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申报》言论逐渐趋向保守，抗战胜利后更是为国民党接收，成为CC系报纸，不复史量才时期的民主进步。但是也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来审视中国民主同盟早期的发展。

　　一、从1941年11月1日《申报》上的各社电讯说起

　　1941年11月1日，《申报》的各社电讯用了一个醒目的大标题“废除一党制论调无异破坏抗建——无聊政客在港高唱谬说渝扫荡报著论加以抨击”。这条消息的来源，要从民盟的成立说起。1940年末，面对国民党对民主抗战的严重压迫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日趋紧张，时称“三党三派”的中间党派，即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学会，和部分无党派人士决定在原有的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联合，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下文均简称民盟）在重庆秘密成立。

　　民盟成立后，因一时无法在国统区取得合法地位，遂决定派中央常委梁漱溟等人前往香港创办机关报《光明报》，宣传政治主张，通过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来打开局面，逐步争取国内的公开合法地位。1941年10月10日在《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正式对外宣布民盟的成立。民盟成立的消息渐为外界得知后，国民党以种种手段施以高压。蒋介石宣称：“我们不能容许这样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两党之上的自命为仲裁的政团成立”。为此，国民党除训令其各级报刊不准在国内发表消息和评论，千方百计阻止消息的传播。与此同时，中共则以极大的热情赞誉民盟的建立。10月31日，隶属于国民党军委总政治部的重庆《扫荡报》立即发表社论，认为只有拥护国民党的统治才能取得中国抗建的胜利，污蔑民盟的成立“不但有背民主精神，而且是破坏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的建立”。第二天，《申报》上发表了《扫荡报》的电讯，已经说明《申报》具有与国民党趋同一致的政治倾向。然而，不论是称颂也好，针对也罢，都证明了民盟已然成立的事实，从此民盟活跃于中国的政治舞台之上，在国共两党之间以“第三者”的身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自民盟成立至国民大会召开的五年多时间里，民盟领导人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出席国民参政会及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向国民党政府先后提交了数十份建议案。张澜、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等人公开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1945年8月至10月重庆和谈过程中，民盟中央领导人更是不辞辛劳地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为“双十协定”的签订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但是，耐人寻味的是1946年1月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以前，有关民盟的活动在《申报》上几乎没有出现。国共和谈以后，民盟的报道一下子多了起来。1946年1月10—31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后，民盟领袖的名字开始频繁出现在《申报》上，有头版大篇幅报道的，如1946年1月13日《各党提交名单民盟发表文告》，也有寥寥数语交代人物行踪如1946年1月13日《张澜留蓉暂不晋京》，有平实报道如1946年11月29日《张澜定周内来沪召开民盟中常会》，有正面报道如1946年8月26日《民盟昨招待新闻界发表对国是主张》民盟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实施政协决议，有1946年2月6日《不论在朝在野要大家共同来做》黄炎培访谈录，当然也少不了反面报道，种种报道千姿百态。可见民盟作为一个政党组织的形象逐渐的丰满起来，通过舆论为公众所认知。

　　二、《申报》对李闻事件的报道

　　1946年震惊全国的“李闻惨案”，这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事情。《申报》上系统报道了事件的经过，下面就《申报》对李闻事件的报道作一梳理。

　　李公朴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民主教育运动副主席，闻一多是民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云南省支部常委暨宣传部主任。1946年7月11日和15日，两人因多次公开演讲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和顽固内战政策而在昆明先后被特务暗杀，引起了国内外各方面的巨大震动。从7月13日到8月26日《申报》上关于李闻事件的报道有20多篇。

　　从宏观上看在对李闻惨案的报道中，《申报》言论倾向于国民政府，在对案件真相的猜测中《申报》言论相对消极回避，只是一味洗脱国民政府的罪责。如7月15日《李公朴被狙击案凶犯滇警备部追缉中》的申明：“乃日来有少数人对本部妄加诋毁，意图嫁祸唯恐天下不乱，言之殊堪痛惜。本部责在治安，对治安以外之任何问题，素不干预，故对本案除加紧严令所属缉凶，务期破案外，尚祈社会人世多予协助。”明显是在为云南警备司令部进行申辩。7月18日《彭部长答外记者询问》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对记者提问李闻被刺案中共对政府的指责真相如何，则模糊表示政府对此案十分重视。8月2日《李闻案全破获今明日可公布》称李闻两案已于7月30日破案，被捕之杨立德中将将于日内审判。8月6日《李闻案定将公布》昆谣传杨立德已病故等等，渲染过度不知真假的消息，混淆视听。8月22日《全权处理闻案之顾祝同将军》中，申明此案不是中共“嫁祸中央”，也不是中央“一箭三雕”，案件动机单纯实是凶犯一时气血冲天的仇杀行为。在最后案件公审的结果《申报》也是直接引用官方的说法，可见《申报》只是极力想要将舆论导向支持国民政府，很少见到有批判性强的时评出现，这样的结果显然是不能让民盟满意的。

　　当然，报道中也有值得称道的地方。如8月3日《侦查中的李闻案》大篇幅集中梳理了李闻事件的详细经过，包括李公朴、闻一多遇刺的经过，昆明治安机关对案件的调查，民盟云南支部向政府提出抗议的要求，云南警备司令部的两件公函，民盟云南支部召开记者招待会，民盟人士请美领馆保护等等，对事件本身的报道是相对全面的。

　　总之，在国民党当局对新闻舆论严格的控制下，《申报》的言论始终与国民政府保持一致，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但是撇开政治立场，从《申报》对李闻事件的报道可以看出当重大的社会事件发生时，《申报》通过成功的新闻报道，及时满足受众知情权，取得相应的社会舆论效应。特别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披露，为我们进行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民盟从成立之初，就一直受到国民党的打压与迫害，同时也得到了中共无私的帮助。民盟的先贤们为了国家的和平、统一而奔走呼号，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通过这一篇篇报道，可以窥见民盟是必然走向与国民党决裂，最终摒弃“第三条道路”，一步步地加深与中共的合作，最终做出自觉接受中共领导历史选择的。（民盟市委研究室 张韬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