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有涯而愿无尽

　　从一个自由主义的激进青年，到崇拜佛学的大学教师，从乡村建设的勇敢实施者，到民主同盟的领袖人物，梁漱溟有过很多光环，也因此受到了很多委屈；他有过虚无和无奈，却从不放弃和妥协。被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先生，总能让人联想到两千年前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在六国的风烟古道上奔波的孔子。梁漱溟的一生，可谓一部传奇。

　　近日，梁漱溟次子梁培恕来沪参加上海书展“文景艺文季”活动，受邀与青年盟员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交流。一看到梁培恕，就让人生出感慨：这就是梁先生啊！“眉疏似高，眼有威严，鼻阔稍平，口常严合。”晚年梁漱溟的形像从纸上跃然而立。梁培恕自退休后就致力于重新研究父亲、走近父亲。他精神矍铄，机智健谈，一点也不像86岁高龄。通过这20多年的积累和沉淀，从他的讲述里，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梁漱溟。

　　忆“文革”：大师的气度与胸怀

　　“文革”期间，梁漱溟也不免受到冲击，遭遇批斗和抄家。红卫兵抄家时，态度很是恶劣，不但辱骂他，甚至还动手打他夫人。梁漱溟既没有抱怨，也没有反对。他通过诚恳的合作，用了大概十天的时间，把红卫兵给“改造”了。有一个负责监视的红卫兵，没有听到过梁漱溟私底下任何的抱怨和所谓的反动言论，觉得梁漱溟是个好人，十分的尊敬他。任务结束时还嘱托后来的人不要为难梁漱溟。后来，他还回来看过梁漱溟一次，坐了半宿，欲言又止的离开了。他心里想说又没能说出来的话是什么呢？如果这个人还健在，还能找到，倒是可以问一问他了。

　　有一段时间，兴起一股外调的风潮，全国各地的人参与进来，调查这个人是不是假党员，是不是历史反革命。梁漱溟自然成为外调的重点。有的时候，他在屋里坐着，对面站着一个人问他问题，外面还有六七个人排队等着。这批走了又来一批，还都得写文字材料，所以他上午回答问题，下午和晚上写材料，全天都不得空闲。等到这股外调风过去之后，他才有时间写书。当时梁家居住的小院被人侵占，梁漱溟从房主变成交房租的房客，到后来就被赶到只有几平米的两小间。下午屋子晒的厉害，热得不得了，他就带着笔墨出门散步，到公园去写书。梁漱溟曾经说过：“人性是不够善，但人性是向善的。”人有心，有智慧，有感情，就有了善的可能。因着这广博的气度和胸怀，他无视环境之艰难，直道而行，著书立作。《儒佛异同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东方学术概观》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文革结束前夕，他完成了最后一本书《人心与人生》。

　　论风骨，匹夫不可夺其志

　　梁漱溟一生最推崇武侯诸葛亮，认为诸葛亮的好处是勤求己过，第一次到成都就去给诸葛亮磕头。他自己一辈子不说假话，凡事都是想清楚了，认同了才去做。为宣扬民族独立，探索国家富强，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之后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

　　梁漱溟是民盟的创始人，他当初的设想，是背靠没有党派背景的绝大多数中国人，为那些不发声的“沉默的大多数”做代言。不可谓不真诚，不可谓不天真。当时是什么情况呢？“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所以，最紧要的就是要促成全民抗战。这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事，他就去做了。1941年梁漱溟在《光明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明确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1943年，周恩来曾请人为梁漱溟带去一封信，信上说他领导的乡村建设派可以在华北或者华东选地方成立一个政府，由共产党八路军提供保护。梁漱溟立刻就拒绝了。他说：我的立场、我的作用都是作为一个中间人，我不能失去我中间的地位。解放后，他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而欣喜，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本来相信中国一定不能靠武力统一，可事实上就是武力统一了，建国初期的兴旺景象，一个一个步骤都使得中国情况发生巨大变化。只要不怀成见，不怀敌意就会承认。他开始相信中国是有阶级的，但是，根本上还是怀疑阶级斗争能起作用。他的意见数次与毛泽东冲突，直到1953年，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应周恩来之请作发言时，他直言不讳的批评了政府关于采纳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决定，与毛泽东发生了最严重的一次争执。此后，他就被划到了共产党的对立方。

　　在儒家的观念里，一个人对社会是有责任的。梁漱溟的身上也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浪漫”基因，一种对社会的关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感，一种“吾曹不出奈苍生何”的实践精神，一种“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添海力移山”的向往和追求。也许这种关怀显得迂腐，不合政治权威的口味；也许这种情感过于天真，不符实际情况的要求；也许美好的愿望实现的可能微乎其微，但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他就会勇敢去做；只要他做了，他就无怨无悔。

　　述家风，先天下之忧而忧

　　梁漱溟曾写过一篇《思亲记》，回忆他与父亲梁济之间的往事。他自称这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好的文章。1918年的某一天，即将出门的梁济看到报纸上一条国际新闻，若有所思地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讲师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 梁济说罢离开了家。谁知道，这竟是父子俩的最后一次对话。3天后，梁济在60岁生日前夕，跳水自尽。

　　梁济为什么自杀？实在是他对国家的爱非常强烈，对民国初年的世风日下又太失望。民国一成立，百废待兴，国库空空，先想着从外国银行借几千万英镑给公务员加薪。那时候，梁济在袁世凯政府底下的衙门里做事。听到这个消息，他表示反对：新国初成立，第一件事居然是加薪，什么事都没做就暮气已现！当然，没人乐意听他的。加薪之后，人家对他说梁老爷，你加的那份已经搁在你抽屉了。他反身就走，不再回办公室，就此辞职。他在留下的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他怀着以死来警告国人的决心，竟有七年之久。

　　在黑暗的时刻，永远有愿意牺牲自己的人，以超凡脱俗的勇气，照亮整个世间。从梁济到梁漱溟，梁家人骨子里都潜移默化地培养出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怀。梁漱溟曾对他的学生们说过，梁济给他的印象太深，使他“非为社会问题拼命不可”。他说过：“我愿终身为华夏民族社会尽力，并愿使自己成为社会所永久信赖的一个人。” 在梁漱溟七十余年的学术和社会活动生涯中，他投身社会政治活动，求民主宪政、求和平团结；他著书育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他启民智、施新政、努力实践乡村建设。他终其一生孜孜以求的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二是中国问题，即中国向何处去。时至今日，仍然不过时。

　　历史钩沉，往事如烟。曾经的人物，曾经的经历，在深情地回忆与诉说中一点点鲜活起来。我们因梁漱溟的气度而倾倒，为梁漱溟的风骨所叹服。想象一下，至人生晚景，当他道出“我生有涯而愿无尽”时，仿佛是与自己与世界达成了一种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