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德期间，收到了来自德国总理默克尔赠送的一幅十八世纪欧洲版的中国地图。网上立即盛传两个版本的地图，一个是体现长城以南、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以东的地域，另一个的范围则要大得多。皆称该图源自法国地图学家唐维尔的杰作，而该图又是依据康熙《皇舆全览图》而制。历史上同一时期为何会产生疆域如此迥异的两个版本的地图？下面笔者从《皇舆全览图》的内容入手，分析一下其原因。

　　一、康熙《皇舆全览图》的范围及内容

　　康熙《皇舆全览图》系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至康熙五十六年间，在康熙皇帝的要求下，主要由法国传教士主持，中国地方官员、士兵及一些辅助人员参与，对今中国及其毗邻地区进行测绘编制的地图，这是我国首次利用西方现代测绘技术绘制的地图，由于在当时也是世界上范围最广的实测地图，故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地图史上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康熙《皇舆全览图》产生于一个欧亚国家开始通过战争、谈判确定国家界线的时代，当时欧洲先进的测绘手段为在地图上落实国界提供了技术支撑。而清朝与俄罗斯为加强边界地带部落民族的管理，也实行了划清界线的政策。在与俄罗斯谈判过程中，清政府发现了本国原有地理知识的贫乏和落后，加上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的热爱、法国渴望了解中国的需求，借助希望通过完成皇帝任务达到在中国传教目的的传教士之手，最终促成了康熙《皇舆全览图》的诞生，这是一次中法双方为着不同的目的，在三百年前完成的一次成功的国际合作。其成果仍然是经传教士之手，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在中国则属于秘密，制成之后，虽然多次重印，但是主要藏于内阁大库，供最高统治者或巡抚总督及相关官员使用，坊间流传的则是简化的版本。直到1929年沈阳故宫偶然发现康熙时期印行的铜版《皇舆全览图》，并经重印之后，才引发了国内学者对它的关注。以往学者就其版本考证、测绘过程、投影类型、该图在欧洲传播、该图对中国制图技术产生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现存康熙《皇舆全览图》至少有六个版本，但是由于其他四个版本或利用不方便，或内容不全，故笔者利用的版本有两个，一个系由汪前进和刘若芳整理、以沈阳故宫发现的铜版地图为底图重新印刷出版的地图，原图有41幅，因版面所限，图集的尺寸均较原图略有缩小。另一个是德国学者福克司于1943年基于原图重新编绘出版的地图。这两套图经笔者研究，其覆盖的范围相同，但在两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一是，前者分别采取汉字和满文标注长城南北的地区，后者则全部使用汉字标注地名；二是，前者采取经纬度来分区，后者则分别采取省界、流域界线或地区界线来分区。

　　汪前进、刘若芳整理出版的铜版地图列为七列、八排，尽管出版的地图较原图略有缩小，但是如果把41幅图拼在一起，约10平方米，面积仍然很大，故利用传统方法很难进行空间上的对比研究，现在借助ArcGIS软件，这种研究变得容易。通过笔者考证，该图以通过故宫中轴线的经线为零度经线，赤道为零度纬线，在此基础上分别对八排地图进行拼接、地理配准和数字化。鉴于铜版地图上分别用汉字和满文标注不同的地方，故在对该图数字化过程中，相应采取不同的颜色，并叠加到今图上，如图所示。其中浅灰色区域用满文标注地名，深灰色地区为汉字标注地区，底图为今日中国陆地政区界线。

　　其中汉字标注的范围，北面以东起山海关，西迄嘉峪关的长城为界，最南至海南岛，最东到台湾，西面从嘉峪关往东，沿着祁连山北麓，到今武威市，折向西南到西宁，之后改向东南，之后，大致沿着青藏高原东缘往南延展。这个范围主要是明朝(1368-1644年)直接管辖的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五省，大约为292万平方公里。满文标注的地区包括长城以北的整个内蒙古地区和东北三省，大部分青海省、部分西藏和新疆，境外区域包括朝鲜半岛、外蒙古以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尼泊尔和印度的一部分，大约为587万平方公里。

　　传教士们对于没有测绘或者因为各种原因到不了的地方，他们或利用其他资料，或采取留空的方式，如图中的空白地区所示。

　　二、清朝疆域的变迁

　　值得指出的是，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编绘于1717年完成，但是清朝统治中国长达267年，此图完成之时才占清朝统治时间的27%，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清朝的疆域仍然在变化。

　　清代疆域的形成始自辽东的建州女真，1583年，努尔哈赤统一了东北女真，后占据明代辽东都司，1644年取代明朝建立清朝，拥有明朝的版图和满州地区，1683年平定台湾，1688年迫使喀尔喀蒙古臣服，顺治、康熙年间先后册封西藏地区的宗教领袖达赖、班禅额尔德尼，使得以上地区皆入清的版图，这些是《皇舆全览图》绘制时清朝的疆域。但是此时今新疆地区仍有强悍的准噶尔蒙古与之抗衡，西南仍有一些游离于中央政权之外的部落，这些地区在《皇舆全览图》上都被画成空白地带。此后，雍正时期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用流官取代自立为王的土司，同时把西南游离于政权之外的“空白地带”也纳入中央政府统治之下，并相继在这些地区设置了相应的政区。

