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路线讲的是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是党章中所说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

　　一、群众路线的形成及发展

　　群众路线对共产党之所以具有特别的重要性，是与中国革命长期处于艰苦卓绝的环境有关系。在强大敌人包围的严酷斗争中，红军要生存、要打仗，就必须赢得群众的支持，重视做群众工作，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

　　毛泽东正是在说明和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提出和阐发了党的群众观点的思想。他指出，红军与白军的不同，正在于“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我们的战术是游击战，“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红军主要任务是做群众工作，打仗与做群众工作是一与十之比的。他认为“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批评红四军中一些同志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说“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就这样不可回避地提了出来。[1]

　　“群众路线”是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问题。毛泽东同志在指导查田运动时，就强调要按“群众路线”办事，一切经过群众。他说：“不按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得群众赞助与同意，都不能使查田运动收到成绩，反会使群众不满，阻碍查田运动的进行。”他还说，要用很好的方法来发动群众，使“群众工作的技术”更娴熟，这样群众斗争的发展就会一天天扩大，“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2]

　　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搞了多次调查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集中反映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中。他说，我们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那末，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我们这样做了，“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他用过河与桥或船的关系，生动地说明了工作方法的重要性，说：“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他强调，要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他列举了当时群众工作做得好的几个例子，如兴国模范县、长冈模范乡等，号召像它们那样做“第一等的工作”。[3]

　　群众路线既是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也是一种工作作风。端正党的作风问题，当时也提出来了，主要是针对在做群众工作中出现的官僚主义。毛泽东同志把官僚主义与群众路线看作是两种对立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他说，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另一种是命令主义”。我们应该采取“群众化的方式”，“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4]”

　　可以看出，群众路线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和主要思想，在这一时期都已经形成了。

　　对红军时期所形成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十分看重。他说，红军“关于如何联系群众和动员群众反对敌人这一方面”，是对“抗日时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参考”[5]。他把这些经验运用到抗日战争的一切工作中，指导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根据地建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各方面的工作，并进一步做了丰富和阐发。这一时期，他所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对红军时期形成的经验进行理论上的概括和升华，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概括了党的根本宗旨，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成为党的群众路线的核心观点。毛泽东同志说，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是共产党区别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他反复论述了共产党为什么人的问题，立场问题，对人民群众的态度、感情问题，共产党人的标准问题等。在延安整风中，树立群众观点是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思想在八路军和党的一切工作中的实行，通过共产党人的模范作用和优良作风，使人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党，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人。党在人民中的形象，共产党人的形象，就是从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上一点一点地树立了起来，对全民族产生巨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二是概括了党的基本的领导方法，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说，凡属正确的领导意见都是从群众中来的。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他要求全党必须广泛深入地提倡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

　　三是概括了党的三大作风，深刻阐述了密切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关系，使群众路线理论上升到哲学高度。毛泽东同志认为，群众路线既是领导方法，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二者的连接点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强调，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正确认识的来源，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所写的《实践论》、《矛盾论》，是讲思想路线问题也是讲群众路线问题，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党的三大作风，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论述，深化了共产党对群众路线的理论认识，标志着共产党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理论都成熟起来了。我们说延安时期是共产党理论认识的成熟期，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重要的标志就是这两大理论的形成。

　　由经验上升为理论，成熟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在解放战争的凯歌行进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和展现。新中国是人民的胜利，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在群众路线问题上有很多好的思想，大大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比如：关于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的思想；关于兼顾各方面利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关于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实施，提倡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领导方法的思想；关于党要接受监督，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的思想；关于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扫除“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种低级趣味的“官气”的思想；等等。

　　对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在共产党历史上有过三次系统的总结和概括，这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次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

　　党的七大召开前所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总结了共产党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六大以来与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总结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和《愚公移山》的闭幕式讲话，都着重讲了群众路线问题。这些关于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集中反映在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中。这是共产党第一次在党章中系统地阐述群众路线问题，概括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关于群众路线的理论和实践。

