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以来的八年，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在这一可歌可泣的抗战过程中，中国民主同盟作为国共之外中间力量的代表，忧国忧民，敢于担当，提出了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共同抗日等政治主张。民盟的这些政治主张及其行动，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及行动是殊途同归、相互呼应、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的，体现了协商和合作，并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一、关于皖南事变善后的协商合作

　　抗日战争爆发以来，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败退，特别是1938年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逐渐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国民党一意孤行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共反人民活动，不利于团结抗日，不利于侮辱救国，招致民盟等民主力量的强烈反对。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双方都积极争取中间势力的支持。出于爆发内战的担心，出于调解国共纠纷的考虑，中间党派以“第三者”的身份和立场开始了一系列调解活动。1941年2月10日，黄炎培、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张君劢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商谈时局。各党派都深感为民主和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皖南事变”，促进了各党派加快联合的进程。之后，中间党派再次约请周恩来、董必武面谈，再次征询意见。皖南事变的善后协商，是中间党派第一次正式出面调解国共矛盾。

　　作为民盟前身的中间党派，在皖南事变后与中共的协商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成效及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中间党派的这次斡旋虽然没有成功，但国共双方对他们的争取，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并预示着这支力量在抗战及争取民主宪政运动中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二是中间党派在协商合作中，加强了自身建设，并在这一时期完成了统一建国同志会的改组，组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二、民盟成立之初与中共的协商合作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后，因在国民党统治区没有合法地位，不能公开活动，于是决定派中央常委梁漱溟去香港负责办报，在海外建立言论机关，宣传民盟的政治主张，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然后公开民盟的组织。

　　1941年3月27日，梁漱溟把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办报的计划，告诉了中共中央在重庆的领导人周恩来，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梁漱溟到达香港后，筹备出版民盟的机关报《光明报》。10月10日，《光明报》公布了经过修改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民盟的政治主张公布后，其组织就不再是秘密了。国民党政府十分恐慌，千方百计加以压制。中国共产党则予以肯定和支持。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及时作了报道，在社论中高度评价民盟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指出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新的推动。

　　1941年11月，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期间，民盟参政员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等根据民盟的纲领，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提案得到了董必武、邓颖超等20多位参政员的联署。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扩大了进步势力的影响。民盟在成立初期，就与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协商合作，相互配合和支持，这为此后的党际协商和团结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民盟与中共关于国民参政会提案的协商合作

　　皖南事变后，国际形势出现新变化，二届二次国民参政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41年11月17日在重庆开幕。期间，以张澜、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等12人作为提案人，沈钧儒、史良、陶行知、黄炎培、邓颖超等11人作为副署人，向国民参政会提交了《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这个提案的提案人与副署人，大多是民盟盟员。因此，可以视其为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第一次向社会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

　　二届二次参政会后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德、意宣战。鉴于形势发展，周恩来在一次宴会上向张群、王世杰表示“盼望组织战时内阁，一新耳目，以振人心，并盼望能使国民党以外之人员参加其组织”。周恩来的提议旨在督促国民党履行参政会决议，同时也反映了中共与民主政团同盟的政治要求，体现了民盟和中共协商合作在政治主张上的一些共识。

　　四、民盟与中共就“联合政府”主张的协商合作

　　1944年，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利、政治上的腐败，导致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不断高涨。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认为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中共打算将改组国民政府的主张和步骤，作为提案向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提出。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与民盟就联合政府问题进行了磋商。民盟领导人考虑到国民党绝对难以接受而徒然引起争论，建议以林伯渠个人名义提出为宜，中共接受了民盟的建议。

　　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作《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时，首次公开提出了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该主张在国内外引起了热烈反响，得到民盟等各党派和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和赞同。

　　此后，民盟于10月10日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在要求中国政治民主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成立各党派参加的联合政府等基本立场上，与中共保持一致，呼应、支持了此前中共的主张，在协商合作中加强了双方的团结。

　　五、延安之行的党际协商合作

　　在联合政府问题上，国共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国民参政会中的中间党派和中间人士为调停国共关系，和共产党共同商量解决办法，民盟参政员黄炎培等决定访问延安。

　　1945年1月14日，中共代表团代表王若飞、徐冰与民盟负责人沈钧儒、章伯钧、黄炎培等就改组国民政府，实现国共谈判，交换了意见。1月15日，民盟发表了《时局宣言》，指出国民党必须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这一声明，刊登在《新华日报》上。3月10日，民盟提出“还政于民”、“还军于国”的口号，赞同中共的政治主张。

　　1944年7月1日，民盟中央领导成员、国民参政员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冷遹和国民参政员褚辅成、傅斯年飞抵延安访问，他们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伯渠、张闻天、任弼时、王若飞等中共代表进行正式会谈。会谈既有中共与六参政员一致的共同观点，也体现了求同存异的精神。7月5日，黄炎培等回到重庆，递交了《会谈纪要》。7月7日，四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开幕，中共和民盟参政员、民盟中央主席张澜均未出席。这是对国民党独裁主张的一次沉重打击，民盟和中共的党际协商合作，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六、重庆谈判时期民盟与中共的协商合作

　　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一传出，国共两党的关系就出现了尖锐对立状况，内战一触即发。8月15日，民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由于中共的坚决斗争，民盟的一再呼吁，国内外社会舆论的压力，国民党被迫做出“和平”姿态，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由此，就有了重庆谈判时期民盟与中共的协商合作。

　　8月30日，毛泽东在“桂园”举行宴会，招待民盟领导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宾主进行了广泛的商谈。9月2日，民盟以中央常委会名义在“特园”举行午宴，欢迎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双方就时局问题进行了亲切交谈。9月10日，民盟主席张澜致函蒋介石和毛泽东，对国共两党谈判表示关切，提出“政治必须彻底民主”等建议。当晚，周恩来、王若飞招待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罗隆基、张申府等，通报10余日来国共两党的谈判情况。11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桂园”再度与张治中、黄炎培、沈钧儒等就团结协商问题交换意见。

　　9月14日和25日，国共双方谈判代表张群、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等人，两次向民盟领导人通报谈判的进展情况，并听取民盟领导人的意见。黄炎培建议国共两党应一面继续谈判，一面就着手准备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这一意见被国共两党采纳。国共双方经过40多天谈判，于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双十协定”），而民盟领导人与中共代表的协商与配合，是国共谈判达成“双十协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积极促进了和平与进步。

　　小 结

　　综上所述，在八年抗战期间，民盟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共同抗日等政治主张及其行动，反映了时代的潮流和主旋律。这些主张及行动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及行动，是相互呼应、互相支持的。而通过党际间的协商和合作，推动了抗战的胜利，促进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

　　由此回溯，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不同阶段、在重要事件上的互相支持和配合，不断取得协商合作的丰硕成果，闪烁着历史的光芒，不断激励着后人，值得我们景仰、继承并发扬光大。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民盟上海市委参政党理论与盟史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