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07-13 10:23 作者:陈波
（陈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特别是苏联的解体，不仅改变了国际政治的版图及走向，大量历史档案的解密也给各国学术研究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我国的中共党史研究即是这种学术气象“更新”的一个领域——在中苏关系新研究视阈中，党史研究的很多传统议题重新获得了“学术上的活力”。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及其演变也是诸多“换发活力”议题中的一个。
当时的90年代中期，据俄国学者A.M.列多夫斯基[1]披露，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曾致电斯大林“向其请教”，表达过“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以之后，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一样，除了中共以外，所有政党都要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2]我国学术界很快注意到了这一史料以及次年4月斯大林的回电，先后在《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党的文献》上刊载。这两则档案在国内党史研究界掀起了轩然大波。更为关键的是，对于这样一份重要的文件我国档案机构并没有相应的存档，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富有争议性。有学者认为这样重要的档案既然在我国没有存档，其真实性值得怀疑。还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是不可能提出这样的主张的。为此，他们批评有些论著未经考据分析，把“莫须有”的电文所言当作事实，任意引用发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历史加以曲解，客观上散布了对党的这项基本政策的怀疑和不信任的情绪，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3]这些争议的核心在于，档案透露出的信息与传统认知中毛泽东在抗战结束前后对于中国政治出路以及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的思想不一致，甚至相悖。继而使毛泽东的抗战后期至内战期间的“联合政府”主张又成为一个“争议”的话题。本文即根据所见俄罗斯档案中有关民盟及“第三党”的文献，对这个问题从1945-1948年中苏两党关系的角度予以探讨。
一、战后初期斯大林对华政策中的“联合政府”情结
对于二战后的远东秩序格局，斯大林的头脑中始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那就是严格遵守“雅尔塔会议”精神，因为这一主要由苏美英三国主导形成的战后世界安排符合苏联在东欧以及远东的利益。而对战后的中国政局，斯大林一开始就严格按照与美国人多次谈话的约定，表示不会干预蒋介石的统一建国，更不会出手援助中共。1945年6月，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第11-12期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4]
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构想反映了苏联战后初期从国家利益出发而非基于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从战争结束到1947年初，斯大林对外战略的总体构想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合作，并通过建立和维持势力范围来保证苏联的安全，通过与西方的经济和贸易往来保证苏联的发展。而为了实现这一构想，斯大林通过对共产党的指挥，在苏联的周边国家及其力量所及的地区，推行了一种“联合政府”政策。这一政策首先在西方势力范围的、且在战后共产党影响较大的一些重要国家内实施。比如，在法国、意大利、希腊甚至北欧，虽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长期的抵抗运动中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并且有的还有自己的武装，但他们战后寻求苏联的帮助时，斯大林的“分寸”把握的很好，既然是在西方的势力范围内，为了表示合作的诚意，苏联坚持主张在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应该放下武器，以合法身份进入政府，即使不能成为主导角色。其次，在东欧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斯大林最初都积极推动他们组建“联合政府”或者“人民民主”政权，允许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进入由共产党掌控的联合政府，只要这些政权“亲苏”。[5]
因此在远东，对于1945年抗战甫一结束蒋介石提出的国共会谈，在斯大林看来是朝着联合政府迈进的一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引发远东局势的紧张，甚至导致美国的直接介入。当时的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但他清楚一点：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都不能超出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乃欧洲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此时在斯大林战略设计中“重欧轻亚”是一个重要的特点，他绝不希望在远东与中共有过多牵连而让美国看作是突破“雅尔塔”的举动。因此，斯大林希望中共能够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对此，俄国档案中有多处证据佐证。
最终导致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1945年夏宋子文访苏，第一次与斯大林会晤，会谈伊始，斯大林便问宋子文，是否知道三巨头（英、美、苏三大国代表）在克里木会议上就远东问题所达成的协议。[6]这一点足以证明，在处理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是如何看重雅尔塔协议的。同年，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10月20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没有了苏联的援助，中共不得不改变了原来准备在日本投降时大规模接管活动，包括在华东、华中地区的起义等计划，而准备同国民党谈判。
斯大林在中国试图推行“联合政府”政策另一证据就是1947-1948年毛泽东多次要求访苏，却屡次被斯大林婉言拒绝。借口不是战局未定，“不能离开统帅”，就是“访问可能引起美国等国家指责中国是苏联的附庸”，甚至包括“政治局官员要到各地去征购粮食”这样的理由。[7]尽管毛泽东表面上表示理解，但内心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甚至驻华的苏联的代表也有所察觉。[8]为何斯大林迟迟不同意毛泽东访问苏联？1948年中国的局势还没有完全明朗，莫斯科对美国的东亚政策捉摸不透。而苏联在欧洲已经陷入了与西方严重对抗的泥淖，柏林危机也使斯大林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在这种时候，莫斯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美国认定苏联有意在亚洲破坏雅尔塔协议框架，进而采取直接的武装干涉政策，使苏联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境。包括苏联不希望因远东问题，导致西方与苏联在东欧对抗。这就是苏联不愿扩大对中共援助的范围和斯大林三番五次推迟毛泽东访苏的主要原因。
二、毛泽东“联合政府”思想形成中的苏联因素
应该说，斯大林在抗战胜利前后的中国政局并不十分清楚，而不仅仅是不了解中国共产党。1945年夏，宋子文访苏期间，斯大林曾问及“是否还有共产党外其他类型的民主党派”，宋子文则回答：“实际上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再无其他党派。还有一个所谓的民盟，其成员主要是共产党人、民族—社会主义者和青年党党员，成立该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与中央政府作对”。[9]这大概是包括民盟在内的民主党派给斯大林留下的第一印象。马歇尔来华调停国共冲突时，也向苏联传递这样一种信息：民盟等第三党是一个没有确定的政治目标、脱离中国实际的群体，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无益。1946年1月，马歇尔与苏联驻华使馆官员谈话时表示：“所有的中国对话者都只是倾向于毫无实际根据的空洞议论。所有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例外，都坚持一个意见，就是必须实现国家民主化，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达到此目的具体道路。缺乏实际解决民主问题的现实态度。”对于民盟，马歇尔评价有两个不足，第一个在于缺乏群众基础，好像有5-6万人，这个数字与中国4.5亿居民来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第二个缺点是队伍缺乏统一性。而民盟的领导成员，与其说他们先进，还不如说他们特殊，他们追求在中国达到民主自由，但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欲达此目标的实际道路。[10]
