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3-1945年间，伴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进程，中国民主同盟为了抵制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开展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同时呼应共产党的提议、支持建立联合政府，这是民盟在抗战末期最重要的两项政治行动。也正是在从高呼“民主宪政”到支持“联合政府”这一政治话语转向的过程中，中国民主同盟从一个相对松弛的政团联盟，通过改组成长为国共之外、代表广泛中间势力的第三大政党，奠定了民盟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也深刻地影响了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政治格局。然而，这一转向不是一蹴而就的，伴随着民盟内部的紧张与博弈。从理论化的“民主宪政”到现实化的“联合政府”，后者是在权衡前者得失利弊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必然选择，反映了民盟在抗战末期政治实践的成熟。

　　一、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与民盟内部分歧

　　自民盟成立以来，由于其成员的社会及学术背景，其传统政治话语体系就是民主宪政，其政治行动也主要围绕着推进民主宪政的施行而展开。在抗战期间，以民盟成员为主开展的最具影响力政治行动就是两次民主宪政运动。第一次是在1939年10月，由张澜、沈钧儒发起，但在1940年国民党以推迟国民大会的借口，扼杀了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然而，第一次宪政运动的失败直接推动了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1]

　　直到1943年9月，国民党迫于内忧外患，不得不在五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实行“战争结束一年内及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的决议，民盟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掀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9月16日，民主政团同盟总书记左舜生和常务委员张君劢找到时任国民参政会主席的王世杰，提出要由国民政府和参政会出面组织一个宪政实施筹备机构，如果蒋介石不同意，他们将退出即将召开的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议。9月18日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时，左舜生和张君劢并未出席，表明了民盟的立场。迫于压力，9月25日蒋介石在会上宣布将组织“宪政实施筹备会”，表示要集合朝野人士，合力进行宪政准备。蒋介石亲任会长，民盟中央常委黄炎培与孙科、王世杰一起被制定为召集人。[2]由此，抗战时期的第二次宪政运动在民盟的努力下开启了帷幕。

　　民主宪政的政治思想，在抗战以来，一直是民盟与国共两党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从1941年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来，民盟一直坚持反对国民党一党训政制，但对中共的武装割据也持保留态度。现在，国民党将民盟开启的宪政这面旗帜借了过去，这在民盟的内部，引起了一定的分歧和争议。

　　以张澜、梁漱溟为代表的部分盟员对于国民党企图借宪政之名来填塞国民之口、同时分化民盟的手段较为清醒。针对国民党9月准备实施宪政的决议，时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在当月纪念九一八事变十二周年之际出版了《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小册子，从“真正民主政治”的内涵出发，对国民党只得皮毛的“宪政”话语进行了驳斥。文中，张澜在对民主政治的历史与内涵作了回顾后犀利地指出，“实施宪政，当然是实行民主政治。”，即真正的民主政治是实施宪政的前提条件。“假如行民主政治，而只做到民主的形态，甚至连民主的形态亦残缺不全，最重要的民主的实质，民主的精神，则一概弃置，此种民主政治，只是虚伪的民主招牌，而绝非真正民主政治。真正民主政治，是主权在民的政治”，张澜指出，要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国民党必须立即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化。在此前提下，若国民党确有诚意实施宪政，要首先还给人民应有的各种自由和权利，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设立容纳各党派的协议机关共同审查宪法。“真正民主政治”犀利地揭开了国民党拿“宪政”做幌子的意图，该文章影响极大，使得蒋介石如芒在背，也成为了蒋介石借陈布雷之口从协进会名单中除去张澜的直接理由。[3]连民盟主席都被拒绝于宪政协进会之外，国民党主导的“宪政”有几分诚意也就昭然若揭了。而长期斡旋于国共之间的梁漱溟则直接拒绝参加宪政实施协进会，他的看法是：“当局心目中最成问题的是共产党”，现在“盟军对日总攻在迩，迫切需要解决此一问题，不容再拖”，国民党不得不“于兹百忙中急急召集国民大会者，殆将以此迫使共产党交出其军队耳”。[4]

　　但民盟高层中对宪政运动保有乐观期望的也大有人在，如黄炎培就表示，宪政运动即可“使全国人民了解宪政实施即为提高民族的地位，发挥人民的主张，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又能“将三民主义如何实现之方式，告之全国人民，使之有深切的了解”，这样的好事，在黄炎培看来，何乐而不为呢？ 他还希望通过宪政可以加强“全国民众与政府合作”，加强“各省与中央合作”，加强“各党各派的彼此合作”，并认为“此三大合作彻底实现之日，即抗战建国完全成功之时”。[5]