　　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用专门一个部分论述毛泽东同志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他首先明确了群众路线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位置，指出：“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这是共产党与毛泽东思想根本的东西。”共产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就“在于坚持地实行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6]”。他强调，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根本的组织路线。”把群众路线放在这样的高度上予以定位，这还是第一次。他重点阐述了什么是党的群众观点的问题，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观点作了四个方面的系统概括，即：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说：“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这里，他把群众观点的重要性，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关系，讲得非常清楚。

　　第二次是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

　　这集中体现在八大党章和邓小平同志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邓小平同志说：“从第七次大会到现在的十一年间，党的实际斗争的经验，给了这一路线以更深刻更丰富的内容，因而在党章草案中，这一路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反映。”八大党章根据执政后党的状况发生的变化，要求全党继续坚持群众路线，“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7]”八大党章第一次写入了“群众路线”的概念，要求“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

　　邓小平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对党的群众路线理论作了进一步阐发，提出要通过建立制度和加强监督来保证群众路线的贯彻，使党不脱离群众。他所作的一个重要理论工作，就是概括了群众路线的内涵。这如同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对群众观点内涵所作的概括一样重要，反映了共产党对这一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他说，党的群众路线包含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从党的性质、宗旨上讲的，强调“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另一方面是从做群众工作方法上讲的，重申和强调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这样表述，就用群众路线这个总的概念，把群众观点和群众工作方法都统了起来，使群众路线的内涵明确了、完整了。

　　第三次是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

　　历史决议对群众路线的理论总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群众路线的内涵在八大党章的基础上作了更为明确、简洁的概括，指出：“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后来，党的十三大党章中又加了一句“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形成了关于群众路线的完整表述。一直到现在，我们使用的就是这个表述。

　　另一方面的贡献，是把群众路线同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放在一起，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认为这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在中国革命长期艰苦斗争中形成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全部科学著作中，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中。”这样高度的评价，突显了群众路线在共产党的指导理论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这次总结是在经历了党的八大以来25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着眼于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而进行的。我们对群众路线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生命线的极端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所以，邓小平同志在提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同时，提出要恢复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他说：“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他甚至把群众路线放在了前面。历史决议关于群众路线的这些认识，虽然吸收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鲜经验，但主要还是总结概括了毛泽东同志从战争年代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是拨乱反正，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成果。

　　二、一切为了群众，是群众路线的目标。

　　一切为了群众，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首要目标，人类社会发展就是为了人类自身获取最大的自由，这种自由表现在政治上是最大的权力，表现在物质上是最大的满足，表现在精神上是最大的幸福。

　　政治建设上，将最大的权力交给人民群众。《宪法》总纲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旗帜鲜明的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就是人民群众，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群众。我们的政治建设必须想方设法的落实这个精神，通过其他法律规章制度。规定落实在政治建设的方方面面。选举权、被选举权属于人民群众，决策权、参与权、监督权属于人民群众，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属于人民群众。

　　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在物质上的需要，不是为了追求多少GDP，不是为了追求最多的货币量，不是为了追求最高的发展速度。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吃的放心、穿得暖和，让人民群众居有所房、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让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不断丰富多彩，在生存和发展上拥有越来越好、越来越高的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的对象是全社会所有人，发展的同时更要兼顾公平。

　　经济上的富足不是幸福的全部，文化、精神上的满足是幸福的重要内涵。要建设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让人民群众具有充分的归属感、安全感，尽量减少人民群众的忧虑、压力，在精神上充满轻松感、愉快感，生活在一个有道德、有责任、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中，这就是我们社会文化建设的目标。社会成员能感受到彼此的尊重，具有公平的生存、发展空间，具有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的舞台。社会能够为人民群众提供科学的、积极的、丰富的文化产品，人民群众能够从中得到精神上的享受。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依靠人民群众才能落到实处，否则，都是空话。依靠群众，首先要号召和动员群众，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不得对群众隐瞒，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将工作的来龙去脉清楚告诉人民群众，是依靠群众的前提，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依靠群众，其次要团结群众，发挥群众的力量，团结就是力量，群众团结起来力量就无穷无尽，没有做不成的事，愚公尚可移山、精卫尚可填海，何况无往不胜的人民群众。依靠群众，还要充分尊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人民群众的智慧是不可估算的，我们的知识都来自于人民群众对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的改造过程，我们要放手让人民群众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更好的指导以后的工作。