反过来，民盟倒是积极地寻求苏联的支持，譬如罗隆基就曾受民盟的委托，于1947年3月专程从上海到南京拜会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希望苏联能够关注民盟的主张，并就民主人士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当前一系列问题征求后者的意见。罗隆基认为“苏联是中国民主派唯一的始终不渝的拥护者和支持者”，希望苏联能够出面调停国共冲突。当彼得罗夫问到，那些民主党派和力量的统一战线有多广泛，人数有多少时，罗隆基只是回答说“在上海的情况令人十分满意”。这一点说明，苏联对当时民盟的影响力并不看好。而当罗隆基提出要在南京派一位民盟代表以便与苏联驻华机构联系时，彼得罗夫干脆直接拒绝了。[11]
对于中共与民主同盟的关系，1947年初董必武与苏联驻华官员会晤时，曾表示在当时阶段双方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原因在于民盟还对国共之间的和解抱有幻想，也不清楚国民党将会把中国引向独裁的深渊。在和民主同盟的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待党外不同人士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对那些与共产党接近的人，如邓初民、章伯钧、沈钧儒，共产党讲得比较坦率，他们也能听取共产党的话。对这些人可以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诚实的，中国共产党渴望得到它；另一个是虚伪的，是蒋介石要的。帮助蒋介石建立这个虚伪的世界，不仅会给中国共产党，也会给民主派本身带来危害。对其他的一些人，如罗隆基、黄炎培等，共产党说起来有点不一样，会向他们证实，民主同盟的和平建议正中蒋介石下怀，因为中国共产党已无处可退，继续退让将会导致中国共产党被消灭”。[12]
对于前文述及的1947年10月30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报，直到次年4月斯大林才回复，并说明原因是“要核查一些材料。”对信中毛泽东表示的“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斯大林表示“疑惑不解”并且“不同意这样做”。斯大林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即使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中国政府也应该按照自己的政策，至少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长度现在还很难确定）组成民族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相应地，在经济领域也不能急于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和没收政策。[13]
其实，到1948年时，无论是在东欧还是在远东地区，斯大林都认识到“联合政府”政策难以为继。[14]特别是随着中国内战局势的演变，苏联已经在调整对中共的政策了。但是，出于外交策略，在局势完全明朗之前，特别是探知美国人是否会介入中国内战之前，莫斯科并不想完全改变前面的“联合政府”政策。但此时这一政策除了要与美国“维持表面的和平之外”，还带有更多的功利性：其一，要保证在中国动荡的局势中保持足够的灵活性，因此不能断绝与任何政治力量的联系。在1948年4月，苏联发给驻华大使馆的电报中，指示要“认真观察民主进步团体的政策，摸清他们中思想进步且能够大力促进民主运动加强的人士。重视与民主、进步人士交往和会晤，同时保持谨慎的态度”。[15]其二，通过“联合政府”这一政策，最大限度地争取民主人士反对国民党政府及美国，从而在中国维持一种对苏联有利的形势。
反观毛泽东的民主党派观念及对未来内战结束后中国的政治设计，除了来自斯大林方面的影响之外，有着自己的变化轨迹。
毛泽东真正开始思考系统化、具体化的联合专政政权建构思想是在抗战末期。他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联合政府时说：“此事是谢伟思告知的，美国政府有训令给高思大使，要促成中国的联合政府。谢伟思问我的意见如何实现，我说召集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共同抗日，将来建国。”[16]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系统表达了毛泽东构建联合政府作为全国性政权组织的思想，具体明确了联合政府的政党构成。毛泽东指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即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发布一个民主的施政纲领，以便恢复民族团结，打败日本侵略者。”[17]在抗战即将胜利的时候，民主力量是中共可以借助的力量，用以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最重要的是进一步赢得同国民党的斗争。
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表明革命即将取得胜利，建立新中国的任务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就在17天之后的1947年10月27日，民盟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团体，宣告解散。一个重要的同国民党进行政治舆论斗争的“伙伴”没有了，也让毛泽东对未来“联合政府”需要有新的思考，甚至向斯大林表示未来中国不需要其他政党存在。也正是这个时候，斯大林否定了毛的这个想法。毛泽东急于在1948年夏访问莫斯科，与他对民主党派在未来的地位和作用的思考也有密切的关系。7月底，毛泽东再次致电莫斯科，希望尽早安排出访。毛泽东说，如果在1947年，他本来并不急于到莫斯科去，现在1948年形势变了，他想快点到莫斯科去。在那里他有很多事情要谈一谈，有一些问题他请求给他出些主意，其中第一个问题便是“关于与小的民主党派和团体（及民主活动家）的关系；关于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8]1948年，随着民盟在香港重新宣布恢复活动和斯大林的否定性建议，毛泽东放弃了实践改变联合政府内涵的计划。[19]不过，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波动暗示了他对于联合政府体制的顾虑。因此可以说，1947-1948年前后，毛泽东联合政府思想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转变过程中苏联因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关键是这种变化的内容是什么，要解答这一问题，以现在可见的档案文献尚存难度。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一心想利用中间党派，联合中间党派给国民党制造政治舆论上的压力，但同时他也很担心中间党派在与中共合作中反过来利用中共。因此，尽管毛泽东不断在党内和公开场合表达自己愿意联合中间党派、信任中间党派。但事实上，毛泽东并不想对中间党派完全敞开心扉，对其仍抱有警惕心理。内战局势的变化出乎包括斯大林在内的所有人的意料，也要求中共在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尽快做出决断。新中国建立前夕的1949年中，毛泽东浇灭了中间党派在新国家执政的最后希望：“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20]
三、一点思考
中国革命不是孤立的，与抗战胜利前后的世界格局密不可分。战后初期，中共的内战方针和建国方略多多少少受到苏联的外交方针和美苏关系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的“联合政府”思想。从1947年10月底的那封电报及斯大林的回电，我们可以看出苏联的远东政策对中共处理与民主党派关系上带来的影响。更为关键的是，毛泽东深知无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还是新中国的建设都将离不开苏联的支持与帮助，毛泽东不可能直接将中间党派驱离新中国的政治舞台。因此，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共吸收了大量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入新政权，组成了毛泽东之前向他们承诺的联合政府。因此，表面上听从斯大林的建议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
