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上海市委书记李强给上海发展提出的新要求中也指出：要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因此，增强文化自信、提升地区文化品牌都在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值此之际，民盟复旦大学委员会于2018年5月16日下午，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召开了“民盟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研讨会，与会的邹逸麟、郭晓东、应质峰、范丽珠、陆帅、章义和等专家详细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价值。

　　一、继绝学、顺时变：学术中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源远流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经学”传统以及近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对于传统思想脉络的系统梳理。其中，民盟盟员周予同先生和冯友兰先生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总结作出了突出贡献。

　　一代有一代的学问，各个时代的学问反映了各个时代的特点。经学作为中国学问的主体，对经学的不同解释体现了不同时代的意识形态，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特点。对经学的解释，最简单就是经世济民与修身齐家。其中《春秋》和《孝经》最受周予同先生重视，《春秋》是经世济民之学，《孝经》是修身齐家之学。

　　周予同先生是享有盛誉的经学史家，他的观点主要有六个。第一，要重视经学史的研究。经学继承的研究不必要，但经学史很重要，因为经学史就是古代的意识形态。只有通过对经学史的研究，才能回答近代“打倒孔家店”要打倒的究竟是什么。第二，经学的中心人物是孔子，但历史上有真孔子与假孔子之别。真孔子是一位实际的教育家、不得意的政治家、专研道德问题的伦理学家。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依靠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依次出现。旧时代孔子由人变成了神，周先生则要剥除孔子身上的神秘外衣。第三，依据不同时代对孔子的不同认识来区别经学派别。经学可以分为三大派：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今文学视孔子为政治家，六经为孔子的政治学说；古文学视孔子为史学家，六经为孔子整理的古代史料之书；宋学视孔子为哲学家，六经为载道之具。其中，宋学实际上并不是对经学的解释，而是怀疑，在孔子的名义下把自己的思想加进去。第四，各派对六经排序的不同，反映着各派对经的认识不同，也反映着各派对孔子的认识不同。周先生对《春秋》和《孝经》最为关注，所谓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春秋》讲政治，《孝经》讲道德。第五，宋学是经学中的怀疑派。宋学实际上把道学、佛学的东西融入里面，其中隐藏着的是对儒家的否定，并试图用思辨代替信仰，理性冲击感性，个性的存在被承认。第六，历史地看待经今古文之争。今文容易接受新事物，古文对新事物则较为抗拒。

　　与周先生“继绝学”不同，冯友兰先生顺应时变，致力于用西方的哲学框架建构中国哲学，正是冯先生的努力，中国才真正完成了中国哲学的建构工作。冯先生的哲学史写作遵循民族性和哲学性两大原则，这一点可以通过与胡适先生哲学史的比较而看出。胡适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使得中国哲学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科，但二者相比展现出的是完全不同的研究典范。胡适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先驱，为了救亡图存而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不仅要摧毁有形的制度，更要消灭背后的世界观、伦理观、道德观等，清算中华文化，使传统的学术思想以明白晓畅的话语来表达。冯友兰先生则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不是障碍，而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冯友兰先生试图对中国文化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整理，进而彰显中国文化所固有的光明伟大。在方法论上，胡适先生疑古的作法试图从根本上否定传统文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冯友兰先生则对此进行反批判。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典籍的价值不是依靠真伪，而是依靠内容，哲学家的使命就在于从内容中不断发掘价值。冯友兰先生以其民族性的原则，即释古的方法、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解答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以其哲学性的原则认为哲学史只可讲哲学，不能讲其他思想，不是思想史。最终，冯友兰先生通过借用西方哲学史的框架与原则，对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进行拣择与重构，确立了中国哲学，由此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传统文化，使传统文化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学科需要。

　　总而言之，员周予同先生和冯友兰先生都通过自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解释与建构，继承和发扬了传统文化，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

　　二、正名分、平乱世：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老一辈民盟盟员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有利于现代人更好地利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其中，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在于解决人的问题，解决做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与人相处的问题。传统文化关注的是人自身，关注的是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困境只有回到这种传统中才能得到解决。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现代价值在于“正名分”，在于修身立人。孔子说“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名分”对于中国人很重要，中国人的一切价值依归都源于这些“名分”。“名分”赋予了个体以意义，为个体的行为划定了边界与规范。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个体才成为道德人，才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人在这些“名分”之下变得真实。诚如《大学》所言：“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君”的名分意味着“仁”的行为准则，“臣”的名分意味着“敬”的行为准则等，每一个“名分”都有相应的要求，个人的行为应当遵循这些要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才能解决“我是谁，我应当如何存在”的问题。因此，这些“名分”赋予人以价值和信仰。