　　于是，尽管第二次宪政运动是由民盟发起的，但从一开始，民盟内部的具体努力方向就已经产生了分歧。

　　让我们以黄炎培与《宪政月刊》的命运为例。黄炎培在1943年11月迅速地创办《宪政月刊》，目的是希望该刊成为中间势力发动宪政运动的主要阵地，然而，黄炎培力图在各种势力间达成平衡的考虑，使得《宪政月刊》的战斗意义大大地削弱了。首先，虽然史学界认为《宪政月刊》是民盟机关刊物，但其主要撰稿人和读者群体却主要来自无党派群体；其次，《宪政月刊》的内容多数以宏观理论探讨为主，对基层民主和具体问题研究较少，黄炎培自己也自责道: “ 如一群饥民，不思眼前如何得食，而争研究明午之菜肴如何方为精美。”第三，《宪政月刊》的活动范围限于陪都重庆，这样一来多数活动是脱离群众，毫无意义的，黄炎培当面对蒋介石说:“宪政运动热闹限于陪都，以有领袖主持于上，敢说敢写。内地则不然，以成都之开明，而茶酒肆尚有‘莫谈国事’之禁条。”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二次宪政运动取得的主要成果有三：在言论自由方面争取到《改善书报检查办法》，在身体自由方面争取到《保障人民身体自由办法》，在国民参政会职权方面争取到国家预算初审权。然而研究者自己也承认，这些成果“只是停留在文字上”，[6]这又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尽管宪政运动不过是在“研究明午之菜肴”，但国民党仍对其防范有加。1944年6月，蒋介石对黄炎培等人说：“各方民主潮流之高涨，是抗战七八年来一种收获，唯不宜借此攻击政府，除此一点外，民主潮流越高越好”。试问，这世界上哪里有不能攻击政府的民主国家呢？只有一党独裁的政府，才会把民主潮流作为装点，如此民主潮流愈高，便愈脱离民主轨道，故而“越高越好”。如此一来，与国民党合作的一派主导的宪政运动只有沦为脱离群众的贵族运动一途。

　　但是，民盟已经是全国性的组织，在成都、昆明等地，走进群众中的宪政运动取得了更大的宣传成果。1944年1月，昆明成立了“宪政讨论会”，西南联大的学者特别活跃；2月，潘光旦、曾昭抡、李公朴等人发起的“昆明学术界宪政研究会”也成立了；同月，张澜、李璜等在成都建立了“蓉市民主宪政促进会”；桂林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各种宪政团体。甚至连工商界人士也加入了进来，1944年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工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 就“宪政和经济”问题举行专题座谈会, 痛斥由于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垄断所造成的民族资本主义履步艰难的处境。[7]一时间，宪政运动的声势大增，将学术教育界、民族工商业者等各党各派各界人士都席卷了进来，斗争更显锋芒，持续的舆论攻击使国民党陷入了孤立境地。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之外的宪政运动，主要是教育界、工商界和群众的参与，较之重庆的官僚，他们对国家的现状，民族的危亡感受更加强烈，他们对国民党开出的“宪政”空头支票是心存疑虑的，而是更关注民主的落实和权利的伸张。如昆明的宪政研究会于1944年5月发表《我们在实施宪政以前的要求》，文中指出：“经过七年抗战，今日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有了严重的危机，中华民族的生命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头。”，“中国国民今日的要求，是立即实现民主，不是预备立宪，更不是一纸空头支票的宪草。今日的宪草不是将来宪政的保证，将来的宪政未必是真正民主的保证，一分行动比十分言词更为重要。”[8]而就在1944年4月至5月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迅速溃败，在短期内失去了大片领土，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民主的呼声日益强烈，国民党更加被动。6月, 由张澜、李璜等人组织的“蓉市民主宪政促进会”召开大会, 对国事提出十项主张, 要求切实实行民主，谴责国民党抗战无能，宪政无诚。