但是，苏联在抗战胜利前后对中共的政策毕竟让中方心存芥蒂，特别是内战局势越来越对中共有利的情势之下，苏联方面多次推迟访苏，加深了毛泽东对苏联特别是斯大林的猜疑和不信任。尽管毛泽东一时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加强同民盟在内的民主党派的联系，但其内心对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作用是有自己的认识的。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在中间党派问题上的争议是是否应该将中间党派看作是中共全国性政权中的在野党而非是否应该放弃联合政府。斯大林的看法是中共要在保留自身领导权的前提下不改变中间党派作为在野党的地位和作用，利用它们继续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毛泽东的看法是中间党派不能做在野党，只能做没有执政可能性的非党联盟。最终，中间党派要逐渐从政党变为了丧失事实上政治参与能力的“参政党”。
1949年10月25日，刘少奇对苏联大使罗申说：“不久前成立的联合政府使各民主党派很满意。中国共产党占据了这个政府中所有的领导岗位，可以很容易地监督各民主党派的活动。说实在话，所有这些政党甚至不能算真正的政党，因为所有这些政党在全中国的党员总数只有三万人，而中国共产党有一百多万党员。但是由于这些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代表着中国的资产阶级，而政府又有意创造了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重重条件，中国共产党估计，将来这些党派会有一定程度地活跃。中国共产党预计中国的联合政府时期会持续十至十五年，十至十五年后，与资产阶级合作的必要性就没有了。”[21]
中间党派由于阶级属性，退出新中国的政治舞台是迟早的事情。对于毛泽东来说，下一步需要考虑的是通过何种方式让中间党派在实质上退出新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便与1957年的反右运动联系起来了。
附：俄国解密档案中有关“民盟”的文献摘录：
1945.07.02，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二次会谈纪录，关于中苏条约问题，页57，【№12021】
会谈伊始，斯大林同志便问宋子文，是否知道三巨头（英、美、苏三大国代表）在克里木会议上就远东问题所达成的协议。……
斯大林问及是否还有共产党外其他类型的民主党派，宋子文说：“实际上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再无其他党派。”还有一个所谓的民盟，其成员主要是共产党人、民族-社会主义者和青年党党员，成立该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与中央政府作对。
……
1946.01.02，彼得罗夫与章伯钧等人谈话纪要：国共关系问题，页112，【№16063】
1946年1月2日在大使馆进午餐时，我同（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大公报》记者）高集（Гао Цзи）和（《时事新报》记者）邵家林（Шао Цзялин）进行了如下谈话：
1、对我提出有关民主联盟是否已完成对政治协商会议准备工作的问题，章伯钧答道，民主联盟已挑选出一个9人代表团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并拟订了行动纲领。代表们每天都会晤，以便对政治协商会议上准备提出讨论的所有问题能协调好立场。要求国家民主，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把军队移交给国家，改选国家议院代表，重新研究宪法草案等是我们纲领的重要因素。
2、我对新闻界关于政府建议成立三人委员会[22]来研究停止内战问题的评价感兴趣。高集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自己完全可以毫不困难地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为什么还要外国来干涉中国内政。把马歇尔引进委员会是撕毁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
对这个问题，邵家林回答说，马歇尔在委员会可以促进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争议问题的解决。因为处在国民党的压迫下，中国人不可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外国朋友就应该来帮助。
邵家林请求我能更经常地接待新闻记者。他说，我们关于苏联知道的很少，因此，我们不能够对各种各样的谣言和诽谤进行反驳。例如，不久之前，散布着关于红军在东北的最难以置信的谣言。假如您或者您助手中的任何一位，能够对记者进行新闻发布，打破这些谣言，那该多好啊。
我说，我将永远高兴在我们那里接待新闻记者，并和他们交谈他们所感兴趣的问题。
在谈话时有二等秘书贾丕才参加。
1946.01.08，费德林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页123，【№16067】
机密
今年1月8日在我们使馆共进午餐时，我和马歇尔进行了一次交谈，内容如下：
马歇尔在讲到完成自己使命时强调说，在与中国各界代表进行这类会谈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这些难题使他解决面临的任务大大复杂化起来。首先马歇尔表示自己对那样的状况不满，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对话者都只是倾向于毫无实际根据的空洞议论。所有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例外，都坚持一个意见，就是必须实现国家民主化，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达到此目的具体道路。缺乏实际解决民主问题的现实态度，不仅不能拉近民主，而且相反，会使中国远离国内现有的民主。
在回答我的问题——他是否等待国民党的民主改革，是否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能够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和平繁荣的政党时，马歇尔指出，他深信中国的民主化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须进行的。同时，他强调，以他的观点，国民党完全能够通过渐进的道路把中国引向民主体制。马歇尔强调，国民党作为拥有最多群众的党，注定要在中国民主化命运中起决定作用。
马歇尔在评价中国民主同盟时声称，这个组织的缺点在于缺乏群众基础，这个同盟好像有5-6万人，这个数字与中国4.5亿居民来比，简直是微不足道。民主同盟第二个缺点是他们的队伍缺乏统一性。参加这个同盟的各个党派和社团之间有争斗，在追逐官运的土壤上产生相互敌视，让己方成员掌握决定权的企图在同盟中引起了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把他们本来就脆弱的组织性撕得粉碎。最后马歇尔说，评价民主同盟的领导成员，与其说他们先进，还不如说他们特殊，民主同盟追求在中国达到民主自由，但他们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欲达此目标的实际道路。
在回答我的问题——民主同盟的组织性薄弱是否是中国执政党现行政策的结果时，马歇尔说，这大概可解释为国民党实行一党政策的结果，而这种状况更加有利于强大的国民党，而不利于组织涣散、杂乱无章的民主同盟。
在评价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力量时，马歇尔指出，共产党人是中国其他社会力量中最有组织性和最有目标性的政党。尽管如此，在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难道能适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吗？马歇尔说，不要忘记，中国农民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比谁都更少会对诱人的政治口号感兴趣，他们只追求减轻自己的税赋负担和兵役，这些税赋和兵役一直是使中国农村破产和贫穷的原因。普通的人民都厌倦战争，在他们中间不可能有普及武装斗争、推翻现有制度的思想。
在回答我的问题——他是怎样设想中国的民主化过程时，马歇尔声称，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着很多困难。中国在几百年里形成的这种落后和无组织状况下，未必能期待在国内建设政府和法治机构时，可以很快地引进民主形式。例如，马歇尔说，在不可能指望采取全面选举措施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指望进行广泛地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按马歇尔的观点，既然在现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进行广泛的全民选举，中国的民主化就应该走由上而下开始改革的道路，以此来打基础。
在整个会谈过程中，马歇尔不止一次地高度赞扬菲律宾的民主化成就。为此，马歇尔强调说，菲律宾人民应该好好地感谢美国。在这个时候，他说，美国在菲律宾几乎都用命令方式开始履行自己的文明使命，建设民主化基础。在回答我的问题——是否应把菲律宾的例子看成是美国在中国政策的延续时，马歇尔说，虽然美国在这里的立场有些不同，但个别的原则也可能适用于中国。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Н.Т.费德林（签名）
1946.10.26，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页175，【№16192】
10月26日，我邀请周恩来到我处谈谈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在回答我的提问时，周恩来表示，国内政治局势很糟，军事行动将继续，显然，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将全面破裂。周对自己返回南京作了如下解释：
