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陶行知的国难教育

　　陶行知一生在上海工作7年，恰逢中华民族面临国难、全民奋起救国图强的历史时期。如同他经过的世界上其他地方，陶行知把上海作为实践自己教育抱负和救国理想的又一块坚实的基地；他在这里创造、传播、践行着至今依然闪烁时代光辉的教育思想；在这里，他的脚步和思想一样马不停蹄，唯一不变的，是其追逐民族兴盛和大众幸福的教育之魂。

　　一、从教育力量到民族力量

　　1932年8月30日，陶行知在上海当时的沪江大学发表了《国难与教育》的演讲，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解决问题，不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教育，不能解决国难问题的，尤其不是真教育。”陶先生认为，教育就是力的表现，力的变化??要解除国难，先要有力量，因为力量不充分，所以不能对付国难。[1]在这次演讲中，陶行知对当时“乏力的”中国教育提出了改造的设计：

　　我国的传统教育和现行的教育，只能造成少数人的力，空谈的力，散漫的力，被动的力，头脑的力。我们从此要改造教育，使教育普及于大众；使受教育者都能实践力行，从行动上去求得真知，并使大众组织起来，自动去做他们的事；而仅用脑的知识分子，要使他们变成兼用手的个人，仅用手的工人、农民等都变成兼用脑的知识分子。这才能把少数人的力，变成多数人的力；空谈的力，变成行动的力；散漫的力，变成组织的力；被动的力，变成自动的力；仅用脑和仅用手的力，变成脑手并用的力。于是我们就可以造成极伟大的民族力量，来解除一切国难。

　　在1933年1月上海中社的一次演讲中，陶行知强调了“有力量的教育”的观念，他认为：“手与脑联合起来才能产生力量；力量要在自卫政策上表现出现来；科学生产上头才把这力量表现出来。西洋人的耳朵只听得进的一个字，就是‘力’字。你有力，他们听你；你没有力，他们不听你。”[2]他强调，真正的力是手脑并用，“所以四万万人，若都能用脑来指挥手，手来变化脑，那么组织起来，必能生惊人的力量，那时应付日本，一定不难。”[3]

　　大众、行动、有组织、主动、手脑并用，这些关键词构成了陶行知“教育力”的核心要素，贯穿在陶行知在上海工作期间一系列演讲、言论和实践中。事实上，“有力量的教育”是陶行知民主教育、生活教育思想的概括，并被赋予了更明确的民族救亡的时代价值。

　　二、山海工学团——大众教育的试验

　　从美国留学回国后，针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弊端，陶行知提出了“生活教育”思想——即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并积极在中华大地开展平民教育活动，先后创办了南京的晓庄师范学校、上海的山海工学团、重庆的育才中学和社会大学等学校。他倡导“科学下嫁”运动，通过乡村教育，为最大多数的贫苦农民服务，以普及乡村教育来改造中国的乡村社会。

　　1931年春，因创办晓庄师范学校而被避难日本的陶行知回到上海。原来陶行知打算回南京恢复晓庄师范，由于困难很大，便想在上海办学。1932年5月至8月，陶行知先生在上海《申报》上连载发表教育小说《古庙敲钟录》，文中塑造了一位古庙敲钟人通过庙产兴学，将教育与乡村携手、造福乡民的故事，提出要创办一个由全村人共同管理的学校，以普及教育。

　　陶行知在小说中提出的关于创办工学团的设想，很快在上海和宝山之间的大场乡村实现。新的学校于1932年10月1日成立，取名“山海工学团”。[4]工学团把工场、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主张“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推行半工半读的普及教育。学校招生原则就是来者不拒，不能来者，送教上门。这是继晓庄师范以后又一个试验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基地。

　　陶行知如此解释“山海工学团”名称的内涵：“一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处在宝山、上海之间；二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占我东北地区，山海关危急，取名‘山海’有共赴国难的意思”。[5]

　　山海工学团继续实践晓庄师范的办学主张。陶行知的山海工学团中的“工”强调工作，工以养生；“学”就是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团”，就是大家团结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工学团被陶行知认定是“最有效力之乡村改造方法”。1932年10月，在与陈立廷等人联合署名的《山海工学团创立文件》集中体现了陶行知的教育理念：

　　所谓“工学团”即同时是一个工场、一个学校、一个团体，在这里面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本校实验即以工学团为中心，并参用下列七种主张：（一）社会即学校；（二）生活即教育；（三）相学相师，会者教人，不会者跟人学；（四）先生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五）在劳动上劳心；（六）行是知之始；（七）与大众共甘苦，同休戚，以取得整个中华民族之出路。

