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有过二次宪政运动，和民盟直接有关的是第二次宪政运动。

那么这个第二次宪政运动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话得从1943年9月6日至13日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说起。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称“战争结束一年之内即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9月18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二次会议开幕式上讲话，号召“朝野人士合力以赴，切实推行宪政筹备”。也就在这一天，民盟主席张澜出版一本题为《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的铅印小册子，一时间，宪政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

毛泽东不以为然。9月29日，他致电董必武，告诫各党派“不要过于乐观，要静观国民党事实表现。蒋及国民党每遇一次危机即来一次宪政欺骗，毫无诚意。”

毛泽东的眼光很犀利。

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蒋介石有过一个讲话，秘而不宣。他说美国总统罗斯福给他提了三条建议，第一条“中国宜从早实施宪政”，第二条“国民党退为平民，与国内各党派处平等地位”，第三条“战后建设须自筹经济”。老蒋没想到，他的这个讲话很快就出现在黄炎培的日记中，更让他吃惊的是，9月16日民盟的两位重要人物左舜生和张君劢去找王世杰，宣称要由国民政府和参政会出面组织一个宪政实施筹备机构，如果老蒋不同意，他们就不参加即将召开的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议。9月18日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左舜生和张君劢还真的没出席，9月25日蒋介石在会上宣布将组织“宪政实施筹备会”……

对于毛泽东“不要过于乐观”的告诫，民盟中有人赞同。梁漱溟拒绝参加宪政实施协进会，他说：“当局心目中最成问题的是共产党”，现在“盟军对日总攻在迩，迫切需要解决此一问题，不容再拖”，国民党不得不“于兹百忙中急急召集国民大会者，殆将以此迫使共产党交出其军队耳”。但民盟高层中的多人并不完全赞同，黄炎培就表示，宪政运动即可“使全国人民了解宪政实施即为提高民族的地位，发挥人民的主张，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又能“将三民主义如何实现之方式，告之全国人民，使之有深切的了解”，这样的好事，在黄炎培看来，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在民盟的发起和积极推动下，一场轰轰烈烈民主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展开了。

第二次宪政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1943年3月1日，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了一份关于宪政问题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一）在国际国内形势逼迫及舆论要求下，国民党不得不于十一中全会允许于抗战结束一年后实行宪政，并允许各地在其种种限制下讨论宪政问题，虽其目的在于欺骗人民，借以拖延时日，稳固国民党的统治，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讨论，就有可能逐渐冲破国民党的限制，使民主运动推进一步。（二）中央决定我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寇与建立民主国家之目的。（三）除我党代表已参加重庆方面国民党召集的宪政协进会会议外，延安亦已举行宪政座谈会。各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并向党内干部说明党对宪政运动的政策，防止过左过右的偏向，检查‘三三制’执行情形，力求巩固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