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1日，《上海老年报》登了一篇“特稿”：“步惠廉，松江人不忘记……”。这个步惠廉，与原南汇县也有一段因缘。此事说来话长。

　　20世纪初年，黄炎培作为蔡元培先生的学生，积极投入反帝反清的民主革命运动中去。他离开南洋公学之后，回到故乡川沙，主要着手办教育、办学堂；同时，组织群众性的活动，举办公开的演讲会。其内容，大体包括：（一）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的行径和罪恶目的；（二）揭露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屈膝媚外；（三）强调民不聊生，贫困痛苦，又麻木不仁，且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等等。总之，目的在于唤起民众，改造社会。

　　黄炎培与几位有志者，先在川沙县城讲，逐渐向邻县发展。1903年6月，应新场镇青年们的邀请前来讲演，时间定在6月18日与23日。当时来听演讲的，据说“百里以内，舟车云集”，那是很大的盛况，听众十分踊跃。这自然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注意。这时，正好章太炎、邹容的《苏报案》发生，章、邹被捕，清政府通令各处查拿革命党人。在南汇新场，有当地土豪痞棍向当局密告：诬指黄炎培诸人演说毁谤太后和皇上。知县戴运寅即下令在23日的演说现场逮捕了黄等三人，还抓了一位来听演讲的。抓捕之后，一面在县衙照壁上贴出告示：“照得革命一党，本县已有拿获，起得军火无数……”一面电禀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当时南汇属于江苏省）请示。不久，江苏巡抚电令“解省讯办”，两江总督电令“就地正法”。因为电令有差，县官一时无所适从，再电请示。督抚便电令“26日午时三刻就地正法”。

　　然而，事有意外。当四人被捕后，最着急担心的是新场镇那些邀请他们来演讲的人。巧的是，发起人中有一位新场基督堂的牧师陆子庄。他们想了许多办法，想出一条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清政府的官“最怕洋人”。

　　其时，上海基督教总教堂的总牧师就是步惠廉。陆牧师带领青年们赶赴上海，找到步牧师。步清楚黄等四人的结局是“被处以极刑”，所以觉得很同情，于心不忍，便去找老律师佑尼干商量，设法营救。佑律师摇头说，要出面，便要通过美国领事与上海道，他们又要与总督、巡抚商议，如此辗转多折，四人的人头早已落地了！幸而川沙有位营造商人杨斯盛。他明白，救人的事，空口商量没有用，官府要用金钱打点。他慷慨送律师公费银五百两。佑听了，说办法有了。立即雇上小汽轮，亲自去南汇县，要求保释。这已是25日的下午了。汽轮驶到南汇，已是次日清早。步急步冲进县衙，知县还没起床，何况还要吸足鸦片烟才有精神打理。不过，此次情况不一，来的是洋人。他不敢怠慢，不得不立刻下床，去见“洋大人”。因为惹起教案可不是玩的。

　　步牧师等人开门见山，要求县衙放人。步坚决要求、声色俱厉地要求保释四个青年，中国牧师们为他当翻译。双方你来我回，激辩不休。从早上磨到中午，毫不退让。而知县却烟瘾大发，呵欠连连，又不敢离座去吸鸦片。实在打熬不住，更怕事情闹僵，酿成教案，他可吃罪不起。没奈何，便要求总牧师出具随传随到的切结（保证），并故意提出要步牧师按上指印。他以为这样屈辱性的事，外国人一定不肯做的。谁知救人心切，步牧师一一照办。办完手续，黄等四人正在大牢里，突然有人通知他们出狱，不觉二话不说，随步牧师带着，奔出衙门，直奔汽轮，扬长而去。这就是著名的“新场党狱”。

　　一到上海，佑律师认为事情并未了结。清政府若派上海道就上海租界会审公堂审问，再解往内地，就难办了。步牧师便劝黄等出国。又在杨斯盛先生的川资资助下，立即买了船票远走日本。果然，当四人刚离开县衙不过半小时，“就地正法”的电报就到了。戴知县懊丧顿足不已。急忙带了鸡蛋一篮到上海，去讨好洋人，希望把“人犯”带回南汇。可他不懂洋话，又无人翻译，最后只好怏怏而返，回去想办法应付上司的追责了。

　　这之后的事，就是黄炎培等在日本游学，决心要为祖国的生存强大而奋斗。在上海，一出叫《新场镇》的文明戏，在上海新舞台上演。有声有色的好戏滑稽而有趣，引起极大的轰动。章士钊在他主持的《民国日报》上，还发表了《南汇之风云》的文章，为此壮举鼓吹。

　　对步惠廉牧师，黄炎培一生敬佩之至，对他的仁慈和勇敢十分钦佩（步在1947年84岁时，逝世于美国）。其儿子（或孙子）前几年还到过南汇寻访旧迹。

　　所以，步惠廉牧师的事业和壮举，不仅使松江人记得他，南汇人也不会忘却。他应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