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知金岳霖，来自于他的两件逸闻趣事，一件众所周知，一件众所不太周知。

　　众所周知的是，他和林徽因的“柏拉图式”的“爱情”故事，其纯情，其缠绵，令人情思无限。现在，互联网上检索金岳霖的词条，其内容大多与此有关。尽管有人“揭发”他青年时代曾与美国姑娘秦丽莲同居“试婚”，晚年差点与浦熙修走入婚姻轨道，但是，中间漫长的岁月中，金岳霖与林徽因相知相守，两家择邻而住，同一屋檐之下关系纯洁如水，还是令人唏嘘不已。尤其是林徽因离世一年以后，金岳霖邀好友北京饭店聚餐，众人问其原因，他戚然道：“今天是徽因的生日。”晚年，与梁思诚、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同住终老，梁从诫喊他“金爸”

　　众所不太周知的是，金岳霖有幸四次与毛泽东主席共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毛主席跟他说：“金老，你要多接触接触社会。”金岳霖心想自己是年近八旬之人，接触社会无法去农村和工矿，只能到北京的人流密集所在“社会”，于是，在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上，天天会出现一个身穿长袍、模样奇特的怪老人，坐在一辆平板三轮车上，由一位蹬三轮的师傅拉着，饶有兴致地东张西望着。此为金岳霖的“接触社会”方法。

　　两件逸闻趣事，之所以使人记忆深刻，自然是由于它的“情趣”甚至“好玩”，不过，也是缘之于它似乎触及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人文性格的某些“微妙”或者“敏感”之处，并非一感动或者一微笑而过，而是与中国文士的精神底色有关。作为二十世纪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以及知识分子，他既大雅又大俗，既“云端”又“实地”，既美国绅士又中国名士，既深明情理又不谙世故，既对政治不感兴趣又深感兴趣，如同他自称的是“辩证的矛盾”。正是这种“辩证的矛盾”，使他能够较为游刃有余地对付复杂的时局以及处理自己心灵以及情感的和谐关系，成为金岳霖式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式的治学以及生活“方法”和“活法”。

　　当然，如此“辩证的矛盾”也有金岳霖的个性使然，使他在近现代知识分子群像中更加“标新立异”，成为一个“顽童哲学家”或者“天真汉”。他以研究逻辑闻名，他的学问也是非常“逻辑”地不好懂。记得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酒公墓》一文中，主人公也是学习逻辑的美国留学生，回到上海人家问他所学专业，答曰“逻辑”，询问者点头称：哦，逻楫，抓犯人的。看来人们对他专业了解不多，最后他也只能改行成为一个英语教师。金岳霖的“逻辑”也是如此，作为外行无从评判，只能循着他的文化“逻辑”，评估如何与当代再度对话。

　　首先，在治学态度上，金岳霖是一个西方学说中国化阐述的成功实践者。以金岳霖来说，他留学欧美多国，时间长达十余年，按理是最为容易“全盘西化”或者“崇洋教条主义”的。但是，金岳霖并不如此，而只是将西方逻辑实证主义作为他认识世界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他是将西方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学术界的代表学者之一，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重新“揉合”或者“化合”，建立了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传统哲学当代化结合的独特哲学体系，包括本体论和知识论。

　　金岳霖对中国传统哲学十分迷恋，无法忘怀那些近乎不可言说的形而上学，渴望学习庄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他在《论道》中称道：“这里所谓道也许就是上段所说的中国思想中的道，也许相差很远。如果相差很远，则我在这本书里的用字方法就是普通所谓旧瓶装新酒的办法。我向来不赞成旧瓶装新酒”，“我深知道我这本书有旧瓶装新酒底毛病，尤其是所谓无极、太极、几、数、理、势、情、性、体、用。其所以明知而故犯之者就是因为我要把一部分对于这些名词的情感转移到这本书的一部分的概念上去”，可见金岳霖的中国传统哲学“情感”以及“情结”。将现代中国哲学体系创制与中国传统哲学资源进行积极关连，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金岳霖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学术姿态。金岳霖的新实在论、梁漱溟的新儒学、冯友兰的新理学、熊十力的新易学、贺麟的新心学、张岱年的新唯物论，都是自觉地奉行与中国古典哲学有机融合的结果。

