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梁漱溟先生120周年诞辰的同时，民盟也跨过了70多个春秋。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今天，我们思考民盟往哪里去，离不开中国政治的大环境与时代的特色。梁漱溟先生尽管未能也从未尝试过以具体的描述来思索民盟的未来，但他的人生轨迹却在历史的迷雾中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路。

民盟急需一场精神上的“文化自觉”

    1949年10月，梁漱溟先生在其所完成的《中国文化要义》的序言中写道：“‘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是我的两句口号，……新中国之建设，必自其政治上有办法始。此无可疑也。然一旦于老中国有认识后，则于近几十年中国所以纷扰不休者，将必恍然有悟，灼然有见；而其今后政治上如何是路，如何不是路，亦遂有可得而言者。”至今读来，先生以史为鉴、溯源文脉的睿智依然令人动容。不单单是国家民族的发展，党派的发展亦复如是。民盟需要追根溯源地找寻自己的政党意识。

     党派的政党意识越正确、鲜明，其对于自身代表的认识就越清晰，其代表性就会越强烈。政党意识并非单纯地来源于政治诉求而是筑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都是民盟施展抱负、服务人民的重要手段。但这些都是形式，我们需要的是透过器物来掌握核心。知识可以学习，技能可以掌握，而核心的精神却不能改变，那才是党派的根本。金一南描写中国共产党从苦难走向辉煌的《苦难的辉煌》，令无数读者唏嘘感动。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以坚韧不拔之志、大无畏大牺牲的精神才换来了共和国的缔造。而民盟的核心精神又是什么？梁漱溟先生尝言，经济生活组联了人身而分散了人心。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市场为主导、多元化价值观念冲击的时代，我们急切地需要一场自觉，一场民盟精神的“文化自觉”，来树立起我们的精神主线。

    纵观中国历史，诸子百家所做的并非是在政治上确立地位和法度，而是在中国社会上形成精神文化的主线。宗教之所以有魅力，也同样是因为具有强烈的个性特征和辨识度。民盟应当在现有的框架下从根本上下手，从建设自己的精神文化主线上落手，把所有盟员凝聚在一起，从而形成自身的特色。藉此，更多的人会被精神所感召和吸引，从而实现强盟兴盟的理想。

    此外，自中共中央于2012年印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意见》以来，党外代表人士进入领导岗位的实职安排也紧锣密鼓起来。信仰危机使一些领导干部包括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异和扭曲，而民主党派就一定能说毫无问题?有时仅仅是土壤问题。没有权力土壤的时候廉政似乎很容易做到,一旦面临各式各样的诱惑就难保不发生问题。民盟精神的“文化自觉”也是预防这些情况出现的应有之义。

民盟精神主线的构成

    对于民盟精神的解读，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可以统一的是，民盟精神应当由盟的宗旨、盟的传统和盟的作风品格所共同构成。民盟精神在早期领导人如张澜、梁漱溟、费孝通等诸位先生身上比较集中和典型。笔者把民盟精神主线解读为五个方面的构成，即民族复兴的共同理想、知行合一的实践宗旨、修身立德的高尚情操、独立思考的书生气节以及敢于牺牲的无畏勇气。

  　　1、民族复兴的共同理想

　　  1916年，梁漱溟走出书斋，在张耀曾（司法总长）的推荐下，赴任司法部秘书一职。次年张耀曾因政争而下野，先生亦去职南下。10月返京后有感于途中所见所闻，写下《吾曹不出如苍生何》雄文，来呼吁社会各界致力于阻止内战，推动民主。梁漱溟倡导乡村建设运动始终不成立组织，因为他认为一旦“建立团体组织，在此一面为密切结合，另在一面则为划分疆界”。不分彼此大家一起干，是他一贯的风格。先生认为民盟并非一个普通的政党，而是为共同理想而努力的小党派的联合体，在统一的复兴理想下，各党又有各党的政治理念，并不抹杀个性。西方政党有其强烈的自身利益，而民盟则没有。中国素来有“文人相轻”的传统，各个党派又有各自的政治理念，能够并肩一同努力奋斗，离不开共同理想的感召。正是这样一个理想，支撑着梁漱溟先生不厌其烦地周旋于各个政治力量之间，而不沾染丝毫的功利色彩。

　　  2、知行合一的实践宗旨

　  　梁漱溟先生一贯坚持以实践为重的态度。他往往要想办法去实行他的思想，解决实际上的问题。他并不单纯地为了思考而思考，而是要运用知识来为实践服务。他终生信奉王阳明泰山学派“知行合一”的宗旨，不仅是求道、问道，更重要的是“行道于天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他最根本的思想原则，先生时常以“独立思考，表里如一”来描述自己。为了验证自己“乡村建设”理论的效果，先生不惜深入各地实践调研，为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理论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同时，先生也毫无学术偏见，一概以实践为重，在事实面前不作丝毫掩饰和强辩。中国经历了丙午立宪、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救国，其中每一个过程在开始时都令对之抱有期望的人们欢欣鼓舞，总觉得中国籍此将转型成功，迅速迈入现代化的潮流，从而实现民族复兴。然而，每个结果都令人大失所望。梁漱溟在经历了这一切后，不禁心存疑虑，对1949年的建国并不觉得是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中国的现有问题。以为这建国只是一时的，并不意味着国家的和平统一就此达成。1950年3月10日毛泽东从苏联回来，两天后便约先生见面，热忱邀请先生加入政府。先生断然拒绝，理由是“我尚信不及中国能就此统一稳定下来，以为我如其参加政府，就落在共产党一方面，莫若中立不倚，保持我对各方面说话历来的立场资格。”然而，在1950年5月至8月通过到许多地方实地考察走访后，先生的思想有所改变：“这大半年来，我从各种见闻中，体认出全国统一、国权树立是已开了端的。”先生由衷承认：“这确是一个新中国的开始！”先生把自己的感受都纪录进《中国建国之路（论中国共产党并检讨我自己）》这部书稿，承认了自己的判断失误。