1、必须面对“第三势力”（民主同盟）的要求。
2、需要给“第三势力”进行直观教学，同时要让群众看到目前不可能妥协。周说，我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抱任何希望，因为国民党和中共在观点上的分歧太大了；占领张家口，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和蒋介石八条的提出，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破裂。国民党和美国人夸大了这八条的意义，把他们变成是“让步”，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
他们所说的“让步”指的是：
1、同意建立国民党和中共联合驻军的地区，但是这并不是让步，因为在政协会议期间已经达成这方面的协议；
2、声称宪法草案在完全拟定后提交国民大会审议。然而这一决议也已在政协会议上通过。国民党还声称，这些条件中没有任何新的要求，这不符合事实：新要求可列举如下：
（1）国民党不同意给共产党方面让出长城以内被他们抢占的地区，同时要求中共军队撤出东北并进驻黑龙江省、兴安省、嫩江省一部分和延吉的据点。
（2）国民党要求我们所承诺的领土上的让步（如哈尔滨），而与此同时它不同意交给共产党方面已承诺让步的那些地区（恢复1月13日在全国和6月7日在东北的战线）。
（3）此外，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做出新的让步，这些让步共产党以前就没有同意（如苏北解放区）。
周说，主要分歧围绕着驻军和地方政权机关问题。
周说，关于第一个问题国民党还没提出具体要求，但是马歇尔在与他谈话时已透露出，这方面的要求依旧，即要求中共军队不驻扎在这些省份，诸如江苏、热河、山东和察哈尔大部等。
关于地方自治问题蒋介石是这样理解的：只有在中共军队驻扎的地方可以搞自治。他认为，如果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某县或省的主要城市，那么全县或全省的权力就都归国民党，完全不考虑农村居民的情况。
根据国民党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的立场可以得出一定的结论：目前的谈判面临失败的命运。
周说，他现在没有与政府代表进行直接接触，而是通过“第三势力”与政府代表打交道。周补充说，政府在政治问题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关于军事问题在蒋介石回来之前陈诚不会做出答复。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美国态度的问题，周回答说，美国继续帮助蒋介石，尽管他们仍然做出姿态保持中立，但他们的中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周表示，美国人不是考虑到停止内战是中国人民的需要，而是认为中共军队正在遭受挫折，因此停止军事行动对中共有利。马歇尔建议我们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以争取和平，如果我们不接受，他就给蒋介石提供再开打的可能，以便迫使我们接受这些条件。
近期进行了大规模战斗，经过20天交火，国民党抢占了张家口之后又占领了19个城市。周接着说，目前大规模战斗在下列地区进行着：
1、在东北，国民党从三方面攻打安东；
2、在山东，从胶济铁路区和从海上向烟台进攻；
3、在苏北，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台和涟水；
4、在平（京）汉铁路；
5、在同蒲铁路，胡宗南部队在发动进攻。
周恩来指出，中共军事上受挫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原因。国民党在全面破裂前不停步，手中掌握着军事主动权，进行全面进攻，在所有需要的地方集中自己的军队予以打击。我们为了争取和平进行了部分防御战；国民党军队在外线展开进攻，我们被迫在内线进行防御。在他们没有开打的那些地方，我们也没有打（如西北地区），在他们停止军事行动的地方，我们也停了火（如东北）。
周表示，如果把占领张家口看作为破裂的象征，“第三势力”现在的努力将无果而终，最后导致破裂。我们将转入主动的军事行动，并在对我们有利的地方予以回击。
回答我的关于中共军事形势的问题时……
罗申同志问，中共在谈判破裂之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要全面打垮国民党，还是像现在这样要建立联合政府和实现充分的民主？
周回答说，中共斗争的政治目的仍然是建立联合政府和实现真正的民主，共产党人将促使国民党朝这方面走。
我问，“第三势力”代表中有谁持有像中共一样的态度。
周说，完全同意中共立场的人数不多，章伯钧（第三党）、沈钧儒（救国联盟）、郭沫若，他们不同意妥协。往下就是中间派，他们相信有妥协的可能，并努力通过劝告双方（更多是劝说中共）让步来寻求达成妥协。在“第三势力”确信国民党不会做出他们所期望的让步时，他们又再会劝我们让步，而一旦遭我们拒绝，他们才会知道妥协是不可能的。
我问，孙科是什么态度，周回答说，孙科要为自己的宪法寻找办法，因为如果国民大会开得分崩离所，那么宪法是搞不出来的。
谈判召开国民大会问题，周指出，存在两种可能性：国民党和中共的关系完全破裂和召开国民大会，或者是另一种情况——大会召开又马上延期。不管哪一种情况，它都是毫无结果的。
……
1947.01.06，彼得罗夫与董必武谈话纪要：中国军事和政治形势，页187，【№09896】
……
我问董必武，他怎样看待马歇尔的沉默，他回答，实际上蒋介石最近的一切活动都是马歇尔策划的。召开国民大会也是美国人策划的，现在他们在怂恿蒋介石改组一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按照美国人意见，国民大会上需要反对派，这个反对派便马上由国民党组成了。接着，董必武叙述了能证明马歇尔和蒋介石相互充分信任的两件事。司徒雷登在与民主党秘书长梁漱溟谈话时，司徒雷登装出一副对此什么也不清楚的样子，他问梁，现在怎么办。梁建议询问第三方，并力图和美国人一起调停这个问题。司徒雷登对此表示赞同，并答应与马歇尔和蒋介石谈谈，然后书面告知梁漱溟谈话的结果。当梁没有等到允诺的回答时，他打电话给司徒雷登，后者表示一切正常，因为蒋介石正在使国家民主化。也就在那段时间，司徒雷登在桂永清将军那里吃饭时，同样明确地回答了徐林正的问题。董必武带有结论性地说，这就证明在夺取张家口和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上，马歇尔和蒋介石之间存在充分一致的协议。
董必武问我对当前中国政治形势的看法。我回答，我也不认为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会带给中国人民利益。我说，当宪法在没有最大的反对党参加的情况下通过时，很明显蒋介石自己懂得状况的复杂性，因为很难无休止地将所有的人牵着鼻子走。我指出，国内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将在美国人的压力下进行。从杜鲁门12月19日声明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然后董必武谈到了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很清楚，要斗争，对和平不能抱有幻想。但民主派还生活在幻想中，而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对他们说，现在和平是不可能的。
董必武说，在上海召开的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的任务是要找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和解的道路。董必武认为，民主同盟的这些尝试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只能损害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认为，双方的让步才是通向取得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协议的道路。初一看，这好像很合理。然而现时形势下，当中国共产党处于无法继续让步的情况时，这种所谓的“双方让步”的要求是单方面地向中国共产党施压。董必武向民主同盟的领袖们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也无法不同意。此外，董必武还说，作为调停人，自己先需要弄清，蒋介石的实际政策是怎样的，这种政策的结果和后果是怎样的。当问到，民主同盟的领袖们是否知道蒋介石想要什么，他的政策引向何方时，他们不得不说明，他们不知道。此外，根据与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的谈话可证实，他们也不知道这一点。
董必武接着指出，在和民主同盟的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待党外不同人士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对那些与共产党接近的人，如邓初民、章伯钧、沈钧儒，共产党讲得比较坦率，他们也能听取共产党的话。对这些人可以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诚实的，中国共产党渴望得到它；另一个是虚伪的，是蒋介石要的。帮助蒋介石建立这个虚伪的世界，不仅会给中国共产党，也会给民主派本身带来危害。对其他的一些人，如罗隆基、黄炎培等，共产党说起来有点不一样，会向他们证实，民主同盟的和平建议正中蒋介石下怀，因为中国共产党已无处可退，继续退让将会导致中国共产党被消灭。