　　其次，在思想态度上，金岳霖是一个建立了思想出发点以及体系的哲学学者。

　　何为大师？他应该是一个有着清晰的文化出发点，由此而建立了自己观察和分析世界的思想体系，并开创了一个时代的人。应该说，金岳霖也有着自己稳固的文化原点和完整的学术体系。金岳霖的卓越之处，在于他不但将西方现代逻辑引见到中国，而且与中国中国哲学进行有效地“嫁接”研究，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哲学思想，被称为中国现代拥有自己完整学术体系的少数哲学家之一。

　　金岳霖的大师风范，并没有体现在著作等身或者桃李满天，他一生只有三本个人著作，却是凭借如此寥寥的专著数量，建构了自己的学术身份。他是一个有着强烈哲学严谨思维的哲学家，他的著作历来“思想之深刻、分析之细密、措辞之谨严”为其特征。冯友兰评价金岳霖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懂得并引进近代逻辑学的人，也是使认识论和逻辑学在现代中国发达起来的第一人。由于它的显著哲学“天机”，使后人研究他的系统哲学思想也是难度较大。

　　他是一个有着赤子之心而毫无杂质的哲学家，他纯粹地进入哲学系统，他因为与友人在巴黎街头偶遇“吵架”，发现了逻辑的有趣和有用，并一头扎进逻辑哲学的研究之中，并长期纯粹地以逻辑学说为自己学术“安身立命”所在。他自称：“世界上似乎有许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哲学动物”的金岳霖，以自己“满脑子的哲学问题”建立了现代卓越的人类理性、诗意和宗教三者结合的哲学体系。基于上述思想质素，从某种意义而言，金岳霖也就成为中国近代实证主义思潮的逻辑终结者，从而构成了神圣虔诚的哲学体系。

　　再次，在政治态度上，金岳霖是一个内儒外道的现代知识分子。1922年，金岳霖发表了一篇题为《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的文章，提出了自己对于知识分子的理想期盼以及人格期许，一是希望知识分子能够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二是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三是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四是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显然，这是金岳霖的知识分子“乌托邦”。不过，金岳霖自己倒是如此去身体力行的。

　　但是，“不做政客”，并不意味着他对于政治没有兴趣，或者说对政治没有兴趣，并不意味着对于政治没有见解。在美国留学时闻悉袁世凯复辟，他悲愤得大哭一场；抗战时期，听到有人胡言抗日会导致亡国亡种，他情绪激动得几乎动手打人；后来，他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名表态，对于学生运动也是一贯支持；1948年，为了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他带头拒领美国救济面粉。解放以后，由于对新中国的认同感和自豪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感激和报效之情，他积极投身于各项政治运动，甚至批判和否定自己的哲学体系。对此，有些学者颇有微词，“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

　　从知识分子的人格空间而言，中国文化是儒道释互通的，何时为儒、为道、为释，则以视时而定，因此，金岳霖的政治态度，仍然逃脱不了中国知识分子“外道内儒”的精神“地图”。

　　最后，在生活态度上，金岳霖是一个大雅大俗的特立独行者。说是大雅，他研究的是形而上的哲学，而且，是连专家都较难深刻把握的逻辑学和认识论。他精通英文，喜欢诗词，擅作对联，对绘画有很高的鉴赏力。他酷爱京剧，爱好打网球，与他来往的“人物”也大多是“鸿儒”，例如张奚若、胡适、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钱端升、陈岱孙、周培源、邓叔存、陶孟和以及美国费正清、英国瑞洽慈等学界名流。在外形上，他有时西服革履，执着手杖，戴着墨镜，俨然地道英国绅士派头；有时着运动衫，穿短裤和球鞋，颇像一个风流倜傥的运动员。说是大俗，他似乎又是一个活脱脱的北京“大爷”甚至中国“顽童”。“他酷爱养犬斗鸡，斗蛐蛐，还对绸缎颇有研究。金岳霖“顽劣”甚至让人捧腹大笑。他的“朋友圈”，除了上述的“鸿儒”，社会上的“三教九流”也是无所不有。

　　金岳霖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生活与生存形态之间自由穿行，金岳霖也自谓自己是一个“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而“进入了朋友的生活”的人。更为重要的是，金岳霖的天真浪漫犹如顽童，洒脱飘逸宛如名士，也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结构有关。金岳霖自称：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在抽象方面思想能够相当精细而在人与人之间情感百分粗疏的人，在行为上难免不懂规矩，不守章法，不顾人情，不习世故，因此，在生活上难免横冲一阵，直撞一阵。如此“横冲一阵，直撞一阵”，自然与“在抽象方面思想能够相当精细”的生活形态构成了一种制衡关系，从而能够来去自由，自得其乐，也构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养护以及人生练达的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