　　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朝命测绘人员对西藏地图重新实测,绘制了新的西藏地图。经过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清廷于乾隆二十四年征服了准噶尔，平定了天山南路大小和卓的叛乱，完全控制了今日的新疆地区，将它也纳入版图，形成清朝的领土，这个时期的疆域已较康熙时期的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770年左右，应乾隆皇帝的要求，蒋友仁增补了这些地区的资料及其他地区的资料，绘制完成范围辽阔的《乾隆十三排地图》。

　　但是，如同康熙《皇舆全览图》，乾隆图起初也是不公开的，直到十九世纪中叶，随着乾隆图流出宫廷，仿照乾隆图，并在图上标出国家或者帝国界线的包括新疆、西藏和蒙古的大中国的地图才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

　　三 康熙《皇舆全览图》在西方的传播及西方人对清朝疆域认识的固化

　　《皇舆全览图》最初是通过巴黎耶稣会士杜赫德在巴黎编辑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得以传播的，该书附录了由法国唐维尔依据康熙《皇舆全览图》改编，1734年出版的中国各省、鞑靼地区、西藏地区及朝鲜的地图，这本书很快成为欧洲介绍中国的畅销书。据康言的研究，1736年荷兰就出现了这套书的盗版，但是缺图，1737年在海牙出版了依据该书重新雕版、略作修改的地图集。此后，在欧洲各地出版了许多译本，其中英文译本就有三版。此后一个多世纪里，杜赫德的书与唐维尔的地图成为欧洲认识中国及其毗邻地区地理状况的重要文献。

　　在杜赫德书的第一卷里，附上了18幅地图，包括两幅总图，分别是《中国总图》、《中国与中国鞑靼及西藏总图》；其中《中国总图》表示的区域即图中用中文标注的地区，这个区域被称为“中国”，包括15个省，1173个县和335个州。

　　尽管杜赫德的书反映出他已经认识到清朝的 “中华帝国”有别于明朝的“中国”，并明确了“中华帝国”的范围是，除了前述十五个省以及第一卷书中谈到的地区之外，还包括长城以外臣属于满人鞑靼的地区。书中还谈到，当他们一开始绘图时，皇帝就要求他们用满文标注鞑靼地区，用汉字标注汉语地名，其原因是因为汉语很难表达有的满语或蒙古语的发音，而且这些地名译成汉字后，还会失去原来的意思，变得难以理解。而满文却便于转译蒙语地名，乾隆皇帝也曾谈到这点，“且国语（指满文）切音，实能尽各部转韵曲折之妙”。

　　但是，当欧洲各国在拷贝唐维尔的地图时很少注意到书中“中华帝国”与“中国”指示范围的差别，加上唐维尔的地图本身就包括了一幅只表示长城以南被标注为“中国总图”的总图，此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欧洲各地在翻印此图时，即沿用了这种绘制方法，始终用“中国”，大致为明朝的疆域来表示清朝的疆域。如哈佛图书馆收藏的绘制于1749年的一幅名为L Empire de la China(中华帝国)的地图，虽然称为帝国，但指示的范围却仍是长城以南的明朝的疆域。另一幅哈佛大学地图室收藏、1853年在伦敦出版的英文的中国地图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少量地图认识到“中国”与清代中国的区别，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在美国出版的卫三畏绘制的《中华帝国全图》就沿用了唐维尔的另一幅总图的绘制范围，不过多数欧洲有关中国的地图还是仿照唐维尔的中国总图的绘制方法。

　　清朝疆域自康熙以后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很长时间来，只有清政府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变化，欧洲并不知晓这个过程，国内的民众也缺乏沟通渠道获得这方面的消息。其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仪之争导致中西文化交流的停滞，使得中西交流从清朝康熙初期的顺畅到康熙晚年戛然而止，导致西方对清朝疆域的认识长期停留在清初；另一个则与在清朝统治下，满汉关系经历了从最初的对立、隔立到融合的发展过程有关。自清统治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清朝奉行严格的文字审查制度，尤其是反清的作者或者书籍，以乾隆时期的文字狱达到高峰。据马士嘉的研究，一直到乾隆早期，汉族学者对诸如蒙古、新疆等地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明末清初时期的阶段，除了受限于语言之外，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在早期不让汉人接触这些地区的事务，也不允许私人著述讨论长城以北地区及军事防务等方面的话题，人为制造信息交流的障碍。此后受鸦片战争的刺激，激发了国人对清帝国疆域的认识，当一幅1842年英国绘制的中国的范围仍然在长城以南的区域时，同年即道光二十二年清朝绘制的地图则是包括了今日中国与外蒙古在内的版图。

　　所以当知道默克尔送图的消息之后，网上出现两种表示不同范围的地图即与上述背景有关。笔者是通过2014年11月出版的《驶向东方：全球地图中的澳门》收录的地图才确认该图实系欧洲盛行的用汉字标注“中国地图”而非范围更加广大的反映清初疆域的地图。

　　当有的人看到这幅幅员狭窄的地图时，难免会产生各种惊愕和臆想，甚至对默克尔送图的目的进行了所谓的解构，其实，如果了解以上背景，我们就会泰然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