　　山海工学团附近十里方圆的村庄，就成立了青年、儿童工学团、养鸡、养鱼、棉花工学团……一下子办了十几个工学团，入学的有好几百人。陶先生及其弟子山海团与农友在同吃、同住、同劳动，教农友科学种田，发动农友修桥铺路、抗旱救灾、发展生产、医治疾病，并提倡红白喜事简办、移风易俗，受到农民极大的欢迎和支持。

　　在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七次教育专家会议，陶行知就职业学校、职员补习教育、农村改进等问题发言，旨在向更广泛的领域普及工学团的教育理念，如：“学校宜改称工学团??先生宜改称工师，意即教人做工之师也。观念既改，职业教育乃有新希望”“分头向商店接洽，名之曰掮客式补习；搞流动图书馆，名之曰马路式补习教育??”[6]

　　为推动教育普及，陶行知持续在《生活教育》等刊物上撰文，批判传统的“消费教育”，把知识当成私有、传家宝、古董、买卖的商品，“花费了大众的钱培养了一千万不肯教人的守知奴，造成大多数中国人的‘愚’”，“要叫中国人聪明起来，非收伏守知奴不可”。[7]从1931年9月到1932年1月，陶行知为《申报》副刊《自由谈》栏目开辟“不除庭草斋夫谈荟”，撰写时评、杂文100多篇，呼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

　　山海工学团是当时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基地之一，也是国难教育的实验基地。马侣贤、张劲夫先后担任工学团团长，田汉、邹韬奋、冼星海、艾思奇、萨空了、张志让、张宗麟、王洞若、钱亦石、薛暮桥等许多知识分子、学者名流都来山海工学团讲过学。

　　1936年春天，山海工学团开办艺友班，所谓“艺友制”，即在一种艺术上做朋友的意思。[8]陶行知进一步倡导了“小先生运动”，有经验的先生通过自身实践上课，辅导了许多小先生。陶行知曾经描述自己参观“上海公学团”，“惊讶地发现一个12岁的男孩侣朋教一个拥有40多个儿童的班。每个幼儿的心灵都掌握在他手心里”，于是他意识到“他们自己已经找到了救校救国的新方法，那便是‘小先生’”。[9]“小先生制”不胫而走，很快影响到上海、全国。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工学团所在地成为战区。部分师生撤退到上海租界，组织里弄工学团，开展难民教育工作，创办报童学校。部分师生参加战地服务团，走上抗日前线。

　　三、大众的国难教育

　　1935年的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史称“一二?九”运动。此间，陶行知提出要进一步草拟各校、各界实施国难教育之办法。1936年1月6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5年12月27日成立，陶行知为当时35人执行委员之一）通过陶行知草拟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方案》（发表于1936年1月6日《生活教育》第2卷第22期），坚决反对任何伪组织和华北自治，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并希望各校、各届拟订实施该方案的具体方法。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国难教育的目标、对象、教师、非常课程、组织、文字工具、方法等。这一方案综合体现了陶行知的大众教育思想，它是大众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所谓“大众教育”，是大众自己办的教育，是为大众谋福利除痛苦的教育。[10]它以解决国难为唯一目的，是有理论、组织、计划、纪律的行动。陶行知还提醒：为教育而教育，不许行动的教育，乃是加重国难的教育，而不是解决国难的教育。[11]在其《民族解放大学校》一文中，陶行知批评政府及教育当局提出的“救国不忘读书”，认为此举诱导在学生埋头读书，压制学生的爱国运动。他认为，自从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后，全中国便成了一所民族解放的大学校，这所大学只有一门功课“民族解放教学做”，简而言之，便是“救国教学做”。[12]

　　1936年2月，由陶行知发起的国难教育社在上海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几乎代表了当时社会各色人等，有工人、农人、商人、学生、店员、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先生、艺术家、科学家、律师、记者、教育家、宗教界人士等。会上通过了《国难教育社成立宣言》、《国难教育社简章》和《国难教育社工作大纲》，并在沪西、沪东、闸北、沪中、浦东等区建立分社和社员团，在沪东、沪西、闸北、浦东等地开办工人夜校、识字班和训练班等，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些活动充分体现了陶行知教育实践极其注重组织化的特点。

　　关于“小先生”制度，陶行知认为，小先生可以发挥细胞分裂的功能，如一个工学团里面可以训练出两个也能创办工学团的人，于是这两个能创办工学团的人再领两个小徒弟去创办工学团??。[13]1936年2月，陶行知在上海《星报》发表《民族解放中小先生之使命》，认为小先生今后的任务，不能停止在教人识字，或是教人一些普通的科学知识，而是要集中力量向大众宣传民族的慰籍和民族解放的路线，这是每一个小先生应该同负的新的使命。[14]陶行知在《申报》发表的一篇关于儿童读物评判标准的文章中建议：“现代中国方受空前之困厄，中国大众咸负有争求民族解放之重负。此重负不止于一代，必且父死而子继之。故现代中国儿童之读物又必须于此点切实顾到，方得谓之适应时代之读物也”。[15]陶行知还两次致信冯玉祥，恳请其起草针对士兵实施国难教育的办法。