　　群众路线，一是说我们的队伍从群众中来。无产阶级是人民群众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但是，党员并不能脱离人民群众单独存在，永远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我们不是特别的阶级，没有特别的利益，我们永远来自于人民群众，扎根于人民群众。过去，将党与人民群众比喻为“鱼水关系”，认为人民群众是“水”，党是“鱼”，其实，并不完全正确，党和人民群众，就是一滴水和一条溪、一滴水和一条河的关系，党被人民群众包容在里面，并没有任何不同！党永远不能站在高于人民群众的位置！

　　二是说我们的理论从群众中来。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我们知识的源泉，也是我们理论的源泉，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人民群众不断实践的过程，是物质创造、精神创造、自身创造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切理论的基础，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脱离人民群众的实践，就会犯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等错误。因此，我们要紧密结合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总结经验教训，创造性的发现群众实践活动中的规律，不断完善我们的理论，丰富我们的方法，这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

　　三是说我们的决策从群众中来。什么是人民民主？就是让人民群众参与决策，人民群众拥有决策权是人民民主的基础。我们坐在办公室里想当然、拍脑袋、下决定，这样的决策也许在目的上为了人民群众，产生的效果可能是祸国殃民，还有一些规章制度，表面上好象是为了人民群众，实际结果却没有操作性，成为一张空文。因此，我们的决策必须从群众中来，充分了解民情，听取民声，尊重民意，认真、广泛地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将人民群众的意志当作最高要求，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决策前，这样的决策才能得到人民群众最大的认可和支持。

　　三、当前“群众路线”的缺失及制度设计的必要性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说：“30多年来我们的新思想不少，新理论也不少，但是我们的制度建设滞后太厉害了，没有转换，把那些新的思想、新的理论转化落实到制度中去，足够用了，并不是说过时了。邓小平理论很多新的思想完全落实了吗？没有落实。反形式主义，他的讲话，1992年提出到现在有30多年了，还是形式主义。为什么？没有制度落实，光是他的讲话，不解决问题，要靠制度来落实，我们在这方面缺乏[8]。”

　　全国“两会”历来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但在今年地方人大代表选举屡传贿选丑闻、多名政协委员涉贪落马的背景下，参加“两会”的代表与委员“到底代表谁”的老问题再次被舆论提及。根据宪法，全国人大是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它拥有最高立法权、决定权、监督权、选举权和任免权等；全国政协则是八个“民主党派”、社会精英以及港澳台人士进行“民主协商、参政议政”的主要平台。

　　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人大、政协委员职务多为酬庸卸任高官，有明显的“政治养老院”及“官员俱乐部”色彩。政协甚至不是权力机关，它对官方政策只有建议权而没有表决权，因此中国民间老早出现“人大举举手、政协拍拍手”等俗语，调侃人大、政协不过是个“橡皮图章”。

　　在西方媒体笔下，人大和政协则经常被描述成“富人俱乐部”。以去年的两会为例，《金融时报》引用胡润报告称，83名最富有的两会代表的平均身价达到33.5亿美元，而中国城市工薪阶层的平均年薪不到7000美元。随着官员、商人在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比率增大，以及“老板多、明星多、冠军多”渐成政协委员的三大特征，代表和委员的身份越来越像是少数特权人士才能拥有的一种政治资本，他们的代表性问题自然会遭到更多非议。

