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认同的塑造

 

方研翔*

 

 

摘要：政治认同是一个关系社会政治稳定、政治有序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当前理论研究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政治认同不但是执政者巩固政权的基础，还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更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前提。建国初期，作为并肩战斗的亲密友党，民盟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协助中共获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本文从政治认同的意义及重要性入手，通过史料及文献索引，回顾了民盟在争取知识分子政策共识、推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排除院系调整阻力等领域与中共的合作。这段合作不但对于中共获得政治认同和民盟的顺利转型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今社会的治理也有一定借鉴。

关键词：政治认同、民主同盟、知识分子政策

 

 

新中国建立伊始，共产党尽管取得了内战的全面胜利，但其面临的形势却依然不容乐观。军事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战争的完全结束,国民党尚有大量军队残留在西南、华南地区；新解放区域残留的国军武装与当地土匪互相勾结以游击战的方式进行捣乱破坏；帝国主义对我新生政权蠢蠢欲动妄图支持蒋介石卷土重来。经济上遗留下来的是一个物价飞涨、市场混乱、生产力低下的烂摊子。国际环境中，美国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的办法，不但拒绝承认新中国，还竭力阻挠其他国家与中国进行建交，封锁了西方社会对华物资的运送。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内国外形式中如何有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去克服时艰稳定政权，成为了共产党执政的第一要务。“从传统社会的多样性中创建一套单独的、有凝聚力的的政治社会；增进文化同质性和价值一致性；从个体中抽取国家所需要的顺从和奉献，比发展更为紧迫和重要。”[1]因此，对于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共产党来说，民众政治认同构建的重要性显得尤为突出。政治认同是巩固政权的基础，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更是社会稳定的前提。政治体系的存在和维系也同样需要广泛而高度的政治认同。共产党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把政治认同的构建放在了建设新中国的首要位置。

一、政治认同的提出及其重要性

政治认同概念最早由美国政治学家威尔特·A·罗森堡姆提出：“政治认同是指一个人感觉他属于什么政治单位（国家、民族、城镇、区域）地理区域和团体，在某些重要的主观意识上，此是他自己的社会认同的一部分，特别地，这些认同包括那些他感觉要强烈效忠、尽义务或责任的单位和团体。”[2]马振清先生在《中国公民政治社会化问题研究》一书中也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人们依据一定的政治态度、政治目标确定自己的身份，把自己看作是某一政党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以组织及过程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与这个政治组织保持一致，支持这个组织的路线、方针、政策，这就是政治认同。”[3]由此可见，政治认同实际上是在一种政治文化的信念下对自己归属组织单位等的认同。民众的政治认同，不但是执政者巩固政权的基础，还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更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前提。

1、政治认同是巩固政权的基础

一种统治能够得以维持，一个政体能够得以发展，一个政权可以稳固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这种统治或政体下的人们对于该统治或该政体一定程度的认同和支持程度。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彼得·布劳曾经为此指出：“我们不能强迫别人赞同我们，不管我们对他们有多少权力，因为强制他们表达感激或赞扬将使这些表达毫无价值。”一种政治权力的统治除了让人们群众被动得接受舆论宣传和教育，同时必须造就最广大人民群众广泛的心理和情感的积极支持。只有获得这种支持，才能建立稳固的公共次序。因此，人类一旦建立政治社会，“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4]

政治稳定是政治认同的特定结果，广泛、高度的政治认同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体现；政治稳定以其连续、秩序的规定性，维持、巩固着政治认同；而政治认同的变迁又影响着政治稳定。一定的政治认同状态总是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迁，认同的变迁特别是认同的消解其实就是对原有稳定的一种动摇。稳定是认同基础上的稳定，在新的政治稳定的形成中，政治认同又扮演着建立基础的角色。由此可见，政治认同是关乎一个国家政权能否稳固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一种统治或一个政体只有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使之遵守其法律规范，接受其意识形态，支持其经济建设，从而进一步获得人民群众对整个社会的广泛认同，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和谐的理想状态。

2、政治认同是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对当时城邦政治的合法性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5]同时，他进一步指出：“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公理”实质上指代的就是执政合法性。按照他的理解，合法性是指政治体系客观上获得了社会成员基于内心自愿的认同、支持与服从。德国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也指出：“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正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存在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被承认。”现代社会学和公共政治学创始人马科斯韦伯则认为：“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德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德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信仰”[6]由此可见，合法性是统治者进行有效统治的基础，是被统治者对于统治的接受与认可。这种接受与认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于统治者执政的政治认同。因此，政治认同无疑成为了统治者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3、政治认同是社会稳定和谐的前提