我问，孙科和邵力子表现怎样，董必武回答说，他们没有任何独立的见解，并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在行动。
……
1947.03.03，彼得罗夫与罗隆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页191，【№10052】
3月3日，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位领导人兼发言人罗隆基拜访了我。
罗隆基称，他是受民主同盟的委托，专门从上海前来与我见面的，并就民主人士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当前一系列问题征求我的意见。
罗隆基预先说明，他只想与我秘密交谈。他说，民主同盟已经正式委托他告诉我，民主同盟希望将中国问题提交给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他解释说，政府坚决反对将中国局势问题提交给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因为该会议没有中国方面的代表。中国政府的这种意见已经通知了所有有关国家，并为政府当局的机关广为宣传。但是，民主同盟的意见毫无疑问是与反民主政府的意见不一致的，民主同盟将欢迎在莫斯科国际会议上讨论解决中国冲突的途径问题。
随后罗隆基说，民主同盟还想弄清苏联对三国（苏联、美国和英国）斡旋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性所持的观点。他解释说……[23] 这种调停至少不可能是不公正的，是不会有偏见的。
最后，罗隆基说，民主同盟想弄清，如果民主同盟在莫斯科会议召开之前发表一个声明，表明自己在该问题上的立场，苏联是否认为是适宜的。罗隆基，也就是民主同盟，对在莫斯科会议上讨论中国问题的可能性赋予巨大的意义，所以在确信自己的要求与苏联的立场保持一致之前，不能发表任何轻率的要求和声明，因为苏联是中国民主派唯一的始终不渝的拥护者和支持者。罗隆基强调说，如果民主同盟的言论得不到苏联的支持，它只会败坏组织的名声，给政敌以可乘之机，并加强政敌的立场。
罗隆基说，他认为，我作为一个大国的大使，可以给中国民主主义组织一些忠告，因为民主主义组织自己有能力分析目前复杂的国内政局和国际局势。他请求考虑民主同盟的立场并对它予以关注。
接着，我指出，至少现在中国的局势不能不让人觉得有点奇怪：一方面国民党以中国人民的名义广泛在国内外大肆宣传自己对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议的立场，而另一方面，一些政党、社会团体和一些活动家却保持沉默，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奇怪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不表明自己的立场之前，他们不会表明自己的态度。至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他们明白当前局势的重要性，想确信他们的立场不是与苏联的立场背道而驰的。现在，在上海已经成立委员会，正在起草决议和宣言，如果这些决议和宣言得到苏联的支持，就会立即发表。
当我问到，罗隆基所谈的那些民主党派和力量的统一战线有多广泛，人数有多少时，罗隆基回答说，在上海的情况令人十分满意，民主统一战线除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以外，还包括14个民主团体、学生组织以及上海工业区的一系列组织、工会和许多进步的无党派人士。
我问罗隆基，中国共产党对该问题持什么意见。罗隆基回答说，民主统一阵线不是一个正式的政党，但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曾与共产党人就此问题举行过多次会议。今天早晨罗隆基还会见了董必武，并且在与我谈话之后，将会再一次会见董，以便向他报告此次谈话的结果。之后董必武将动身去延安。
随后，罗隆基再次直接向我提出了关于苏联对三国出面调停的看法的问题。
我回答说，根据1945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苏联反对任何形式的外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苏联的这一立场……是苏联改变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依据。
鉴于这一意见，罗隆基继续说，民主同盟预见到在莫斯科会议上讨论中国问题的两种有利方案：其一，较为理想的方案是：莫斯科会议确认1945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迫使美国人放弃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并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援助。当民主力量与反动政府一对一的时候，民主力量将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但是，罗隆基指出，因为担心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民主同盟期望三国出面调停，这种调停毫无疑问将受到中国民主主义者的欢迎，并且无论如何不应被看作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任何时候，我也不会到您这儿来，请求您去干涉中国事务的”，罗隆基这样指出，并解释说，当一个人的房子着火了，人们来帮助他救火，这就不能看作是对这个人私人生活的干涉。他宣称，我们相信，三国调停将会是公正的。罗隆基在谈到，周恩来不久前在延安发表讲话，反对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部冲突时，他解释说，当时民主同盟尚未与董必武谈话，只是后来才问他，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反对三国调停，董必武解释说，中国共产党将不会把三国调停看作是干涉，并且也不会反对三国调停……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把他今天阐述的民主同盟的立场报告本国政府的话，那么，我可以说，罗隆基完全是被正式授权进行这次谈话的。
罗隆基继续说，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期间，保持我国大使馆与中国民主党派之间的联系，将是很有必要的。罗隆基建议说，在南京要有一名民主同盟的代表。
我回答罗隆基说，我任何时候都将高兴见到这位代表和同盟的其他人士，除此之外，我的助手会常常去上海，所以，罗隆基所说的在南京要有一名专门的民主同盟代表，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我就改组政府和美国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询问罗隆基的意见。
罗隆基指出，民主同盟对政府改组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并且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参加政府的，随后，他专门谈了美国和司徒雷登个人在改组国民党政府中作用的问题。
罗隆基说，大家都认为，当前的政府改组是按马歇尔在离开中国之前制定的计划进行的。罗隆基提醒到，马歇尔在自己著名的关于中国的变化的声明中，曾经呼吁建立一个由……组成的政府。罗隆基指出，我们可以看到，这正是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而且我们拥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司徒雷登大使本人正在帮助招募政府人选。
罗隆基说，我可以秘密告诉您，不久前司徒雷登去广州时，中途曾在上海停留，在那里他与一系列政治活动家见了面。他也与我和张君劢谈了话，而且与我和张君劢的谈话完全不同。司徒雷登说服张君劢参加政府，并对他说，国民党很快就要把共产党从有交通线的地区赶到偏僻的农村地区。司徒雷登对张君劢说：“您明白，……农村的现代化意味着什么？”他以这种方式来说服张君劢，只有进入政府，张才能免遭失败。罗隆基说，民主同盟是从自己一个姓叶的成员那里得知这一谈话内容的，姓叶的人很受司徒雷登的信任，因为他曾经是他的学生，也是张君劢那个党的活动家，在这次谈话时，他担任司徒雷登的译员，随后他将这次谈话的内容向民主同盟作了全面报告。
我问，为什么张君劢本人不参加政府，罗隆基说，因为他的党积极反对政府改组，所以他个人参加政府什么也改变不了。罗隆基说，目前美国人需要的不是个别人物，而是尽可能多的政党，以造成政府民主改组的印象。……很快将成为财政部长。我们现在可以说，在……党团与张君劢的民社党之间有着合作关系，罗隆基说，政府改组完全是按马歇尔的计划进行的。
我问罗隆基，应该如何理解宋子文的辞职，为什么在政府改组时，最积极的亲美人士去职，而去职的时机正是组建对他有利的政府的时候？
罗隆基回答说，宋子文几乎在……年时间内就不受美国人赏识了。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为美国资本无阻碍地征服中国经济造成了困难。而且，宋子文最近进行的一些变革是在没知会美国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使美国人十分生气。这样一来，宋子文的辞职就不会与美国人的愿望相矛盾了。罗隆基说，宋子文的敌人很多，……孔祥熙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也反对他。众所周知，胡适是被宋子文解除驻美大使职务的，所以现在，当宋子文被解除职务以后，产生了让胡适参加政府的想法。从这个方面讲，宋子文的辞职也是十分理想的。
