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直是当代中国最主流的叙事话语之一，然而，何谓“民族复兴”，则人言人殊。有人认为，民族复兴就是国家的富强，例如某一重要的智库就曾依据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国民素质、科技创新、资源环境、国际影响等个方面的指标构建了一个民族复兴指数，然而，这一说法的合理性是相当可疑的。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已然是一个大国，当代的中国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繁荣与富强，那么，为何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仍然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的当作“中国梦”的主要内容之一？事实上，国家的富强与繁荣，只能说是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而已，但仅仅是国家的繁荣与富强，还远谈不上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事实上，一个民族之所以为民族，并不仅仅在人种学意义上指一个拥有共同血缘基础的种族，也不仅仅指生活在一个共同疆域内的共同体，而是由其文化决定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尤其如此。中华民族之所以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由我们共同的文化所形塑的。关于这一点，《春秋》家讲得最为透彻。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一直有所谓的夷夏之辨，《春秋》所谓“夷”与“夏”的区别，事实上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现代民族学意义上的所谓少数族裔与主流民族的区别。例如，《春秋》中被认为猾夏最甚之夷狄，即楚、吴等国，严格上讲，其血缘上并不能说“非我族类”。楚之先人芈姓，熊氏，据说是出自帝颛顼高阳氏。高阳者，黄帝之孙，是以楚人当为正宗之炎黄子孙。而吴更是与周天子为同姓之国。由此可见，《春秋》中所谓的“夷”，显然不能视为在人种学意义上不同于华夏主流民族的少数族裔。然而，我们何以区别夷夏呢？ 《公羊传》隐公七年，“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何休注曰：“中国者，礼义之国也。执者，治文也。君子不使无礼义制治有礼义。”（《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按何休此说，所谓“中国”，即为“礼义之国”。何氏以“君子不使无礼义制治有礼义” 来解释“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则“夷狄”者，即所谓“无礼义”之国。由此可见，所谓夷夏之分野，既不在于种族，亦不在于地域，而在于是否有“礼义”。也就是说，夷夏之辨的关键在于一种价值与文化上的认同。华夏之所以为华夏，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不在别的，就在于“中国者，礼义之国也”。

　　由《春秋》所展现出来这样的一种夷夏观，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与最终形成。从一种历史的大视野来看，中华民族之为中华民族，不是由其人种决定的，而是中华文化所决定的，我们讲中华民族之复兴，恐怕首先必须有中华文化之复兴，舍此无所谓民族之复兴。

　　而我们今天之所以倡言“民族复兴”，许多人都很自然地认为，是因为过去的一百多年时间里，我们一度积贫积弱，我们在面对西方世界的时候，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溃败。这是历史事实，也是我们今天在论述民族复兴时着重强调富强的原因所在。但是，在一个大历史的视野中，短暂的贫弱与失败并不足说明中华文明的衰败。真正足以表征我们这一文明之衰象的，是我们在贫弱与失败的同时，我们动摇了曾经为之自豪了两千多年的文化自信心。在历史上，中华民族也曾经历过失败，但每一次的失败都未曾动摇我们的文化自信心，但最近的百余年，无论是面对船坚炮利，还是面对着西方的一整套政治制度，中国人都觉得自己不如西洋。在百余年来一直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中国败给了西方？似乎认为是整个中华文化出了问题，觉得中华文化不如西方文化优越。在这一百多年里，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特别在中国思想史的舞台上，曾经有最具代表性的思潮，无论是来自欧美的自由主义思潮，还是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潮，都毫不例外的认为，是中国文化出问题了，是中国的文化阻挡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这一百多年来，当我们讲到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时候，总是很气怯，总觉得我们的文化要为晚清的丧权辱国负责，认为我们的文化要为这一百多年来的积贫积弱负责。归根到底，这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第一次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产生了动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正是这样一种对自身文化的极度不自信，才真正表征了中华文明在当代的中衰。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取决于中华文化的复兴；而中华文化的复兴，则又取决于重建我们的文化自信。然而，文化自信并不能是盲目的自信，重建自信意味着对中华文化的独立性与普世性的重新认识。

　　中国文化的优越性毋庸置疑，中华文明两千余年来传承不已、生生不息， 以历史的事实昭示了我们文化的优越性，短暂的衰落在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并不足以说明问题。也许有人会说，中国文化在传统社会不失其意义，但能够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吗？当代被认为是最能坚守中国文化本位的港台新儒家，尽管也想极力地阐扬中华文化自身内在的价值，但是在他们看来，中华文化似乎只具备道德的价值，修养身心尚可，倘若作为领导整个国家走向未来，好像还不足以担当。例如，1958 年元旦，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四人共同署名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书》，其中便说道：“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之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与西方之近代科学，及各种实用技术，致使中国未能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化”。因此，如牟宗三所说，道统必须开出政统与学统，良知必须坎陷出科学与民主。也就是说，在新儒家看来，未来引领中国走向民族复兴与国家现代化的，仍然必须以西方的这一套价值观念为主导。我们或许需要追问一下，一种使得中国社会在两千余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的制度建构，难道会是一无是处吗？儒家的制度建构既然能够成就过去中国的辉煌，何以不能成就当下的中国？其实儒家从来都是讲经世致用的。在政治层面，在制度层面，它一直有一套非常成系统的考虑，而且也都是可以致用的。儒家思想对于现实的国家治理以及国际关系的调整，有着许多弥足珍贵的理论资源，正有待于我们深入地挖掘。真正的文化自信应该是全方位的，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我们的文化在古代社会曾经拥有两千多年的光辉，它同样也会引领我们走向未来；它不仅对中国是有意义的，同样对世界也是有意义的，这才是民族复兴的应有之义。

　　在制造业中，我们时常提出要建立一套中国标准，其实，在文化、政治、道德诸领域，我们更需要提代一套中国标准。事实上，中国文化完全有能力为世界提供一套中国标准，而唯有当中国标准成为世界标准时，我们才谈得上真正的意义上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才是中华文明对世界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