　　宪政运动目的和结果的两极分化，让民盟作为第三方擦亮了眼睛，认清了国民党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真实想法。笔者认为，第二次宪政运动的成果不仅在于主办了一批刊物，进行了一系列理论探讨，更在于将什么是真正民主的讨论推向社会，激发民智。从而让民众和民盟认识到，民主宪政的话语并非全然空话，而是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现实情况下，绝无实现的可能。为此，需要寻找更有号召力和能动性的政治理念，将民盟内部的政治话语由高层面的理论设计，转为更加具体的权利要求。第二次宪政运动中暴露的分歧，促成了接下来民盟的改组，更为在联合政府问题上民盟与中共的合作进行了必要的精神准备。

　　二、民盟改组，走向“联合政府”

　　1944年5月，二次宪政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中指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这已经超过了理论的阶段，而须从事实上予以切实的表现，并且民主体系的形成已刻不容缓，万万不可向战后推宕。我们在这里要正式警告国人：假定在战时不能实现民主，我们在战后所得的将不是民主，而是国家的分裂与毁灭，其痛苦且十倍百倍于今天！”[9]可见，民盟已经认识到，实施真民主的唯一要务在于联合各方势力，解决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现状，然而，具体到“联合政府”的政治话语，要到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 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 开国事会议, 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声明才得以明确。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话语口号迅疾成抗战末期及胜利后的重要政治议题。建立“联合政府”将中共关于民主政治的主张，具体地向国民党及中间势力和全国人民展现。而民盟在此主张提出之前和之后，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正是“联合政府”的思路，客观上促进了民盟的改组，将民盟内部的不稳因素分化出去，同时为民盟与中共在抗战胜利前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联合政府”议题的提出，并非中共的一时冲动，而是审时度势，看到了团结民盟和其他中间势力的机会。在第二次宪政运动的过程中，中共始终保持着距离，其一在于本身理念与运动主旨不合，其二在于中共已经看出国民党的宪政是空头支票。毛泽东就说：“国民党现又提出宪政运动，是为了取得民主的政治资本来掩护党治，对付我们”。但是，“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周恩来也赞成参加宪政运动，为了“影响中间派”。[10]故此，中共若即若离地参加宪政运动，目的是为了吸纳团结中间势力。现在，民盟正苦于二次宪政运动在理念上脱离大众、行动上受到制约，而“联合政府”的提出，让民盟中反对一党专政的力量眼前一亮。即便是对民盟中如青年党这样的分离势力，联合多党执政也是极大的诱惑。但是“联合政府”的口号给当时的民盟带来的首要成果，是推动民盟开始了自身的改组工作。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改组的内部驱动力，客观上来自二次宪政运动中民盟因为自身结构（三党三派），所暴露出的分歧。张澜在《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与主张》中写道：“到了三十三年秋间，因国势的阽危，已到了极严重关头。而在一党专政的党治之下，则政治军事日益败坏，则财政经济日益匮竭，人心亦日益离散，非立即实行真民主政治不能振奋人心，团结全国，内以改新庶政，外以加强战力，而获得最后胜利。然欲促成真民主的实行，仅限于党派结合之政团，其力量实嫌不足，必须扩大到国内一般要求民主，赞成民主的各界人士都来参加，群起响应，共同努力，使能促成真民主政治之实现。于是把‘民主政团同盟’的‘政团’二字取消，改称民主同盟，以期全国之一致。”[11]可见，实现“真民主”的理想与民主政团时期的内部党派纷争、组织涣散相矛盾，这是民盟改组的内部驱动力。

　　改组的外部催化力则是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到了1944 年，在二次宪政运动的作用下，民盟反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态度越来越明朗，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加之民盟地方支部吸收了大量的无党派人士乃至少量中共党员入盟，中共对民盟的信任增加。民盟“倾向中共的意味既已加强”，就必然会遭到国民党的压制，而国民党对民盟的压制以及由此所引起的反抗，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中共对民盟的顾虑，从而增加对民盟的信任度。虽然此时民盟的组织“还不够广泛，力量还没有充实，但前途是很广大的”。[12]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中共在提出“联合政府”的建议之前，特意征求了民盟的意见，而且将其放在党派会议的平等位置，从而在真正意义上把民盟当作了重要同盟。毛泽东关于联合政府的头一个批示，就是是要求与民盟的张澜、左舜生商讨，这表明，中共是把此一构想与民盟的反应联系起来一并考虑的。联合政府就是多党制政府，因此民盟赞成与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此一口号的成败。这也对民盟能否呼应中共的政治诉求，作为一个更加紧密政党的能力提出了要求。