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对政体及其制度的广泛认同，就不可能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社会和谐是政治认同所逐渐形成的最终理想状态。政治认同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之源。社会和谐并不能仅仅浮于表面，而要能够真实反映出人们内心的感受，只有建立在广泛认同基础上的和谐才是理想状态下的和谐；社会和谐与否也不能靠自我的宣传来肯定，而应当由广大人民群众来进行评判。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本政治认同的话，一切看似正确的理论或政策都有可能失去其应有的效能。

构建对执政者的政治认同，有利于全体国民自觉地把执政者的奋斗目标作为自己的终生目标，有利于国民对共同建设执政者目标的信念表现出最大的热忱和忠诚。对社会成员而言，政治认同同样也是认同主体自身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愿望在政治体系主导的政治生活中的映照，社会成员认同一定的政治，是确信这种政治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能够维护自己的权利，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的利益。所以，对于认同的政治体系，社会成员就会自觉地把自身作为政治体系的一个有机部分，以归属的情感、拥护的态度和支持的行为表达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同时，对于和政治体系相矛盾、冲突的价值及行为，能够予以抵制或反对。因此，建立稳固的政治认同才是一个社会维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它同样应是建设和谐社会最为重要的应有之题。

二、民盟在构建新中国政治认同中所作出的贡献

建国后知识分子的数量大约在200万左右[7]，《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认为，建国后约有10万名左右高级知识分子[8]，这些人成为了左右舆论的关键力量，而其中共产党却仅仅占到这200万中为数不多的7％。毛泽东为此就曾形象地比喻道：“在知识分子中，共产党员不过是一个小指头”[9]。民主党派以其政治视野、知识理性、民主精神和科学态度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中国民主同盟成立的40年代，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国难当头。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为了挽救民族危机纷纷建党结社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通过民主同盟这一政治聚合体有序表达其政治倾向，实现其政治抱负。因此，团结知识分子来取得共识的任务就落在了以民盟为主的民主党派身上。

毛泽东指出：“知识分子对各民主党派更熟悉、更亲近、有话愿意和他们讲。有些工作他们去做比我们更有效”[10]周恩来也强调：“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需要各民主党派把各种知识分子团结起来，使他们逐步地过渡道社会主义”[11]。知识分子引导了社会上的一般舆论，因此知识分子工作是获取政治认同的核心。民盟在建国初期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协助中共获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

    1、以引导团结为方针，争取知识分子获得共识

1949年11月15日至12月20日，中国民主同盟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讨论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国民主同盟盟章》。新《盟章》阐明：“中国民主同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个以知识分子，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中心的政治联盟。本么本盟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纲领作为自己的纲领，以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的工商业者，走向进步。”这次盟章的修改标志着中国民主同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下参政的新型政党的身份。

在这一时期，中国民主同盟付出了大量的努力来团结和引导知识分子为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取得共识，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土地改革运动和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运动。1950年6月，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闭幕便曾指出：“战争和土改是考验全中国一切人民、一切党派的两个关。”知识分子大多出身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因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与土地有联系，他们在土地革命的斗争中是动摇的，必须争取他们积极参加或支持土地改革的工作。”[12]土地改革运动引来了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极大的恐惧和疑虑。社会上流传着“斗争过火”、“偏差极大”、要求“和平土改”的呼声。民盟元老黄炎培为此多次致信毛泽东表达自己的担忧，主动要求下乡考察。中共快速作出反应，195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各民主党派参加土地改革的指示》，毛泽东也坦言：“民主人士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13]黄炎培在进行了半个多月的实地考察后向毛泽东和周恩来递交了《访苏南土改报告》，肯定了苏南土改基本是办得好的，农民都站起来了。同时也恳切地指出群众在几千年专制高压下一旦解放出来，行动往往容易过火。对黄炎培的谔谔诤言，党中央十分重视，采取了适当收缩和更加慎重的方针。1951年3月28日，清华大学教授、民盟盟员吴景超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心得》，进一步阐明了知识分子对于土改的正确态度。毛泽东看后认为“写得很好！”并指示胡乔木“令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令新华社广播各地”[14]，争取了良好的舆论氛围。民盟采取的一系列活动为知识分子参加土改运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作用，提高了知识分子反封建斗争的阶级觉悟，为批判“和平分田”的错误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部队不断推向北方，并持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严重威胁了中国的安全。毛泽东决定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人具有留学欧美的背景，存在崇美、亲美的心理，从而过高估计了美国的力量，主张在忍耐和退让中求得生存空间。针对这一系列舆论，中国民主同盟积极奔走，联合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一同发布了《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民盟副主席罗隆基更是担任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的宣传部长。1950年10月，民盟中央常委曾昭伦等300多人联名致信毛泽东，表达了贡献最大力量保卫祖国的决心。毛泽东为此特别指示将该信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全文发表，获得了正面的舆论效果。