罗隆基继续说，美国人帮助蒋介石，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他，而是想利用他在中国建立反苏进攻基地。罗隆基宣称，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政府的改组会千方百计地加强，以便在会议开幕前完成。我问罗隆基，他如何解释国民党从上海、南京及别的地方驱逐共产党代表的事。
罗隆基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好战分子做得太过火了。他们走的比美国人所预料的还要远。罗隆基列举了国民党反对给共产党代表和组织出示去延安的指令，利用这个事实为例来证明他所说的这一点。
对于内战前景如何的问题，罗隆基说，国民党政府有三个薄弱环节：一是非常困难的经济形势；二是士气非常低落，士兵不愿意再打仗了；三是人民的反对。他指出，但是，现在国民党一切都依靠美国的援助。美国的援助继续把中国的民主力量置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罗隆基说，明天他将与英国大使史蒂文森举行会谈，届时他将询问英国外交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罗隆基说，史蒂文森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不过是一个“大使阁下”而已。罗隆基说，他在会见董必武之后将回到上海去，他请求允许，在他离开之前再就今天没有涉及到的问题再交谈一次。我告诉罗隆基，我随时都将非常高兴见到他。
谈话时大使馆一等秘书担任译员。
1948.01.23，普霍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情报局会议后中国的政治形势，页226，【№13290】
对中国民主同盟的看法……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存在着“第三势力”（民主同盟和国统区的其他民主团体），它总是希望两个对立的阵营——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和解，其出发点是：它的关于在国际范围内两大阵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有可能和解的理念。在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幻想破灭了，“第三势力”在中国失去了一切根基。而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同盟的禁止，给了它彻底的打击。
……
涉及到中国的民主同盟，那么，它丝毫没有表现出自己对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态度，也就是简单地采取了默认这一事实的立场，但是，在遭到来自国民党政权——宣布它为非法组织——的镇压之后，它制定了新的纲领，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
……
属于“第三势力”的中国民主同盟，在去年10月遭受国民党政权的禁止之后，坚决地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立场，中国青年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自1946年11月起，就一直处在与国民党的同一个阵营里，以及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别，它于1948年1月初脱离了国民党，并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
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国民党当局禁止的不仅是这一个政党，还有一系列小党和群众性组织也遭到了禁止，其中包括：工农民主党（曾经是第三党派）；救国会；农村建设协会；职业教育协会；国家民族改造协会；以著名的工业家章乃器和胡厥文为首的民族工业者政治团体；争取和平和民主斗争的人民组织团体；华南民主促进会。此外，与中国民主同盟有着内在联系的，还有一些工会、妇女、学生组织和国统区的其他群众性组织以及海外华侨人士。民主同盟组织共计有10万多名成员。
同盟的一位活动家邓初民写到，它（同盟）是“第三种力量，属于这个力量的还有民族资本家、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分子”。
在南京政府关于禁止中国民主同盟的正式通告中指出，它被宣布为“非法”的原因是，似乎同盟已经变成了“共产党的分支机构”和“帮助共产党人实现旨在暗中对抗全国总动员纲领的地下活动”。（《南华早报》，1947年10月30日）国民党暗探局借口说，它仿佛已经掌握了“文件证据”，证明“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已经就采取共同行动推翻政府方面达成了协议”。（同上）
但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文件驳斥了国民党暗探局的这些断言。
在国民党政府召开了自己的“国民会议”，并大规模地展开了针对中国解放区的军事行动之后，民主同盟制定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其内容如下：
“1、坚定不移地走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的道路，全力以赴地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2、与一党专政和国民党执政当局的虚假民主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现政府的违背大多数人利益的措施和行动。但与此同时，同盟并不追求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政府，而只是用和平斗争的手段，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并迫使国民党政府回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指明的那条道路上；3、在反对一党制、争取完成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斗争问题上，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但不参加共产党的军事行动；4、争取与美国和苏联进行合作，力争在外交领域里与他们合作；5、力争实现土地改革，发展民族资本，建设独立的、真正的人民经济，进行反对官僚、买办资本和大地主的斗争，捍卫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6、对于任何政治问题的态度要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争端之中，不能仅局限于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和保持中立立场，而是要捍卫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并依靠后者的力量。”（《文汇报》，1947年1月8日）
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目标，是力争建立一个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
文件中还谈到：“我们所指的并不是虚假的、参加其中的只有个别党派的联合政府，而是坚持成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一切政党将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参加到这个政府里，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就没有可能阻止国内战争和在中国确立和平。”
这样一来就非常清楚，国民党政权与之打交道的只是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这样的党派，即这个党派根本就没有打算鼓动人民进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起义，而直到最近它仍然遵循着和平劝说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立场，企图在大规模和平行动的压力下说服这些反动分子回到实现已经签署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以及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就中国问题的协议的轨道上。但是，当中国民主同盟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劝说和吸引群众放弃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急进斗争手段时，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却从来都没有放弃使用一切恐怖手段对付这个和平的政治组织。1946年5月，著名的民盟活动家王仁和李文仁在西安被害，1946年6月，国民党暗探局的特务在昆明市杀害了中国民主同盟的两位领导人李公朴教授和闻一多教授，并焚毁了它的书店和出版社。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特别是在民盟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之后，这个组织的2万名普通成员和在各地的工作人员，都遭到了搜查、逮捕和毒打。1947年7月11日，国民党当局根据虚假的指控其贩卖鸦片和从事亲共产党的活动，在西安处死了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领导人杜斌丞。与他一起被处死的还有中国民主同盟的19名工作人员。