　　在陶行知看来，大众教育还意味着要造就一支追求真理、虚心好学的教师队伍。教师不长进，就要被大众赶上，教师需要追求“行动的真理”；教师需要向学生虚心请教，了解他的环境、能力、需求，教师需要承认小孩有教大人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教师才能留住“思想的青春”。教师若把自己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自己和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16]

　　陶行知的大众教育思想渗透到他对新大学的设计中。《大学》里说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陶行知认为，依照当时新的眼光看，应该变成“大学之道，在明大德，在新大众，在止于大众之幸福。”[17]

　　其中，“大德”是大众之德，“新大众”是教大众自新，“止”就是瞄准的意思，新大学的一切课程设施都要对着大众的幸福标准。陶行知同时批判了从前大学造就的两类人才：一种是不肯为大众做事的人，一种是替代大众做事，但野心勃勃，想要一手包办，甚至不许大众自己动手。

　　陶行知还批判了一种时髦大学，它们一动手就是圈它几千亩地皮，花它几百万块钱，盖它几座皇宫式的学院。而真正的新大学是大众大学，是茅草棚大学。陶行知揭示了当时高等教育的若干不良倾向：贵族化（教育几乎完全为少数富贵之子弟所独占）、无计划（不顾产品之销路若何）、商业化（师生之关系，纯为知识之贩卖）、主张教育独立于政治。[18]他主张今后高等教育应养成富有创造性、革命性之学生，绝不容继续造出继承旧社会之驯奴。

　　陶行知关于创造教育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32年10月在上海大夏大学《创造的教育》的演讲中。该演讲主张：由行动获知识；改造传统的学校组织形式，以社会为学校（而非学校社会化），学校和社会打成一片；把生活纳入教育。陶行知强调，“有行动才能得到知识，有知识才能创造，有创造才有热烈的兴趣。”“行动是中国教育的开始，创造是中国教育的完成。”[19]

　　四、结语

　　在上海工作期间，陶行知以自己的言行力挺自己的生活教育、大众教育理想，将其融入自己的国难教育方案。他将教育视作民族救亡、社会改造的支点，主张中国的教育思想要突破狭义教育的范畴，应以“大教育”角度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国家和民族的时代背景在变，而教育服务国家和大众的使命是恒久的。教育如何服务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如何通过服务大众来维护社会公正？如何通过实际的社会行动改造社会？如何通过手脑并用激发民众的创造性？教育如何真正彰显实践和行动的力量？这些命题如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依然可以为我们反思和变革教育制度提供宝贵的启示。

　　终生研究陶行知的日本学者斋藤秋男曾说：“陶行知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的确，对于这位在东西文明冲击中摸索出自己教育思想的“最后的圣人”，陶行知的诸多思考值得我们回味并发扬光大。

　　[1]董玉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57－358页。

　　[2]董玉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309页。

　　[3]王文岭编撰：《陶行知年谱长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03页。

　　[4]山海工学团成立时初址在宝山大场镇南孟家木桥张兰庭家，系新盖农舍，共有大小房间14间。校舍在抗日战争时毁于战火。1946年4月，陶行知从重庆回上海，恢复了山海工学团，定名为山海实验乡村学校，校长由马崇儒担任，并发展为7个分校。解放后，上海市教育局按公立学校标准拨给“山海”全部经费。1951年初，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示，学校改名为公立行知小学。20世纪80年代拆除，于1986年在原址扩建为陶行知纪念馆。

　　[5]浦锦文，何荣贞：《陶行知与山海工学团》，http://shszx.eastday.com/node2/node4810/node4851/wswh/u1ai60051.html

　　[6]王文岭编撰：《陶行知年谱长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10页。

　　[7]王文岭编撰：《陶行知年谱长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20－321页。

　　[8]引自《对于乡村教育的一个新建议——乡村工学团之试验》，原载1932年11月14日《光华半月刊》第3期。参见顾明远、边守正主编《陶行知选集》（第1卷），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9页。

　　[9]王文岭编撰：《陶行知年谱长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05－306页。

　　[10]董玉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52页。

　　[11] 董玉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57页。

　　[12]王文岭编撰：《陶行知年谱长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67－368页。

　　[13]王文岭编撰：《陶行知年谱长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14页。

　　[14]王文岭编撰：《陶行知年谱长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67页。

　　[15]王文岭编撰：《陶行知年谱长编》，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66页。

　　[16]董玉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60－461页。

　　[17]董玉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58－459页。

　　[18]顾明远、边守正主编：《陶行知选集》（第1卷），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4－196页。

　　[19]董玉良主编：《陶行知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468－4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