　　在内外的驱动和催化下，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重点讨论并决定呼应中共联合政府的主张，同时，秉承民主宪政的精神，制定《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六个方面提出了民盟的建国原则和具体主张，其中有:“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国家之目的在谋人民公共之福利，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制，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国会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国家实行普选制度。”“经济民主化之目的，在求人民生活之繁荣与安定，及国富之公平分配，以期渐进于社会主义之实行。”“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并确立国有及公有财产，全国经济之发展，由国家制一统一计划，由公私两方分别实现之。”“军队属于国家。”“现役军人绝对不得干预政治。”“应保障学术研究之绝对自由。”“建立公医制度，担负人民医药及休养之供应。”如此等等。[13]这个纲领草案是民盟关于在中国建立联合政府，建设民主国家，提倡民主制度首个具体化和条文化的重要文献。

　　在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后，更多无党派民主人士加入了民盟，极大地推动了盟组织的发展和巩固，对于联合政府的呼应也更加直接。在10月10日的《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中，民盟明确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为此，还提出十项具体要求。自此，民盟主导的宪政运动内容为之一变，转向以呼吁和鼓吹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主，民盟的宣传和呼吁不仅提升了联合政府的政治号召力，也极大地扩大了自身的政治影响。1945年4月至6月，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其中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至此，在抗战中成立的中国民主同盟已经明确地成为国共而外的第三大政治力量。而从发动“宪政运动”到转向支持“联合政府”的过程，也就成为了国共与民盟三者之间牵连互动形成的过程。

　　自此，在联合政府的旗帜下，中共与民盟结成具体的统一战线。在45年以后的时间里，民盟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共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集中团结和代表其他各中间势力的政治立场，从而为携手对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民盟归向“联合政府”的意义重大：因为它使这面旗帜在理论上的优势变为具体的政治优势。[14]

　　三、余论

　　从“民主宪政”到“联合政府”，是否说明中国民主同盟在这一时期政治理念上摇摆不定呢？笔者以为恰恰相反，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民盟审时度势的判断力，勇于改造自身去芜存菁的行动力，更显示了民盟一以贯之的政治理想，即坚持开展民主运动，反对一党专政，团结一切中间力量，促进国家的和平与现代化。正如抗战胜利前，郑天挺教授在撰文谈到民盟改组的意义时所指出的：“将‘政团’两个字取消，其意义是认为以往各中间民主党派的联合努力，还不足以争取民主政治的实现。今后必须联合各界各阶层的人民共同努力，才可以达到民主政治的目的……中国民主同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广泛地开展民主运动……‘民主政团同盟’的动机，是在调解国共两党，以求其全国的团结，而‘民主同盟’的所以组织，则无疑的其意义更重要，其任务更广大。目前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国共问题，而是民主政治能否实行问题……我们要明了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意义，而努力向这个目标做去。”[15]求真民主，促大联合，是民盟在抗战末期由“民主宪政”转向“联合政府”之际形成的坚定信念和做出的历史性选择与贡献，事实证明，这一信念依然富有战斗性和吸引力，这一选择顺应了时代需要和历史发展潮流，而这一贡献则永远不会磨灭。

　　[1]殷啸虎：《民盟与旧中国的宪政运动及其反思》，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140页。

　　[2]闻黎明：《黄炎培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宪政运动》，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9期，第149页。

　　[3]邓野：《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193页。

　　[4]梁漱溟：《论当前宪政问题》，《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57页。

　　[5]《宪政实施协进会的任务——黄炎培对中央社记者谈话》，载《国讯》第353期，1943年11月25日。

　　[6]闻黎明：《抗日战争时期宪政运动若干问题的再研究》，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第21页。

　　[7]宋春：《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8]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0页。

　　[9]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上），第279页。

　　[10]邓野：《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第193页。

　　[11]张澜：《民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原载《新中国日报》，1945年2月26日第2版；转引自《张澜文集》，四川，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08页。

　　[12]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各党派问题（1945 年 3 月）》，载《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抗日战争时期（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121页。

　　[13]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二卷（上），第280页。

　　[14]邓野：《联合政府的谈判与抗战末期的中国政治》，第194页。

　　[15]毅生：《中国民主同盟》，载《再生》，1945年第104期，1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