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促成党派会议的召开和联合政府的建立，一九四五年六月二日，民盟的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冷谲偕同褚辅成、王云五、傅斯年共七位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从速恢复国共谈判，以利政治解决团结问题。六月十八日，中共复电欢迎七位参政员去延安。二十七日，黄炎培等七人去见蒋介石，面陈他们的主张：（一）由国民政府迅速召开政治会议；（二）国民大会交政治会议解决；（三）会议前，国民政府自动实现若干改善政治的措施。蒋介石表示对前两条无意见，可以商谈。七月一日，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褚辅成、冷谲和傅斯年六人赴延安，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刘少奇等进行正式会谈。双方各抒己见，畅所欲言。黄炎培等谈了对国共两党团结问题的看法，说双方谈判的门没有关闭。毛泽东插话说，只是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头挡住了，这块大石头就是国民大会。黄炎培等对此表示同感。最后，会谈双方达成了二点协议：（一）停止“国民大会”进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中共中央还建议：政治会议由国民党、共产党和民主同盟三方客推出同等数的代表及各方同意之民主人士代表共同组成；政治会议为公开、平等、自由、一致、有权的组织；政治会议应讨论民主改革、结束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主施政纲领和将来国民大会之召集等问题。黄炎培、章伯钧等六人返回重庆后，立即集体面见蒋介石，陈述了延安会谈的情况，并将会谈纪要提交蒋介石，这无疑是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的一个打击。

　　除会谈外，六位参政员还进行了“真真切切地查明”中共及解放区情况的参观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的政治思想及对中共的认识都有了明显的进步。特别是黄炎培，回到重庆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用朴素的写真笔法”发表了《延安归来》小册子。小册子记述了他与毛泽东的一段谈话含义深刻，广为流传。黄炎培说起自己六十多年所见，“真所谓‘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十分赞赏毛泽东的这个回答，认为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延安之行是黄炎培一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如果说此前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还没有更多的认识，那么延安之行的身临其境，就加深了他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了解，逐步走上了中国共产党指引的光明大道。六位国民参政员回重庆后，民盟举行盛大欢迎会，黄炎培、左舜生在会上相继报告了延安之行的观感，延安的蓬勃向上的氛围，特别是它的清正廉洁，给与会的张澜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多月后，毛泽东抵达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在特园，张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国中保存一些干净土。”

　　六位参政员回重庆后不久，第四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开幕。中共参政员和民盟主席张澜均未出席。六位参政员参加了开幕式，并向蒋介石面陈了与中共会谈的情况，同时将会谈纪要交给了蒋介石。由于参加会议的民盟参政员在会内坚持斗争中共和民盟在会外积极配合，使得国民党参政员未能依靠多数通过按期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

　　抗战后期，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首倡和中间势力的响应与配合，召开党派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迅速成为国内各阶层人民的一致要求。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等中间势力和无党派人士在相互配合、共同斗争中，进一步找到了民主建国的共同点。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同盟等中间势力和无党派人士正义斗争的支持，提高了民主同盟的政治地位。民主同盟等中间势力和无党派人士在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配合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中，受到了教育和锻炼，增进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成为与中国共产党相呼应的一支重要力量。这就为争抗战胜利和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的共同斗争奠定了坚实可靠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