南京政府的宣传和新闻部长董显光在1947年11月5日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并代表政府做出允诺：“民主同盟的成员将不会遭到逮捕，他们将充分享受法律的保护，只要他们不破坏国家的法律。”但是，第二天，在英国的一家报纸（《南华早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报道：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对上海、南京、汉口、广州、北平、天津、重庆、成都、西安以及其他城市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普通成员和工作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民盟主席张澜被软禁在家中。民盟的领导人罗隆基试图获得在美国大使馆的避难权，在那里他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声明说，跟踪他的国民党特务威胁要杀死他。11月5日，民盟在上海的办公室布满了警察，警察从外面包围了整个大楼，不允许里面的任何人离开大楼，同样也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大楼。在10月28日答《上海日报》记者问时，民盟的领导人罗隆基声明说：政府宣布的关于民盟是“非法”的命令，直接威胁到了2万多名民盟成员的生命安全，把他们置于国民党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接着他还说：“最奇怪的是，政府对待民盟组织的态度，同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一样，尽管大家都非常清楚，民盟既没有军队，也没有任何种类的武器，甚至连普通的手枪都没有，可是共产党人却拥有武器，并借助于军队进行反对政府的斗争。”
国民党政府在组织对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的恐怖和迫害活动的同时，向其领导人提出了最后的通牒，要求民盟或者放弃自己的纲领，谴责共产党，在立法院“选举”时与政府合作，或者是“自行解散”，否则就将对民盟实行“关于镇压共产主义暴动分子全国总动员令”中相关的条款，根据这个条款内容，一切阻碍国内战争进行的党派和组织，都是非法的，并属于被禁止的对象。面对这种恐怖的压力，该组织的领导人认为“自行解散”中国民主同盟要好一些。
在民盟主席张澜就“自行解散”发表的正式声明里——发表在1947年11月6日的中国报纸上——谈到：“中国民主同盟自成立之日起，一直在为争取国家的民主、和平和统一工作着。不幸的是，国内战争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再继续为国家效力了。”（《南华早报》，1947年11月6日）
在民主同盟遭到禁止之后，所有真诚的中国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他们不属于任何党派和团体，不属于任何阶级和阶层——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势力”生存的地方，他们只剩下一种办法与反动派进行清算——也就是：坚定不移地采取中国民主同盟至今仍然制止群众采取的那些“极端的措施”，来回答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暴力行动。
民盟领导人之一的马叙伦教授，早在1946年12月上海群众集会时发表的讲话，已经传遍了整个中国。他说：“从今天开始，有的只是民主人士和反民主人士，‘第三势力’这应该是过去的术语了。”而现在“第三势力”确实已经成为过去。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16位委员成功地冲出了国统区，来到了香港。他们以其华南的分支机构为基地，在香港恢复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月5-15日期间召开了民盟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如香港的报纸《华乡报》所报道的那样，民盟拒绝承认其解散的命令，并制定了新的纲领：与中国一切民主的爱国的力量一起共同行动，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
与此同时，所谓的“国民党民主团体”也采取了重大的步骤，脱离国民党，并加入到民主阵营中。今年的1月初，该组织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廖仲恺的妻子）、蔡廷锴、柳亚子等人。委员会提出的纲领是：“推翻反动专制的蒋介石政权，实现和平、独立和民主。”正如身在美国的冯玉祥在纽约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声明的那样：“革命委员会准备与为推翻蒋介石政权而斗争的一切民主力量进行合作，其中包括与共产党的合作。”
民主力量的联合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攻，促进了国统区的群众性革命运动。
……
1948.04.02，罗申致马立克报告：中国形势及政治指示，页245，【№09898】
……
给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的政治指示（草稿）
……
六、认真观察民主进步团体的政策，摸清他们中思想进步且能够大力促进民主运动加强的人士。重视与民主、进步人士交往和会晤，同时保持谨慎的态度。……
1948.04.20，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共对其他政党的立场，页251，【№09025】
致捷列宾转交毛泽东：
我们收悉了毛泽东同志于1947年11月30日[24]和1948年3月15日寄来的两封信。我们没有立刻对这两封信做出反应，因为我们需核查对于我们的答复所必要的一些材料。现在我们已经核查了这些材料，可以对这两封信做出答复了。
第一点。对1947年11月30日来信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的情况通报，同意毛泽东同志对形势所作的估计。信中只有一处让我们疑惑不解，即“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
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之后，中国政府，按照自己的政策，至少在胜利之后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长度现在还很难确定）将是民族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这意味着，暂且还不必实行整个土地的国有化和废除土地的私有制、没收从小到大的所有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资产，以及不仅没收大地主的资产，而且没收靠雇佣劳动生存的中小地主的资产。有必要等一个时期再进行这些改革。
谨告知您的是，在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其他党派存在，这些党派都是人民阵线的成员。
第二点。对毛泽东同志1948年3月15日来信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非常详细地通报了有关军事和政治问题。我们同意毛泽东同志在这封信中所作的所有结论。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及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的考虑是完全正确的。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1948.07.28，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关于毛访苏的想法，【№16384】
我把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一小部分谈话转告您。
毛泽东说，如果在1947年，他本来并不急于到莫斯科去，现在1948年形势变了，他想快点到莫斯科去。在那里他有很多事情要谈一谈，有一些问题他请求给他出些主意，另一些问题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毛泽东要在莫斯科谈的几个问题主要点是：
1、关于与小的民主党派和团体（及民主活动家）的关系；关于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2、关于同东方的革命力量的联合，同东方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之间的关系。
3、关于对美国及蒋介石斗争的战略计划。
4、关于恢复并创建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包括军工、采矿业、道路交通——铁路和公路。到那里谈谈我们（中国共产党）需要些什么。
5、关于价值3000万美元的银元贷款。
6、关于与英、法建立外交关系方面的政策（路线）。
7、还有一系列重要问题要谈。
综上所述，毛泽东着重强调：“必须谈妥，以便我们的政策方针要与苏联完全一致。”
关于会谈的其他方面，我将另文简要地向您转达。
1948.12.30，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联合政府问题，页329，【№16438】