     从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到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盟内先贤无不把实践调研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建言献策的根据。正是这样严谨的作风，使得民盟的“智囊”优势得以显现。

  　　3、修身立德的高尚情操

　　  梁漱溟先生尝云：“功夫只在慎独，其它皆非可用力处”。这是对于修身立德的最高标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吾日三省吾身”的修身立德之举是历代仁人志士的恪守之道。民盟先驱张澜先生曾就道德建设提出了“四勉一戒”：“人不可不自爱，不可不自修，不可不自尊，不可不自强，而断不可自欺。”一个人只有自爱、自尊和自强才能保持高洁的志向而不被欲望和胁迫所动，但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不自欺欺人之上的。一个人信仰观的形成，与其道德观是休戚相关的。信仰是个体道德的深化，而道德是个体信仰形成的基础。正确的道德观对于形成正确的信仰观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向先贤学习，继承其传统美德，把他们的优秀品质融入到自身思想中，折射到行为和思维中，来影响对自身存在价值的认识和判断，才能辅佐和坚定自己的信仰不在纷繁的思潮和欲望中迷失。

  　　1953年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梁漱溟与毛泽东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当场遭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判，并当面斥曰：“反动透顶，一贯反动”。在场的许多人也都纷纷指责梁漱溟大言不惭。在这样的场合，张澜先生心如刀绞，先生仍顾全大局，张澜于次日上书毛泽东说：“反动透顶，一贯反动；其言重矣，其论失公正矣。”。既不畏强权、坚持自己的原则，又能为了顾全大局而忍耐克制，先生的高尚情操可见一斑。

　　  4、独立思考的书生气节

  　　早在北大任教之时，身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梁漱溟先生四周环绕着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新学派”，让倾心于传统文化的先生“无时不感觉压迫之重”。然而，先生却丝毫不为所动，坚持自己思考的独立性。到达北大的第一天，梁漱溟就询问校长蔡元培对于孔子的态度，蔡元培模棱两可地答道：“我们也不反对孔子”。先生则正色说道：“我此番到北大实怀抱一种意志、一种愿望，即是为孔子为释迦说个明白，出一口气！”。

　　  共和国建立初，梁漱溟先生敢于在政协会议上用“工人在天，农民在地”的描述来建议政府改变政策，与毛泽东进行激烈的辩论。在所有人都没有胆量，或者没有底气争下去的时候，就算只剩下先生一个，他也坚持着。先生所凭借的并非是一己之私欲抑或是性格的执拗，而是对于真理的追求，对于百姓的爱护。文革后期，在经历了数日的批判后，先生仍以“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回答，令在场之人无不目瞪口呆。

　　  民主与科学是民主党派和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目标。甚至在中共延安文献中也不乏列有新华日报刊登的宣扬美国式民主的文章。然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先生却依然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指出我们是无法照搬西方式的制度的，因为“东西方民族精神背道而驰：西方是个人本位，中国是伦理本位。西方围绕个人权利观建立制度，中国靠道德教化、社会伦理维护秩序。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自救之道。”这样的思考，在今天看来亦有相当的前瞻性。

　　  独立思考的书生气节不单单表现在对于执政权力的批判上，同样也应该独立于一般的社会舆论。真正的民盟盟员不能为了迎合、取悦民众来充当“公知”。民盟的先贤在批判的同时，还会提出自己的意见与主张，一切出于“公心”，而半点不涉及到个人利益。

　　  5、敢于牺牲的无畏勇气

    纵观盟史，无论是壮烈捐躯的闻一多、李公朴先生还是不畏胁迫被软禁于虹桥的张澜、罗隆基先生，都用自己的无畏勇气谱写了民盟壮烈的篇章。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对知识分子而言，比生命更为重要的是“民族大义”。屈原投江、苏武牧羊，都是以不屈的人格来对抗肉体的摧残。然而，知识分子对于“牺牲”与“勇气”的概念还不单纯地停留在肉体的层度上，他们更为在乎的是自己的尊严与独立的人格。

    梁先生所处的人生是中国长期处于落后挨打的时期，他所毕生追求的是这个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复兴。1949年，毛泽东的那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对知识分子的震撼是我们现在所无法想象的。他认为，如果人民大众能够从“新民主主义”中得到比“三民主义”更多的经济社会权利和实惠，知识分子牺牲一些政治自由和权利也是值得的。倘若是为了“大家好”，个人得失、甚至是尊严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这才是敢于牺牲的真正的无畏勇气，也是众多曾经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盟员依然追逐民族理想，勇于奉献的精神来源。

　　  1920年的秋天，梁漱溟先生在北大演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提出世界分为西洋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三大世界性文化。人类应对问题所持有的态度分为三种：一是凭借主观力量去改造世界从而解决问题，这是西方文化；二是求诸于己，调和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达到和谐，这是中国文化；三是消灭问题本身，获得寂灭解脱，这是印度文化。中国和印度文化过于早熟而苦于难以自明。然而，当时移势易，“人类必将重新认取第二种态度，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因而，“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民盟往哪里去？新世纪的民盟需要的正是这样一种“求诸于己”的态度。唯有树立起我们的精神主线，方能团结一致，强盟兴盟，用我们的力量，为国家的发展、民众的福祉而作出贡献。我想，这才是梁漱溟先生的未竟之言。（作者系上海市黄浦区就业促进中心职业介绍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