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联合时报 作者:蒋连华（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教研室主任）日期：2014.02.26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要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注重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这一重要论述，指明了当代中国要塑造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形象，要向世界传播什么样的声音。我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宗教是我国国家形象的构成要素。面对一个信教人数占大多数的当代世界，要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需要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笔者认为，基于唯物史观与对宗教发展规律的尊重，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主要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阐发宗教的优秀文化资源有利于传播“中国价值”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重拾、重构和重塑中华文化这一文化形态在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主体性，向世界展示一个崭新、动人、令人向往的“中国梦”，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议题。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宗教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同样，在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宗教对我国的哲学、政治、道德、语言、文学、建筑、医学、科技等都产生过深刻影响，是构成中华文化非常重要的方面。正如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所言，道教产生于中华文化土壤，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因和组成部分。佛教传入东土后与中华文化相互交融，对中华文化的品格和特质影响至深。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传入中国后，经历了从碰撞到融合的过程，对沟通中西方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中华文化。今天，当我们在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体系，推进世界多元文化对话的进程中，我国宗教的优秀文化资源，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理念，儒释道兼容并包、和谐共融的文化品格及其“和为贵”的处世哲学，以及我国五大教之间、宗教内部各教派之间、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包容共处，和谐共生，无不向世界传递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精神和生存智慧，并在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构建和谐世界中彰显中华文化的时代价值。2013年，上海市政协民族宗教委员会与上海中华文化学院、上海市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以及上海五大宗教团体联合举办的“宗教文化与和谐社会”双月讲座，就是一次有益尝试。

在社会建设中发挥宗教的社会服务功能有利于解读“中国道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体系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以“四个加快推进”的要求，从社会建设的主体、目标、载体和运作机制四个方面对我国的社会建设进行了全新定位，并明确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体现了执政党执政理念的转变，说明了随着我国社会从二元性社会结构向多元性社会结构的转变，社会建设需要社会各界来共同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这无疑将拓宽宗教在我国社会生活领域的空间。宗教作为社会的子系统，在现代社会中一直以其特有的方式在社会建设中发挥促进作用，只是由于各个社会的情况不同，宗教在各个社会或同一社会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也各不相同。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各大宗教在社会生活领域各有建树，可以说在我国社会生活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我国的现代教育、医学、出版、管理等的建立莫不与宗教有关，特别是改革开发以来，随着我国“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针的提出，宗教团体在救灾扶贫、提供医疗卫生援助、反对酗酒毒品、预防犯罪，发展文化教育等社会服务领域的传统优势得到发挥，这对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当代中国来讲，面对社会深刻转型、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所产生的各种挑战，宗教团体的社会服务事业无疑可以在缓解社会矛盾、维系伦理道德和促进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作用。然而，由于宗教看待社会和人生的特殊视角，其世界观和价值观与我国世俗社会自然存在一定的张力，因而，宗教类社会服务组织所具有的宗教性特质，使其区别于一般的非政府组织，加上我国历史文化和具体国情的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我国宗教的社会作用的发挥，与政府和社会对待宗教的态度和认识有密切的关系。2012年由国家六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对于支持和鼓励宗教界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积极探索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新途径和新方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各大教的社会服务将会进一步持续化、规范化和系统化，并促进着社会的和谐、有序发展。

在公共外交中发挥宗教的主体作用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

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到全球化的时代。随着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互动的日益紧密，我国对外交往的主体日益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和个体民众为主体，以多种形式对外说明我国内外政策和真实情况的公共外交，已经成为树立我国良好国家形象、增进相互了解的有效途径。其中，一向具有爱国爱教、慈悲济世、服务社会、造福人群优良传统的中国宗教，在应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民族、宗教、人权等问题对我国的防范、牵制和遏制，消除国际社会和外国民众对我国的误解和偏见，加强与占世界人口多数的宗教信徒交往、沟通、合作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中国基督教在欧美国家的圣经事工展，不仅消除了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无圣经可读的误解，而且还增进了外部世界对我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了解和认识。世界基督教联合会总干事考比亚在看过展览并进而到中国考察后说：“希望能将中国的圣经故事带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看到中国教会的活力和生命所在”。“中国之行，使我看到了一个不同于西方媒体描述中的中国，中国人有相当的宗教自由，中国教会已在中国扎下了根，我相信中国教会的未来将十分光明。”对于这种交往形式，在他看来，自我表达，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很重要。中国基督徒有自己表达灵性和创造性的方式，福音只有扎根于当地的土壤和文化中，才能坚固和长久。又如，三届世界佛教论坛的成功举办，从首届论坛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到第二届论坛有40多个、第三届论坛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与，就充分说明了世界佛教论坛作为中国公共外交的组成部分，得到了世界佛教界的认可和支持。这不仅显示了中国佛教界的影响力，而且很好地展示了中国政府对宗教尊重、包容的良好形象。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五大教在对外交往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可见，在公共外交中发挥宗教的主体作用，有利于讲好“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