……
10、在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下，各民主党派团体和香港、上海、北平、天津及其他大城市的人民组织的领导和活动分子，纷纷来到或将来到我们的地区。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我们曾经邀请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
11、美国政府毫不掩饰的侵略政策已经失败，现在美国人企图由积极支持国民党转为支持地方上的国民党的军国主义者和南方当地的军阀，以便用他们的力量来抵抗人民解放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组织并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并在那里组建反对派联盟，从内部破坏人民革命阵线，其目的是使革命不能进行到底。
这个新的阴谋已有一系列表现。例如，他们派了一些外交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到民主同盟右翼的领导人——罗隆基、张谰、黄炎培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此人正在来解放区的路上）那里去，为的是在他们中间进行挑拨离间和诱骗工作。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要做到不能让美国人的阴谋得逞。
……
[1]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长期作为苏联驻华官员，亲历了20世纪中叶中国政局变动的历史。
[2]1947年11月30日毛泽东电之第9条：“随着民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已不复存在。民盟中有同情我们党的人，虽然它的多数领导人是动摇分子。他们迫于国民党的压力解散了同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以上及电报全文可参见马贵凡译：《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田松年：《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载《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
[4]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
[5]具体可参见沈志华：《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上）》，载《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
[6]1945年7月2日，“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二次会谈纪录，关于中苏条约问题”，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卷，№12021。
[7]以上可参见中共与苏联来往电文，1947年6月15日，“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卷，№16270；1947年7月1日，“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推迟毛泽东访苏”，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卷，№16274；1947年12月17日，“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访苏事宜”，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卷，№16312；1948年4月22日，“捷列宾的密码电报：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卷，№16345；1948年4月26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提前访苏及其安排”，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卷，№13270；1948年5月10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推迟毛泽东访苏时间”，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卷，№16354；1948年7月14日，“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再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日期”，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卷，№16378。
[8]1948年7月14日，“捷列宾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推迟访苏”，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卷，№16379。
[9]1945年7月2日，“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二次会谈纪录，关于中苏条约问题”，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卷，№12021。
[10]1948年1月8日，“费德林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卷，№16067。
[11]1947年3月3日，“彼得罗夫与罗隆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卷，№10052。
[12]1947年1月6日，“彼得罗夫与董必武谈话纪要：中国军事和政治形势”，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卷，№09896。
[13]1948年4月20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共对其他政党的立场”，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卷，№09025。
[14]随着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斯大林一方面不断加强对各国共产党的控制，一方面督促和逼迫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从而为共产党一党执政打开了通道。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之后，所谓联合政府在东欧已经不复存在。
[15]1948年4月2日，“罗申致马立克报告：中国形势及政治指示”，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卷，№09898。
[16]1944年9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参见自胡为雄：《毛泽东“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及其实现过程》，《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7]1945年4月，《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67页。
[18]1948年7月28日，“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关于毛访苏的想法”，载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1月，第1卷，№16384。
[19]参见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7页。
[20]参见1949年6月，《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78-1479页。
[21]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卷“思考与选择：从知识分子会议到反右派运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页。
[22]指由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各一人和马歇尔组成的委员会。——编注
[23]该档案复印件多处缺行或字迹不清，无法译出，均以删节号表示。——译注
[24]11月30日电之第9条：“随着民盟的解散，中国中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已不复存在。民盟中有同情我们党的人，虽然它的多数领导人是动摇分子。他们迫于国民党的压力解散了同盟，从而表明了中等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参见马贵凡译：《毛泽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全文》，《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