2、以自我学习为起点，推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建国初期，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中高级知识分子都是带着比较矛盾和复杂的心情来迎接新中国的”[15]尽管共产党在消除官僚资本阶级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彻底性争取到了知识分子的支持，但仍然有一些为数不少的人在思想和心理上并没有做好准备。他们大多秉承传统的“文人”品格，以“为天子师”为信条，对新政府进行批评甚至抗议。然而，这种“清议”果真是新政府所需要的吗？政府在此时最渴望得到的恰恰是知识分子的大力支持，希望他们褪下审视的目光，尽快融入新中国的建设中来。民盟自成立起，就吸收了许多当时在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专家教授、文化工作者以及各类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他们在重庆特园讨论时政，分析时局，探询良策，推进民主革命。其中除了极少数人熟悉马克思主义外，大多数人都是本着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走到一起来的。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为政治认同建构提供了团体归属感的组织基础，实现了人们“身归”共产党，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共产党政权的心理认同形成。因此，让知识分子们能够“心归”的改造活动拉开了帷幕。

学界普遍认为，新中国初期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造端于1951年9月北京大学教师的政治学习。然而，事实上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要求，中共在建国前夕就已提出。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就明确提出，要“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16]建国后，大多数知识分子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有了变化，但仍存在不少缺点。在学术思想中还有不同程度的唯心主义，在工作里主观主义作风也比较显著，欧美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影响及脱离政治、脱离社会的倾向依然存在。针对这些情况，民盟逐步着手制定学习方案，开展各类学习座谈会帮助盟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从而达到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目的。

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为全国十八个专业会议和政府各部门负责人作的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周恩来在这个报告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要为新中国服务，为人民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我们的思想感情，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够适合于人民的利益，而不违背人民的利益。”[17]9月7日，北京大学校长、民盟盟员马寅初为教员政治学习致信周恩来，为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邀请毛泽东、刘少琦、周恩来、朱德等10位中共领导来作讲演。毛泽东阅信后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18]周恩来隧于9月29日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高校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全面展开。为统一领导北京、天津等地高校开展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央政府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总学习委员会主任由民盟中央委员马叙伦担任。民盟中央常委委员邓民初也撰写了《民盟盟员应怎样具体地进行思想改造》的文章，为广大盟员指出了具体进行思想改造的方法。同年11月13日-11月27日，民盟中央特别召开组织宣传工作会议，号召盟员学习政协会议文件和毛泽东思想，并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作为民盟中心工作之一，着力推动了改造政策的有效执行。

3、以带头示范为榜样，消除院系调整阻力

抗美援朝战争的突然爆发，使得新中国刚刚才建立起来的政治经济秩序受到了不小的震动，加剧了社会各阶层的紧张局面。因此毛泽东改变了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关于改造文化教育事业要和缓、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的初衷，加快了对教育改革的步伐，迅速转向清除英美文化影响，为以苏联为师进行教育改革扫清障碍[19]。1951年11月，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召开，揭开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的序幕，会议决定有序推行苏联大学体制：1、大学必须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2、坚持以培养工农出身的专业人才的根本方针。3、建立以单科学院为主的大学体制。4、建立培养专业人才的教学制度。[20]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公布后一个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随即推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这与教育部当初提出的“要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统一地进行院系调整”决策已时隔两年。方案迟迟未能推行，主要是遇到了高校教职人员的阻力，他们对于如此规模的调整顾虑重重。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党组书记钱俊瑞就说过，服膺英美的大学教师“不肯确实改造”，“诸如院系调整”，“一切关于高等教育的决定和规章就遂成‘具文’”[21]。

为了保障院系调整政策的有效推进，民盟作出了大量的努力。民盟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其主要成分，解放后全盟61%的盟员从事文教工作。其中在高等院校的有19.3%。其时，全国55个大中型城市中共有210所高校，其中38个城市的106所高等学校中，有1226位民盟盟员担任各类教职，占到了全国高等教师总数的6%。建国后，民盟中央副主席马叙伦、中常委曾昭伦被分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和副部长，1952年又改任高等教育部部长和副部长。因此，民盟在高教界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政策出台后，民盟总部立即表示拥护，并着手发动各大学盟员起带头示范作用。民盟总部组织委员会迅速发出《关于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对各地方组织的通知》，着重强调了“民盟以团结教育知识分子为主要任务，对大学改革负有重要责任”，要求各地民盟组织对拟调配迁移到新工作岗位的盟员教师和所联系的其他教育工作者“须做好动员说服工作”，“协助政府解决其因调动工作所发生的重要困难”，并作好迎送安置等配套后勤工作。5月31日，民盟总部成立“临时文教工作组”来具体指导这一工作。工作组以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5所大学为重点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利用《盟讯》等媒体逐步推广到民盟各支部。民盟各级组织与教育部门密切配合，促使盟员发挥骨干带头作用。在院系调整中有相当部分盟员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被调往外省，被调出的盟员教师顾全大局，奔赴新的岗位。

