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6日至10日，民盟在愚园路联安坊11号（今愚园路1320号5号楼）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会议在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和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主持下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史良、张东荪、邓初民、鲜特生、周新民、李文宜、罗涵先等36人。

会议由张澜致开幕词，接着听取了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和中央各部门的工作汇报，以及各地方总支部、支部的工作汇报，通过了《目前应采取的政治主张及行动的决议案》、《拟定现况下的组织原则》和《政治设计委员会组织规程》等决议案。

二中全会着重分析了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确定民盟对国是的方针。会议认为：“国民党方面的好战分子迷信武力万能的错误政策，坚持武力接收政权，因此造成去年一年的战祸。”国民党的和谈是“以和养战”，共产党的自卫是“以战养和”。国民党支持的是一个“百孔千疮的政府，在经济破产的关头，还要进行内战，其势必愈战愈弱”，“必定是一个不可收拾之局”。而共产党则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方针，已经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中共必愈战强”。会议还认为：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彻底破坏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协定，现在“又高谈要改组政府，要拉拢一二个小党派以成立所谓的新的政府，要用这样一个政府来行所谓的宪政”，这“很明显是一党专政的伪装”，妄想以此换得“美国的支持”。全会公开申明民盟对国民党统治严重失望，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只有贫穷、冻饿、死亡的极大自由，这样的国家成什么国家？这样的政府成什么政府？”会议还谴责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政策。

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会议确定民盟今后的斗争方针，仍然是“反对内战，恢复和平”。并在和平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民主化。会议提出解决国是的四项主张：（一）努力促成国共和谈；（二）重新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三）实行政协会议；（四）成立联合政府。

如何才能实现这些主张？会议强调要依靠人民，努力发展和壮大人民的力量。会议高度评价了1946年全国的民主运动，指出“这种运动的意义十分明显”，它“才是中国和平民主的真基础”，“是中国和平和民主前途的曙光！”会议号召盟员要特别重视人民的力量，要发动、组织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张澜在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民盟是“民主宪政国家的的通常政党，我们的基础要建筑在全民的上面”，“要用切实而灵活的方法到广大人民中去宣传，去迎取，使得大家都直接间接地来帮助我们，加强力量，共同努力。”“我们必须在组织上建立起广大而坚实的基础，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我们的力量，迅速的实现我们的主张。

会议还认真地讨论了加强民盟组织建设，彻底消除因历史上“三党三派”而形成的组织纪律松懈的问题。会议决定取消原来的《调整盟内党派问题试行办法》，规定：（一）有党派盟员的权利与义务，与无党派盟员一律平等；（二）有党派盟员应有“民盟第一”的组织观念；（三）有党派盟员，如果原有党派之政治路线与民盟政治路线相违背时，应表明态度，脱离原有组织。同时，为了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会议又规定了民盟组织进行活动的方针和策略原则，即：（一）上层争取公开合法，下层采取秘密活动；（二）宣传争取公开合法，组织保持秘密方式；（三）简化总部，侧重地方，深入群众，扩大政治影响，推进民主运动；（四）在国民党的严重迫害下，应严密组织，不暴露工作，干部进入职业界，吸收职业界中的民主分子进盟，并决定由总部派盟务特派员分驻东北及华北解放区，开展解放区的盟务。

二中全会对民盟总部的领导机构和人员做了调整和充实，增设基金筹募委员会、华侨委员会。推选张东荪为秘书主任，沈钧儒为财务委员会主任，邓初民为民众教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罗隆基兼国外关系委员会主任，黄炎培为基金筹募委员会主任。同时通过《政治设计委员会组织规程》，决定在中央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设计委员会，聘任15人至29人组织之，具体负责推进民主运动。

民盟一届二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也在愚园路联安坊11号举行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抗战爆发前夕，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1年3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参加了民主政团同盟。抗战胜利后，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由重庆迁往上海。1946年5月8日，章伯钧由重庆飞抵上海，下榻祥生饭店，他与王守一、欧阳平、张耀明等人商议，打算筹措房屋设立机关。王守一、张耀明通过杨虎与上海“青帮”社会的关系，找到愚园路联安坊11号，这里原是一个汉奸的私房，按法令应该没收，房主已迁出隐藏，楼房被一商人占用。经商量，章伯钧以国民参议员的名义写信给“敌伪产业管理处，”要求借用此房，并由陈长松、肖杰三持杨虎的名片直接与占房人交涉，要追究其隐匿敌产之责。就这样，愚园路联安坊11号称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办公地点，章伯钧及其家人亦在此居住。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中国农工民主党，推选民盟中央常委、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章伯钧为主席。

在愚园路联安坊11号召开的民盟一届二中全会，有力地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反美反蒋斗争，加深了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危机。为此，国民党视民盟为眼中钉，肉中刺。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动用大批军警在全国各大城市，对民主党派和进步师生进行大逮捕。这一年秋天，被列入黑名单的江西盟员、农工党员李柱潜至上海，住进了愚园路联安坊11号。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章伯钧带回一些月饼，与李柱等人边吃边聊。当时，上海的形势也很严峻，一些盟员已被特务跟踪监视，章伯钧诙谐地说：“若是有人请我们进去（指监狱）。诸位千万别忘了带走面前的月饼呵！”说罢，放声大笑。

章伯钧深知国民党不会放过民盟，他叮嘱打算回赣的李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坚持下去，要做长期斗争的打算。不久，他约见尚丁，通知他准备接替上海民盟的组织工作。至今，尚丁还记得那次约见的情景：章伯钧将自己戴的那顶深咖啡色的定制礼帽赠送给他，意味深长地说：“更艰苦的斗争要由你们接过去了。”

每当处境维艰之际，章伯钧总是退居香港。民盟总部被迫解散的那一天，章伯钧即秘密离沪，潜往香港。不久，沈钧儒也化妆出走，与章伯钧在港汇合。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庄严宣布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

今年4月27日，民盟上海市委在民盟一届二中全会旧址举行传统教育基地接牌仪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蒋树声专程来沪出席。在参观民盟一届二中全会旧址时，他动情地说：“老建筑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形态，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多党合作的历史，体现了深厚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内涵。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发挥它的时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