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澜（1872—1955)，四川南充人，字方表，故后来人们以“表老”尊称之。1894年张澜中秀才，1903年作为四川官派留学生赴东京留学。回国后，张澜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与四川的宪政运动。1911年四川人民掀起川汉铁路商办的风潮，张澜被选为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会副会长，在成立大会上，张澜义正言辞的当众反对四川总督赵尔丰。1913年，张澜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在后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斗争中利用自己在西南地区的声望，极大的推动了四川的独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三个月之内，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东北三省。张澜当时满怀深沉的爱国之情和对国土论陷的悲愤，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期间，张澜为联络各方抗战奔走相告，几方斡旋，并于1933年4月以考察教育与实业为名，组团联络南方各省的军政实力派，把川内团结抗战的呼声带往各地。1936年冬，由于张澜的积极建议，刘湘派代表张斯可赴广西与桂系、中共三方磋商，于1937年春夏签订了《川桂红协议》，协议以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张澜万分愤怒，不顾年事已高，积极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

　　积极斡旋，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 爆发后，7月23日，经张澜等斡旋，由中共成都地下党领导人车耀先等于1936年创办的“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更名而来的“四川民众华联合北抗战后援会”，经与国民党省党部谈判，四川地方实力派与国共两党联合组成“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张澜出任主任。省抗成立后，相继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抵制仇货委员会”，开战抗日救亡宣传周，在四川全省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9 月18 日，“省抗”举行“九一八”事变六周年纪念万人群众大会，张澜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发表讲话，号召大家一致起来抗敌作战，呼吁政府立刻武装民众，彻底开放学生救国运动，彻底查缉日货、肃清汉奸卖国贼，对日实行经济绝交，动员全民族对日抗战。1938 年2 月7 日至13 日，张澜在成都参与、发起和领导了“反侵略运动宣传周”。在13 日举行的反侵略运动大会筹备会上，张澜被推为主席团主席。当日，成都各救亡团体都先后出动，进行宣传，揭开了成都救亡运动高潮的序幕。

　　奔走呼号，促成川军出省抗战

　　为赴国难，张澜极力协助中国共产党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竭力敦促刘湘、邓锡侯、李家钰、宋哲元等川军将领率军出川抗战，其中最突出的是对刘湘的争取工作。刘湘是四川最大的军阀，实力雄厚，他的抗战态度对于民族抗战事关重大。刘湘曾是张澜的旧属并和张澜交情颇深，因此其抗战主张深受张澜的影响。刘湘在战略问题上常征求张澜的意见，张澜总是多方劝说其应在为国为民方面多作贡献。9月5日，在省抗组织下，四川各界民众3000余人，在少城公园隆重举行“欢送出川抗战将士大会”，为首批出川抗战的川军将士壮行。会后，首批出川部队东路纵队浩浩荡荡向东开拔，沿成渝公路到重庆，顺江而下，东出夔门，驰援上海，戍守南京，留下了一系列壮烈史篇。

　　支持中共，团结动员群众抗日

　　1935 年8 月1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 《八一宣言》，提出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深为张澜所赞许和拥护。在此期间，张澜撰写了一些抗战争文章。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和重建四川党组织，领导全川的抗日救亡运动。由于张澜在川声望素著，且在政治上比较进步，因此共产党向来重视对张澜的争取工作，多次派人与张澜接触与面谈，张澜十分赞赏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1938 年11 月21 日，张澜与梁漱溟应南充地方人士之请，在南充职业中学作报告时，再次提出了“民众总动员”的任务，他说“全国上下，不分党派，共同救亡，除汉奸外，凡中国人都应起来负起抗战建国的责任”。1939年9月2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澜也谈到了民众运动的问题，说“要相信民众的伟大力量，要大胆的积极的开展民众运动，造成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无比巨大的反对日寇侵略的力量，来置敌寇于死地”。可见张澜充分认识到发动民众对抗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张澜在以后的多次谈话中都阐述过这一动员群众抗日的主张。这与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战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反对投降，积极维护统一战线

　　在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国内少数汉奸公然散播妥协、投降的理论，暗地里媚日作奸，张澜十分痛恨这一卖国行径。在1938年底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他针对汪精卫与敌妥协的谈话，严词责问并严厉批驳他的谬论。会后不久，12 月29 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敌。张澜闻讯后，于1939 年 1 月3 日会同黄炎培等发表《讨汪通电》，张澜等人的通电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年9 月2 日在接受《新蜀报》记者专访时，张澜再次声讨汪精卫，称“汪逆本身已经是臭得令人作呕了”，并指出，“我们除了用电报去打击他外，重要的是另外两个问题：第一，要展开反对妥协投降的谬论，要和受了汪逆影响的分子，作思想上的斗争；第二，我们还要同汪逆作政治上的斗争，要用国内的政治改进，来粉碎汪逆造谣离间的政治欺骗”。正是在张澜等人的推动下，国民参政会在汪精卫叛国10个月后通过了《声讨汪逆兆铭》的议案。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决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面对国民党的分裂行为，张澜心急如焚，他曾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抗日是好事，为啥子要反它？恨它？还成立啥子防共委员会，这岂不是在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么！如真要抗日，就不能反共呀!”使蒋介石无言以对。

　　争取外援，团结海外力量抗日

　　反法西斯战争是一场全世界人民共同面对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在德意日法西斯强盗猖獗的年代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张澜对此进行了分析，认为除了在国内要发动民众外，还要“在国际上要摆脱孤立，审择良友，联合苏联，联合一切反法西斯国家”。他同时又强调，在外交方面，“我们要依靠自力更生”，“国内的精诚团结与国共合作，将是巩固这种外交政策的基本力量”。张澜主张抛弃意识形态的分歧，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共同抵抗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的侵略，各种反法西斯力量不管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孤立和打击敌人，惟有如此，反法西斯战争才能早日取得胜利，人类才能实现解放。张澜对时局的敏锐洞察和对国际局势的深刻认识，得到当时多数爱国的有识之士的赞同。

　　成立民盟，坚持抗日民主团结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统一建国同志会，由于其组织弱小，政治作用难以发挥，于是，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等人认为有必要筹组一个更加严密的政治组织。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正式成立，张澜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民盟最初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并积极组织成员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蒋介石得知民盟秘密成立后百般习难，后来直接以募集救国公债为由将民盟主席黄炎培派往南洋，试图使民盟无法运作。无奈之下黄炎培辞去主席一职，梁漱溟力荐张澜出任主席，周恩来也极力劝说，最终张澜不顾个人安危肩负起领导民盟的重担。从此，他带领民盟为中国的民主事业鞠躬尽瘁，直至生命的尽头。在张澜的领导下，民盟的影响不断扩展，对各界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吸引力越来越来大。到1944年，无党派盟员达到了有党派盟员的20倍，后民盟经改组，发展迅速。1945年10月，民盟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张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会议明确提出了“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政治主张。到抗战胜利后民盟己成为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并与中国共产党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张澜的正确领导是密不可分的。

　　在日本帝国主义疯狂蹂躏中华大地的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张澜毅然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去，利用自身的影响，积极领导大后方的抗日组织，极力劝说四川的军阀率兵出川抗战救国，还与中国共产党协肩并战，共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时期，张澜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发起成立民盟，并带领民盟成员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张澜为抗战的胜利所做如此之多的有益工作，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为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作者系民盟上海市委参政党理论与盟史研究会华东师大分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