　　有人质疑，这些代表和委员们到底代表谁的利益，他们在替谁发声？难不成，有钱就能换取代表或委员的护身符？有钱就能买下与政治权力结合的保护伞和话语权？据秦前红教授的观察和统计，官员、党员和企业老板在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比率占约80%，草根阶层缺乏表达自己声音的渠道。秦前红指出，有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在会议上沉默不语，有的甚至讲出一些“雷人雷语”，没有真正履行代表和委员的职责。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2012年曾向媒体表示，全国人大代表中70%是各级党政官员；剩下的30%，大半为大型企业或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引发民众热议。“人大会议”被指像个“官商大会”，为官商联谊甚至勾结提供了机会。顶着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光环肯定有助于企业老板打通人脉关系及进行权钱交易，但若涉及违法违规行为，从双重国籍疑云到贪污腐败行径，他们肯定也会招来社会更苛刻的检视目光。

　　一年来，本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共有14名代表、委员因涉嫌违纪违法被终止或撤销资格，其中就包括被媒体盘点的“最美政协委员”、与中石油合作甚密的房地产女商人刘迎霞。她曾在胡润女富豪榜列21位，身家达人民币10亿元，还连续担任三届政协委员。前不久，广东东莞吹刮扫黄风暴，被媒体点名的“涉黄”太子酒店，幕后老板就是全国人大代表梁耀辉，他已请假不出席本次年会。被指坐拥资产400亿元人民币、黑白两道通吃的黑金富豪刘汉则多次被选举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常委。去年12月28日，湖南省衡阳市56名省人大代表行贿、512名市人大代表受贿的特大贿选丑闻曝光，再次让外界质疑人大代表“到底有多少代表性”[9]。

　　不管是代表性的争议，或是掏钱买保护伞的质疑，背后都指向一个关键性问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是怎么产生的？他们是否代表了群众？是否在为群众说话？ 秦前红分析说，不开放、不透明、竞争性不足的间接选举是人大代表选举屡现贿选问题根本原因，谁获提名参选人大代表、谁当人大代表基本由组织部和统战部两个部门暗箱操作决定。至于政协委员，连选举都谈不上了，一般是按照界别推荐，再由政协常委协商通过，最后向社会公布，“跟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指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不能正式代表老百姓，“这是中国问题的根”，主因是相关机制没有建起来，而不是因为群众没有民主的能力。上世纪80年代的人大选举一度非常活跃，候选人积极发表演说参与竞选， 但后来当局因有所顾忌而收紧，时至今日，人大代表选举缺乏竞争、人大代表欠缺代表性的问题基本仍未解决。由下至上的基层推动很难改变现有制度，唯有从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才可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

　　群众路线是党和政府的生命线，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不仅需要进行思想教育，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与思想作风相比，组织制度更重要、更关键。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当前要贯彻好群众路线，根本在于现代民主制度的保障，把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选择权落到实处。民主制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仅涉及国家的宏观制度和政体形式，也涵盖政府运作的具体内容和环节，包括政府的信息公开、依法行政、决策透明，并要对社会和公众进行及时的回应，满足大多数公民的诉求。如果老百姓对政府做什么不知道也无权知道，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忽视民众的偏好，政府对社会需求缺乏回应与责任，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就会失去公信力，所谓“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一句空话。当前，必须切实改变一些地方、部门在信息公开上不主动、不及时，以及面对公众关切不回应、不发声的现象，切实改善政府形象，赢得公众信任。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打造透明政府、回应政府和公信政府，正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党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保障。

　　作者简介：邱文平，男，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所宗教学研究室主任。

　　[1]《毛泽东选集》1-4卷合订本第84、87、88页

　　[2]《毛泽东选集》1-4卷合订本第124页

　　[3]《毛泽东选集》1-4卷合订本第136-141页

　　[4]《毛泽东选集》1-4卷合订本第139页。

　　[5]《毛泽东选集》1-4卷合订本第525页。

　　[6]《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页。

　　[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5页。

　　[8]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2013年8月20日，人民网理论频道“群众路线大讲堂”栏目讲话。

　　[9]《联合早报》2013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