24]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 下).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6年版，第748页。

　　[25]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 下卷》.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2年版，第337－338页.

　　[26]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 下卷》.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2年版，第340页.

　　[27]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 下卷》.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2年版，第337页.

　　[28]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6年版，第246页。

　　[29]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1941—1949)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年版，第32页。

　　[30]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 下卷》.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2年版，第535页

　　[31]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 下卷》.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2年版，第538页

　　[32]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1941—1949)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年版，第42页。

　　[33]孟广涵主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 下卷》.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2年版，第429页

　　[34]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7页.

　　[35]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 1941—1949)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年版，第50页。

　　[36]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 重庆: 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