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的那一天，92岁的沈寂先生走了。回想和他交往的片段，思绪把我带回30年前。

　　1986年是民盟上海市组织建立40周年，刚进机关的我被安排编写上海民盟大事记。和我一起干活的是个新中国成立前加入民盟的老同志，在经历了“反右”、“文革”运动以后，这位当年沪江大学的“学霸”已是风中秉烛，拖沓的节奏、颤栗的文字使工作过于缓慢。于是，部领导加快了对我的督促。由于埋头工作，对那些与大事记一起编入《纪念上海民盟四十周年》的名家之作无暇顾及。直到拿到那本由苏步青先生题词的《纪念上海民盟四十周年》时，才看到了三十年代上海影坛头牌小生顾也鲁先生撰写的《追忆“香港影学”活动》，也就是在那一刻，得知《大亨》作者沈寂是民盟盟员。

　　是年冬，民盟上影厂支部有过一次不同寻常的组织生活。说它不同寻常有两点：其一，高朋满座——民盟市委主委谈家桢，副主委兼秘书长翁曙冠，宣传部长尚丁，组织部长马克烈等领导都参加了；其二，“星”光灿烂——著名导演孙瑜、杨村彬、白沉、黄祖模等，著名演员刘琼、舒适、顾也鲁、程之、冯奇，著名编剧王林谷、沈寂等悉数到场。一个支部的一次组织生活为何弄出这么大的动静？这还得从1956年讲起。那一年民盟市委就电影状况组织召开了五次座谈会。反右运动一开始，这五次座谈会便成了“向党进攻”一大罪状，组织和参加座谈的多人成了右派分子。从此，民盟在上影厂的“风光”不再。可以说，这一次组织是民盟在上影厂“起死回生”的开始，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

　　沈寂先生是1956年12月25日申请加入民盟的，介绍人是著名导演白沉、著名影星舒适，次年1月被批准入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便被打成右派分子。沈先生是我接触过的最“潇洒”的右派，他一再讲他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和民盟有关但“关系不大”。从他入盟的时间看，他是反右时被批为民盟“恶性大发展”时期的产物。反右时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批评文章，说右派头目陈仁炳在上影厂召开座谈会，讲偌大一个上影厂，只有区区三个盟员，怎么能派用场？所以要大发展。作者还创作了一个说法，叫做“火线入盟”。如此看来，沈寂先生应该是“火线入盟”的。沈先生对我讲，他没有参加过那个“臭名”远扬的五次座谈会，可从他对我讲的1957年春他参加民盟在复旦大学召开的那个“好的国产片为什么这么少”座谈会看，他和五次座谈会还是有瓜葛的。据沈先生回忆，1957年上影厂召开反右派总结大会，事先大家都知道上官云珠是民盟9个右派之一。会议开始前，沈先生目睹上官脸色惨白，匆匆而去。不料会上宣布的右派中没有上官的名字，而沈寂却成了9位被宣布的民盟右派中的一个。三年前的一个冬日，他用平静的语气告诉我：“我头上的这顶右派分子帽子是替上官云珠戴的。”他说原来上官是名单中的一个，可电影厂领导说，前几天毛泽东刚在中苏友好大厦接见过她，她怎么能是右派呢？

　　2013年5月25日，应云卫追思安葬仪式在青浦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举行，我参加了，还在仪式上讲了话。中午吃饭时，我和沈寂先生坐在一起，同桌还有一位电影界的前辈。我向这位前辈打招呼：您当年和白杨、张瑞芳、舒秀文都是民盟的，是重庆支部14小组的。不料这位前辈连连摆手道：“我和民盟没什么关系。”她发颤的声音和夸张的举止，让我想起了“黑云乱翻”的年代。坐在身边的沈寂沉默不语，当我和他讲到中国现代会计创始人潘序伦1957年反右被开除盟籍，1962年再次申请入盟的往事时，他笑道：“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沈寂先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印象最深的是2015年春的那一次。因为是抗战胜利70周年，他跟我讲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去江苏参加新四军，四个月后因身体虚弱被劝退回沪的经过。讲到1943年他被日本宪兵抓捕获释后回复旦大学补习学校上课时，他的语调有些激动：“教务主任不让我上课，这时李登辉校长来了，问怎么回事，教导主任在李校长耳边嘀咕了几句，大概是说我刚从日本宪兵队放出来。李校长用司的克（手杖）朝地下一顿，挥手让教导主任把他听课座椅拿过来放在我身边，说：‘你就在门外旁听’。”

　　此刻，春雨绵绵，春色浓郁。这个用一生讲述老上海故事的人，仿佛就坐在眼前，从那娓娓的语调里，我看到了生命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