三、评述及意义

建国初期的一系列政策，多年来一直为学界所诟病，然而任何审视及反思都不能脱离时代的制约。彼时中国经历了无数战争，百废待新。共产党正待“收拾千疮百孔的旧山河”。人民需要的是什么？是休养身息，是逐步从战争的破坏和阴影中走出。这个时候的建设是积极的，乐观的，充满朝气和阳光的。此时需要的不是置身于事外的审视而是投入建设的热情与奉献。况且，中共对于维护意识形态统一的决心从批判武训传中便可以窥到痕迹。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苏联式的国体具有先天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一方妥协才能继续走好建国的道路。民盟实际上起到了双方之间的缓冲作用，与其历经一场更为狂暴的阵痛般的洗礼和改造，不如让民盟在其中充当一个调解者，让改造与精神洗礼显得温和一些。我们可以看见，57年以前的这段时间，民盟既影响团结了自己所联系的群体，同时也在自己的努力下帮助中共进行了有效的认同构建。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通过浴血奋战使国家完全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阴影，取得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独立，这无疑让心怀社稷的知识分子感到了由衷的鼓舞。之后的土改运动在实际上实现了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共引领了全民的抗美援朝运动，又大大鼓舞了民族信心。对知识分子的改造也使这批“精英人物”由“身归”实现了“心归”，更好地团结在中共执政核心的周围。院系改造一举打破了旧有体制，开启了知识人才批量的生产，为祖国各领域的建设提供了大量知识和技术储备。这一系列政治活动不但消除了知识分子独立社会身份的认同，从审视者转变成了参与者，还牢牢构建了他们的政治认同，从而为今后国家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民盟在这一时期与中共的合作中，不但帮助自己顺利转型，还体现出了极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领导了正面的舆论，也为知识分子争取到了中共的认可。民盟与中共的隔膜也逐渐减弱消除，在国家大政方针上取得了共识，打下了长期合作的思想基础。同样，政治认同的构建，也为执政党今日执政合法性的塑造及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提供了思路。

1、民盟的转型

民盟从1955年12月到1956年1月，民盟仅在北京就召开了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8次；28个省、市民盟组织、取得了近2000位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调查资料。根据这些情况，民盟总部于1956年1月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递交了《关于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主要情况的分析和建议》及《关于政协全国委员会设立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委员会的建议》两个文件，为中共定性知识分子、制定知识分子政策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一系列活动后，党也逐步改变了对于知识分子的看法，知识分子逐渐融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队伍中。形成了稳固的政治认同。中共中央于1956年1月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并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一支伟大的力量，他们主要运用脑力活动，知识分子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已经成为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2]

1956年2月16日，民盟随即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着重讨论了知识分子的问题，并且根据知识分子面貌的根本改变，修改了盟章。大会同时通过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所作的《全盟更紧密地团结起来，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改造自己，为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而斗争》的盟务报告。这标志着民盟的性质由“新民主主义政党”转变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

2、政治认同的现今意义

时光荏苒，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又一次迎来了社会变革的重要时刻。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于整体变化的发展进程中。发展的社会，带来了的巨大变化和震荡，人们原有的政治认同极易消解，并造成一种认同危机的倾向。主要原因是利益主体的分化和结构性冲突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构了国家和中央的政治权威和政治信用。其次，理论思想界的研究和表达与社会的真实心态已有了相当大的距离。改革既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又积累或产生了许多严重问题，在新旧体制转轨而且二者都无法充分发挥体制性驱动作用的情况下，各种利益要求无法得到有效满足，从而造成认同危机，特别是基层社会的政治认同出现了问题。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本政治认同的话，一切看似正确的理论或政策都有可能失去其应有的效能。因为，建立稳固的政治认同才是一个社会维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它同样应是建设“和谐社会”最为重要的内容。在这一重大社会变迁面前，政府首先需要的就是维护和强化相应的政治认同来为稳定有序的发展提供政治保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力图减少改革开放后产生的一些消极现象对于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来减缓和重新凝聚人们的理想与信念。创新社会管理的探索也同样是试图以“善治”的理念来推动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这些举措表达了执政党对于政治认同的渴求以及重建民众政治认同的努力。中国民主同盟作为重要的参政党，在新的时期如何运用自己的政治智慧来协助执政党更好地管理社会建设国家，开展既旧政协、建国初期后与中共的第三次合作将成为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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