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乔木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想起了1986年12月的《上海盟讯》，那期盟讯的第一版，刊登了“胡乔木在上海会见孙大雨”的报道。

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是在1941年2月。当时，我们的先贤正紧锣密鼓地筹建民主政团同盟，他们把民主政团同盟的政纲归纳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民盟的这个口号对世人影响极大。1946年元旦，蒋介石发表演讲，强调“军令政令统一”指责中共“武装割据”。毛泽东大手一挥：“乔木，你写篇东西。”胡乔木奋笔疾书，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文中说：“民主是因，统一是果；停止内战是因，恢复交通是果；政治民主化是因，军队国家化是果；成立联合政府是因，产生真正的民主大会是果。对于这一些简单的因果关系，蒋氏难道不明白吗？”瞧，他把民盟的口号写进了中共的社论。

要说胡乔木和民盟最直接相关的应该是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以后，他为新华社写的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文中说：“蒋介石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并对该盟实行进一步迫害。蒋介石政府还给民主同盟捏造了许多‘罪状’，但是，一切这些诬陷，只能使人们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蒋介石统治的丑恶（比方说，因追随汪精卫投敌而臭名昭著的蒋介石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居然有脸皮发表长篇的臭论以证明民盟的领导者是‘郑孝胥、赵欣伯’），这就是蒋介石集团‘礼义廉耻’的活标本。只是人民更加确切地认识到民主同盟在若干历史关节中，实行了与中共在部分民主纲领上的政治合作，从而推进了中国民主事业，乃是民主同盟的光荣。”毛泽东大笔一挥，在文章的结尾添上了：“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与人民的。应当清除这些幻想而坚决的站到人民民主革命方面来，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如果民盟能够这样做，则民盟之被蒋介石宣布为非法并不能损害民盟，却反而给了民盟走向较之过去更为光明道路的可能性。”这个时评发表不过两个月，民盟就在香港召开了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彻底抛弃“中间道路”，与中共携手，为推翻南京独裁政府而奋斗到底。

1948年秋胡愈之在西柏坡和毛泽东谈话时，毛说新中国应该办一张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由于民盟是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党派，早年在香港创办过《光明报》，因此办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报纸的任务就落到民盟身上。1949年3、4月间民盟开始筹备这份报纸，取名《光明日报》，胡愈之任总编辑。胡愈之上任不久，就请来了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新闻宣传的副部长胡乔木，请他讲一讲民主党派办报的方向。胡乔木讲得十分精彩：新社会需要各界人民发言，需要民主的渠道，这就好像游行时过天安门前的三座门，如果都走三座门的一个门，那就必然拥挤，队伍不能很快通过，让队伍从三个门一起前进，就畅快得多。《光明日报》的创办就是为民主增加一个渠道，让人民多个说话的园地。

1951年北大校长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信汇报北大教师发起政治学习运动，并请周到校为教师讲演。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11月20日，民盟请胡乔木在民盟中常会讲一讲思想改造。胡乔木以平等的态度，谦和的语气，说出中共高层对民主党派开展思想改造的看法：“思想改造是共产党需要跟各民主党派共同来进行的，”“在这个工作中有些方法共产党还没有想出来，有些方法共产党虽然想出来了，但是还没有那样精力去进行，我们需要和朋友来合作，”“领导群众学习，进行思想改造，就不能不首先进行自己的思想改造，”“共产党本身经过无数次的自我改造，这样就使得共产党成为一种正确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所以领导群众进行改造工作就必须首先改造自己，这样才能在群众中建立起来领导者的信仰，同时，还要不断地修正我们的工作。”

1953年9月，梁漱溟和毛泽东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胡乔木是亲历者。晚年他回忆说：“毛主席发火欠妥，但为什么发火？当时关键是对待工业化的问题。不少人认为中国穷，要与民休息，搞工业化哪里来的资金？同梁的争论主要在这里。梁说农民在九天之下，再搞工业化农民活不下去了。毛主席觉得搞工业化完全是为了国家大计，是非做不可的事。梁漱溟讲得那么尖刻，毛主席气得很。”如果说梁先生的话让毛“气得很”，那么四年以后章伯钧、罗隆基的“反动语”，尤其是储安平的“老和尚”和“党天下”，自然会激起毛泽东的义愤。

反右以后，毛泽东又觉得大家不敢讲话了。59年初，毛在沪看了湘剧《生死牌》，想起了海瑞，说应该提倡海瑞精神，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于是胡乔木找到了吴晗：“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你是研究明史的，应该写。”吴晗很快写了《海瑞骂皇帝》，发表在6月16日《人民日报》。这以后吴晗又写了《论海瑞》，文章送到胡乔木手里，庐山上的斗争开始了，毛泽东说海瑞有左右之分。胡乔木赶紧在《论海瑞》中加上了“有些自命海瑞，自封‘反对派’，但是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9月21日，《论海瑞》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那个时间，文艺界也在宣传海瑞精神。北京京剧团著名艺术表演家马连良来找吴晗，请他写一出表现海瑞精神的历史剧，几经努力，《海瑞罢官》上演了。不料，这出历史剧竟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

“文革”结束后，胡乔木对“左”倾错误进行认真反思，那份《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便是出自他之手。八十年代初，他负责《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二版修订工作。在他主持下，对1960年出版的毛选第四卷《关于情况的通报》的一条注释进行修正，将原来的“1947年10月，国民党反动政府下令解散民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压力下，民主同盟中的一些动摇分子发表了解散民主同盟、停止活动的公告”，改为“1947年10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强制民盟总部公布解散。”

行文至此，该说一说本文开始提到的那篇发表在《上海盟讯》上的“胡乔木在上海会见孙大雨”的报道了。如今，知道孙大雨名字的很少，可当年大雨先生是个名人。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后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英国文学。三十年代，大雨先生是“新月派”著名诗人，曾先后在武汉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任教授。胡乔木就是他执教浙大时的学生。大雨先生晚年回忆说：“我从未碰到如此勤学好问的学子，在课堂上他会不断地提问，对课文一定要达到彻底弄懂为止。”抗战时期，大雨先生对蒋介石集团的专制腐败极为不满。1946年秋，他加入民盟，成为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的核心成员。上海解放后，他因落选大教联干事而愤懑难平。1955年初，他去北京参加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当面向胡乔木反映此事。返沪不久，受乔木之托，陈毅专门约见了孙大雨。此后，陈毅多次做孙大雨工作。反右斗争中，孙大雨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文革”中历经坎坷。1984年初，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去京开会，胡乔木对他说：我的老师孙大雨的右派问题至今没有改正，你能不能关心一下。是年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范征夫约孙大雨在一家饭店见面，告之“你的右派问题解决了”。1986年初，大雨先生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来信，说胡乔木建议他们重印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孙大雨翻译的莎士比亚剧《黎琊王》。当年秋，胡乔木来沪视察。11月1日上午，他派秘书把老师接到宾馆饮茶叙旧，并就“文革”中因自顾不暇，无力关照老师表示歉意。那天，孙先生很开心。回到家里，女儿、女婿问：“如果胡乔木当年不去延安，他在学术上会怎样？”孙大雨非常肯定地回答：“他一定会成为一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