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一场思想改造运动。中国共产党的初衷是希望从旧时代过来的各类知识分子通过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并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视为中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1951年秋至1952年秋，北京大学发起的教职员政治学习经由党和政府积极推动，从北京、天津20所高校推广到全国高校和中小学校，并逐步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科技、民主党派、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工商、宗教等社会各界知识分子，历经政治理论学习、批评和自我批评到组织清理几个阶段，史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关于运动阶段划分及各阶段名称和内容，当下学界看法不同。如有研究者认为运动过程还应包括后来的院系调整等阶段阶段，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这场运动的起讫点，而是把目光放到这场运动对日后知识分子的实际影响。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运动甚至影响到上个世纪50年文艺界的几场风波，包括始于1956年的那场美学大讨论，而发生讨论的肇始者朱光潜与贺麟间都是民盟成员，他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最根本的问题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认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树立为谁服务的思想。即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知识分子，转变其思想感情，坚决和工农群众站在一起。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在动员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总是创造条件，鼓动知识分子投身社会实践，如组织他们参加农村的土地改革，参加抗美援朝以及“三反”、“五反”运动等。各地人民政府都把参加社会实践作为促进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组成部分。经过几年的努力，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都发生了转变。

　　在党中央关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广大知识分子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学习科学知识、开展科学研究的热潮中去。党和政府为了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鼓励文艺工作者多创作，鼓励科学工作者开展学术的自由讨论，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26日，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对“双百”方针作了具体阐述，他说：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提倡独立思考，自由辩论，创作和批评自由。“双百”方针的制定，不仅符合科学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通过它的贯彻执行，将使科学文化达到繁荣。也正是在贯彻“双百”方针的大背景下，自1956年上半年起，《文艺报》，稍后是《新建设》杂志组织了一场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有近百人参与了这场大讨论，发表的论文共约三百多篇。作为最终成果，《文艺报》和《新建设》将讨论中有代表性的文章编辑成《美学问题讨论集》共6集公开出版，这不仅是中国美学界的一件盛事，也可以说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贯彻“双百”方针的重要事件。

　　这次讨论是由朱光潜在《文艺报》1956年第12号上发表带有自我检讨性质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引起的。众所周知，朱光潜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就致力于美学研究。他的代表作《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在知识界有相当影响，但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深受克罗齐等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非马克思主义的成分显而易见。朱光潜是中国美学界的顶级学者，1949年年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派飞机来接高级知识份子，将他们送往台湾。外文专家英千里等走了；北大名教授、美学权威朱光潜却拒绝接受机票，毅然留下，静静地等待北平的解放。后来季羡林在《他实现了人生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一文中回忆这段历史时说：“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按朱先生的地位，他完全有资格乘南京派来的专机离开中国大陆的。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毅然留了下来，等待北平的解放。”这说明朱先生对党是信任的，是乐观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深入，朱光潜的美学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开始对自己过去的文艺、美学思想作了深刻的反省，《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就是这样一篇带有反省性质的文章。朱光潜在文中真诚地批评自己的《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等是“一盘唯心主义的杂货摊”，它们与欧美许多反动哲学、美学、心理学和文艺批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承认自己的文艺思想是从根本上错起的，因为它完全建筑在主观唯心论的基础上。在直觉问题上，朱光潜承认自己的思想是矛盾的。既然接受了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的定义，依逻辑的推演，他就得接受从这个定义所推演出来的许多结论，维持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朱光潜这篇文章重心还不在于对自己旧思想的清算，而在于他重新提出的“美究竟是什么”，即美本质的问题，也由此引发了美学界的一场持续的大讨论。

　　朱光潜认为对美的本质这样一个复杂问题过早地作简单化的结论是无助于科学进展的，需要的是周密的研究、思考和讨论。通过认真的思考，朱光潜不仅自觉与资产阶级旧美学划清界限，而且也调整了自己早期“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的观点，认为“……要解决美的问题，必须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应该说这是朱光潜美学思想的一大飞跃，也是他关于美论研究的一大进展。

　　朱光潜的文章发表后没几天，贺麟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连载长文《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贺麟同为北大著名教授，黑格尔研究专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镇，是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值得一提的是，贺麟于1943年由朱家骅介绍加入国民党，并出任三青团中央评议员、伪国大代表。尤其被记上一笔的是，他曾给蒋介石上万言书，在文化剿共方面献策，曾受蒋介石八次召见。这种罪名在当时是不可获谅的，他为此所受的围攻程度是剧烈的。早在1950年4月就因此被管制，直至1952年6月才被解除。

　　贺麟在文章中分析了朱光潜所介绍和宣传的克罗齐，在哲学的继承方面应归在新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旗帜下，对克罗齐的反辩证法思想作了系统的批判，指出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反映到美学方面，不是对于有内在联系的美学概念加以形而上学的割裂、划鸿沟，就是对于相异的美学概念加以形式的等同、轻易划等号，而得不到两者间的矛盾统一。

　　其后贺麟还对“直觉即创造”说、“直觉即表现”说、“移情说”等作了较为深入的批判，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克罗齐、朱光潜发展了康德、黑格尔的唯心论，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贺麟的这篇文章从今天的眼光看，写得还是相当平和、学理气的，行文也相当有分寸，并不是一味地在展开论争。文章的结尾处，在批评朱光潜的美学思想的同时，也批判了自己过去相同于他的某些唯心论思想，他写道：“因为在批评朱光潜先生文艺思想的过程中，也就批判了我自己过去相同于他的某些唯心论思想，初步和那些反动思想划清界限。”“为了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了适应当前社会主义高潮中蓬蓬勃勃的文学艺术创造的新气象，批判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理论是必要的。” 不难看出，作者的态度是十分审慎认真的，这篇文章今天看来也不是“棍子”式的文章。

　　从上述朱光潜的自我批评文章与贺麟对朱光潜的批评文章中我们都不难看出，当时二人的态度都是真诚的，都是他们各自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以后（说他们的世界观得到了彻底改变也许是言过其实），对自己和朋友的学术思想的严肃清理，其实着恰恰是建国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后续影响，从这场美学讨论的肇始看，讨论本身也还是健康的学术论争，他们都试图用刚刚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解释和论证纷繁的美学问题。

　　对于这场影响深远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当下学术界一般认为，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党、政府与知识分子双方互动的结果。对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是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党为了迅速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思想文化和学校教育领域的指导地位的需要。而知识分子为了认同和服务于新政权、学习和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也主动要求进行思想改造，这样的认识大致也是合乎当时的历史事实的。

　　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是一个成分复杂、思想谱系各异的群体，既有革命性和进步性，又因袭历史和传统的重负，因此，也面临着现代转型的任务。然而就其本质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仅是革命中重要的政治力量，也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重要的智力资源。根据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观点，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意识也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问题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