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妥协投降，积极参加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一伙投降势力鼓吹“亡国论”，早期民盟领导人曾发表文章予以严厉批判。1938年10月，汪精卫在重庆公开发表“凡两国战争终须和平，以我国积弱，非和平即亡国”的失败言论。对此，后为民盟领导人的黄炎培、张澜等人于1939年1月发表了《讨汪通电》指出:“对汪兆铭艳电曲解敌相近卫声明，主张接受，绝对反对。”“增加抗战力量，争取最后胜利。”通电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正是在张澜等人的推动下，国民参政会在汪精卫叛国10个月后通过了《声讨汪逆兆铭》的议案。1941年民盟正式成立时，即发表了《成立宣言》和《对时局主张纲领》，声称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国内在政治上一向抱民主思想各党派一初步结合”，今后将为促进民主团结抗战而尽力;提出了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反对中途妥协等十条主张。

　　与此同时，无论是成立之前的三党三派还是成立后的民主政团同盟，他们都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例如，民盟积极创办各种报刊杂志，在民众当中宣传民主和抗日。邹韬奋创办的《全民抗战》(由《全民周刊》和《抗战》合并而成)，沙千里创办的《大众报》、第三党创办的《抗战行动》、左舜生主编的《民宪》、章伯钧主编的《中华论坛》、闻一多和李公朴创办的《自由评论》、李公朴和沈钧儒创办的《全民》等等。这些刊物，对于动员人民，推动抗日，坚定抗战必胜信心，起了积极作用。救国会创办的《全民抗战》三日刊，是当时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刊物之一。如果说，民盟创办的刊物动员了民众的话，1943年李公朴亲赴延安，组织抗战建国教学团，在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进行抗战教育，则培养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骨干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民盟中的许多成员还直接投身于抗日战争的实际斗争之中。救国会等大批成员进入华北、陕北和华中解放区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开始，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组成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组织募捐团，慰劳团、看护队、战时教育服务团等，支援二十九军和上海抗战将士。职教社领袖黄炎培，他不顾年高，身体力行，奔赴各地募捐、支前、慰问。1937 年上海“八· 一三”事件发生后，黄炎培担任上海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他发动上海工商界和职教社同事抗日，设置难民所，组织医疗队和后方医院，组织青年战地服务团等。他更不顾日军轰炸危险，多次往返京沪之间，协助政府募集救国公债。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南京国民政府战时公债劝募委员会秘书长，积极号召社会各界为抗战购买救国公债。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曾先后代表文化界赴江西、湖南前线慰问抗日将士。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造成了正面战场的大溃退和大批灾民等待救济的局面，民盟中的各党派即呼吁政府: “ 救济战区劳苦人民、自由职业者、中小工商业者、失业公务人员”。上海沦陷时，救国会组织了八百名青年男女到租界各收容所慰问、救济十几万难民。民盟中的各党派为抗日战争尽到了自己的力量。

　　调解国共矛盾，坚持团结抗战

　　国共两党是中国的两大政党，民盟及其前身的党派皆认为，国共重新合作是抗战到底的关键，是保障抗战胜利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他们力主国内各党派团结合作，赞成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因此，调解国共矛盾、沟通国共岐见、平息内争是民盟在抗争时期作出的特殊贡献。

　　1941 年1 月，国民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关系十分紧张。“统一建国同志会”内的各党派一方面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分裂行为，要求蒋介石国民党必须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黄炎培、沈钧儒等指责破坏团结的卑劣行为，并大声疾呼要团结抗日反对分裂。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国共关系从此走向最后破裂而导致抗日失败，便以参政员的名义多次奔走于国共之间，既要求国民党当局答应中共的合理要求，又希望中共“ 再一次让步”。1941 年2 月，梁漱溟、张澜、黄炎培等人致书蒋介石，要求妥善解决皖南事变有关事宜。为了缓和国共矛盾以利于团结抗战，黄炎培、罗隆基等人热心奔走于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推动国共双方做出某些让步。