　　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文化界在学问道德品质比较高深的先生，包括民盟的一些先生，如陈望道、谈家桢、费孝通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小时候都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留学回国后没有特别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他们在道德文章方面都特别好，传统文化的功底都很深，同时他们西方文化的根底也很深的。但他们却都没有忘记中国传统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的问题。这种“根”源于这些老先生对于自我“名分”的体认，他们认识到自己作为一名儿子应当孝敬父母，作为一位丈夫应当对妻儿负有责任，作为一位大学老师，应当对学生负有责任。因此，这些老先生之所以在接受西方教育之后道德文章仍为当世之楷模，就在于对自我“名分”的体认与履践，在于内化于心的对于他人的责任感。与中国强调责任不同，西方强调权利，这些老先生在经历了西方个人主义的洗礼之后，没有忘记修身立人的中华文化精神，仍然恪守“名分”所赋予自己的责任，关注他者而非自己。

　　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很好的继承与发展。不过优秀的传统文化要继承，也要让后代知道传统文化有很多糟粕。如传统的愚忠思想，《二十四孝图》中的愚孝思想。因此，对传统文化自身也要“正名”，也要做一个正本清源的工作。如真正的“忠”在于一种真诚之心，诚如古人所言“尽己之谓忠”，以一种真诚尽己之精神对待人与事。“孝”也绝不是简单地无条件地顺从父母的意志，诚如《孝经》所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真正的“孝”是对生命的尊重，一为保身，一为立身行道。

　　传统文化对于重建人类现代社会秩序同样有所帮助。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持着一种“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的全盘否定的态度”，于是儒家经历了一个被彻底否定的过程，世界上其他文化则没有一个向儒家这样被彻底批判与否定。在此背景下，费孝通先生在孔林写了一篇意义重大的小文章——“孔林片思”。费老九十年代初去山东时，也在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考虑的如何来面对传统文化，如何正视传统。费老当时已经注意到全球化的问题，认为世界需要新的孔子，要站在更高的高度去理解国家、民族，要站在更高的高度解决各个文明、民族如何相处的问题。现代世界进入了全球性的战国时代，因此，这个时代呼唤着新的孔子，呼唤着对无序全球化时代的重建，呼唤着形成新的全球价值。虽然轴心时代其它文明和儒家一样面对礼崩乐坏的问题，但只有儒家提出了“和而不同”的理念。费老更是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这是真正的中国儒家思想，因为儒家关心的就是人与人怎么相处和发展的问题。中国人不仅只顾自己，还要“美人之美”，尊重其他国家的文化，只说中国好或者哪一国好是站不住脚的，“美美与共”才是以后发展的方向。

　　因此，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仅在于能够解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困境，也在于能够解决全球化的困境。这一点，民盟的先辈们也早已有过思考。

　　三、学而时习、知行合一：传统文化的生命与核心

　　学而时习之，即实践，是儒家文化、传统文化的生命与核心。“时”谓之时代、时变，“习”在古代则释义为“鸟数飞谓之习”，即幼鸟数次从上落下学习飞行的过程，这样一种不断实践的过程称之为“习”。因此，“学而时习之”意味着“学习到某种道理，并在所处的时代中来实践它”，使其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这种强调实践的精神正是儒家的生命与核心所在。因此，孔子才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王阳明才强调“知行合一”。学习到某种智慧或道理关键不在于是否记住了它，甚至将这些道理写成书，而在于是否在生活中真正运用实践了这些智慧和道理，是否把它当作自己行动的价值依归；否则，就如王阳明所说，知而不行是谓不知，知“道”却不行动实践和不知“道”并没有什么不同。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与核心在于实践，在于“学而时习之”和“知行合一”。

　　因此，与会学者强调，文化的古老和优秀并不意味着不会消灭，对传统文化的讨论，不应当只是会议上的清谈，而是要落实到实践中去。只有在不断地实践中，传统文化才能真正迎来复兴。民盟作为聚集众多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参政党，更是应当垂范世人，从自己做起，从每一个行为做起，从对家人朋友的责任中做起，真正将传统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中，并主动引领传统文化复兴的时势。

　　四、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知识分子的责任

　　民盟在中国的历史转型过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如今，中国站在了新时代的历史节点之上，站在了重塑国家与国民，以及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节点之上，如何向先辈学习进一步发挥民盟的作用是值得思考的。

　　如今，面对传统文化的式微与西方文化的传入与无孔不入地渗透，民盟作为拥有众多知识分子精英的参政党该如何行动与自处。在这一方面，民盟的先辈为今天的民盟盟员树立了榜样：或者像周予同先生、冯友兰先生那样继绝学、顺时变，在时代发展中继承发展先人的学问与文化；又或者像费孝通先生那样“知行合一”，真正将传统文化融入到生命之中，在现实生活中实践传统文化。民盟的盟员应当以先知先觉的态度，为构筑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长城，主动学习实践传统文化，不断增强文化自信，不断发掘精神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