　　1943 年7 月，蒋介石违背承诺，再次掀起反共高潮，国共两党关系又陡然紧张，。对于国民党蒋介石不顾抗战大局而制造的反共摩擦，为保证抗战的最后胜利，民盟再度从中斡旋，以调解国共关系，促成国共继续谈判，团结一致抗日。1945 年6月2日，民盟领导人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联合民主人士褚辅成、王云五、傅斯年等七位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提出“发起促成继续商谈之国共问题”。7 月1日，黄炎培、章伯钧、左舜生等六参政员( 王云五因身体欠佳未去延安) 不顾盛暑长途的劳累，亲访延安，为国共两党牵线搭桥。在延安期间，六参政员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就国是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并达成《延安会谈纪要》。在与中共会谈的综合纪要中的主张和建议虽然未被蒋介石采纳，但却起到了沟通国共歧见的作用，对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抗战胜利后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也体现了民盟为促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日、化解两党矛盾、平息内争、要求民主改革的真诚愿望和良苦用心。

　　反对专制独裁统治，力主实行民主政治

　　实行民主政治是各民主党派十分关心的问题。他们主张抗战、团结、民主，把民主作为抗战时期的中心，把民主与抗战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如不实行民主，给民众以救国的言论自由、组织救国队伍和进行救国活动的自由，抗战时期的任何其他问题“必都不能圆满解决”。

　　1938 年10 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日益加剧，这令多年来一直渴求民主的中间党派极为不满。在1 9 3 9年9月第一届第四次国民参政会上，共产党和各中间党派一直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并通过了要求国民党政府明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的决议。从此，一个民主宪政运动在全国蓬勃兴起。但是，蒋介石根本没有诚意，并在1 9 4 0 年宣布: 原定11月12 日要召开的国民大会将无日期的改期举行，这就促使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间党派和民主人士沈钧儒、邹韬奋(以上救国会)、章伯钧(第三党)、黄炎培、江恒源(以上职教社)、梁漱溟(乡建派)、左舜生、李瑛、曾琦(以上青年党)、罗隆基、胡石青(以上国社党)，张澜(无党派) 等人于19 3 9 年10月在重庆联合发起建了统一建国同志会，“ 以求意见一致，促成行动之团结。”并在此基础上，于1941年3月19日正式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对时局主张纲领》中明确提出，“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 的基本精神。

　　1943 年9 月，国民党政府迫于广大人民迫切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放弃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的压力，在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被迫许诺，在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即召开国民大会，制颁宪法。之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和政治上的腐败、经济上的危机都到了无法掩饰的地步。据此，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在1 9 4 4年9月15 日的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 召集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充分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立即得到民盟的热烈响应。正当各党派强烈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关键时刻，蒋介石于1945 年3 月1 日，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讲，公开抵制各党派和全国人民关于召开各党派会议和组织联合政府的要求。蒋介石的演讲引起了各界人士的不满和各党派的谴责。3 月10日，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反对提前召开国民大会。3 月12日，罗隆基、闻一多、李公朴等与昆明文化界300 余人联名发表《挽救当前危局的主张》。7 月28日，民盟中央发表《对时局宣言》，要求从速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政治性会议。民盟提出的召开各党派、无党派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和建议，影响了相当一部分人士。 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运动中，民盟坚决站在中共一边，旗帜鲜明地配合、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其政治目标也融入到中共争取民主斗争的纲领之中，成为与中共相呼应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结 语

　　研究抗战时期民盟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可以得出的启示是共同的价值观是把政党联合在一起最深沉的力量。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对爱国与民主的共同信仰与共同追求，代表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能够携手前进、共创伟业。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走向联合，就在于它们反帝爱国和争取民主的政治纲领同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低纲领是基本一致的。正是立足于爱国与民主，它们同中共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并把这种关系不断发展、拓宽和深化，为多党合作制度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要得到巩固和发展，也需要巩固彼此的价值认同。

　　（作者系民盟上海市委参政党理论与盟史研究会华东师大分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