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余秋雨在其散文《上海人》中有如此的表述：“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上海偏踞一隅，不足为道；但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它却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如果太平洋对中国没有多大意义，那么上海对中国也没有多大意义。一个关死了的门框，能做多少文章？”目前，中国文化的处境与上海地位似乎颇为类似，“对于一个自足的中国而言”，文化能够达到国民“心灵养护”的功能，也就完成了它的使命，是否“走出去”“不足为道”；但是，“对于开放的当代世界而言”，文化却是需要“俯瞰广远、吞吐万汇、处势不凡”，由于太平洋对中国意义很大，“走出去”的文化对于中国意义也是很大。

每次听到世界上哪里发生空难、恐怖主义绑架以及其他灾难，我就担心是否有中国同胞罹难，而常有不幸果然而至。此种情形，在三十年前的中国不可想象，当时为了在外国人面前保持“尊严”而需要专门订制“出国服”，出国只是部分社会精英分子以及侨属的“特权”。现在，随时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以及经济总量的全球第二，出国已是平常事情，中国人或商务或工程或移民或旅游而遍布全世界。此时，文化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了。

面对涌入如此众多而又陌生的中国人，外国人感到有点不适应，或者说是面对如此经济体量的中国，外国人不知道中国脾气如何，应该如何与中国相处。这里，也就是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而产生的惶惑以及猜疑。它一方面缘之于中国很长一段时间的闭关锁国，与世界的文化对话频率较低，甚或说是成果低效。我在德国学习期间，在地铁上与德国人交谈，他们常把我当作日本人，而当我声明是中国人以后，他们就说“功夫、功夫”，把武侠电影的“功夫”当作中国显著的文化符号，而实际上“功夫”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关系并不很大，而且，它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弱点，即缺乏法制意识的表现形态之一。因为功夫往往与“法外英雄”有关，虽然这种英雄国外也有，例如众所周知的鲁宾汉、佐罗，但是，他们的文化地位远没有与中国功夫有关的“法外英雄”高。在中国文化的功夫叙事中，“江湖”总是要远离法律，“好汉”总是在挑战法律，因此，功夫文化给予外国人的一个“误读”印象，大多与中国人“无法无天”、法制观念淡薄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国人在外国公共空间的表现有关，随地吐痰，当众大声喧哗，喜欢炫富。它也与中国文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弱点相关，即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意识。在中国文化中，只有家国概念，对朝廷要忠，对家庭要孝，而对家与国之间广阔的公共空间则是很少关注，中国文人的一个座右铭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的“窗外”也就是公共空间，因此，中国人较少具有公共空间观念，也因此常被外国人垢病。

因此，中国人“走出去”，中国文化也就“走出去”，关键是什么文化“走出去”以及“走出去”以后怎么办。余秋雨在2012年9月20 日澳门科技大学的演讲中说道：“我想用一个比喻来说明问题。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巨人突然出现在世界的闹市区，周围的人都知道他走过很远的历史长途，也看到了他惊人的体量和腰围，却不知道他的性格和脾气，于是大家恐慌了。阐释中国文化，就是阐释巨人的性格和脾气。如果我们自己的阐释是错乱的，怎么能够企望别人获得正见？”“有一个对比，我每次想起都心情沉重。你看，德国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本来国际形象很不好。但是，当贝多芬、巴赫、歌德等人的文化暖流不断感动世人，情况也就发生了变化。中国在世界上，并没做过什么坏事，却为什么反而一直被误读？”“我想，至少有一半原因，在于文化的阻隔。”

 

二

 

文化不但对于“走出去”的中国非常重要，而且，对于国内也是当务之急。只有一种充满文化自省、自觉以及自信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才能具有一个国家的集体人格准备。它也是中国快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而现在正好处于一个质的超越或者飞越时期。若要实现这个目标，既需要智慧，更需要胆略。

二十世界九十年代末期，在纽约曾经召开“经济发展和文化转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议上，许多经济学家都表述了如此观点：“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过程”；“赚钱，是以货币的方式达到非货币的目的”；“一个社会不管发达和不发达，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形态，实际上都是文化心态”；“赚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衣食，而是为了荣誉、安全、自由、幸福，这一些都是文化命题”；“经济行为只要延伸到较远的目标，就一定会碰到文化”。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观点的阐释者多为经济学家，而不是文化学者，其语言浅显，却是十分深刻，都涉及到了文化的归结性意义，而它的终点则是集体人格。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有一句名言，“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自然，他所论及的“浮士德”并非一个人名，而是德意志民族的集体人格，也是德意志的文化象征。

从此意义而论，中国改革开发的社会经济转型，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转型，更是中国国民集体人格的转型。一个基本的判断是，文化及其集体人格转型正处在一个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它在五千年中华文化的背景之上，如何“死而复生”地复兴以及重新形塑、出现新质，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后几代人严肃面对的课题。我认为，文化也是一个有机体，也有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世界“四大文明”，即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只有中华文明延续直今，其他文化或中断或毁灭。例如埃及文明，现在的埃及人已经无法读懂神殿上的文字，它只是作为遗迹留存着，埃及文明本身已经死亡，而中国人竟然还可以畅通地读懂孔子、孟子的古籍。自然，它与中华文明的文化生命力有关，即和平思维、中庸之道、集权有序，并形成了社会模式上的“礼仪之道”、人格模式上的“君子之道”、行为模式上的“中庸之道”。到了明清时期，从朱元璋“文字狱”等文化专制主义开始，中华文明出现衰老的迹象，由于外强入侵，甚至面临着灭亡的危险。此时，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和古印度文明灭亡了，连波斯文明也灭亡了，中华文明面临着极大的险境。中华文明“置之死地而后生”，现在“枯木逢春”，又有着复兴和高升的机遇。

如同上述，“经济行为只要延伸到较远的目标，就一定会碰到文化”，中国经济已经“走出去”，文化也面临着“走出去”的问题。不可讳言，目前中国的文化转型，明显滞后于经济转型。当经济广受世界赞誉时，为什么文化却仍然颇受非议，“中国在世界上，并没做过什么坏事，却为什么反而一直被误读？”法国知名记者、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在他的新著《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中提出了一个“世纪之问”，即“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他提出，在数字化时代，“这场为软实力而发动的战争却表现出力量的极度不平衡”，“这场战争还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征服之战”，“这场战争也是通过文化与信息的传播来赢取新的地区影响力而展开的战争。”如果真的存在这样一场“全球文化战争”，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与文化发达国家比较，仍存在“力量的极度不平衡”，“功夫”之文化印象符号即是一个例证。文化学者黄式宪在2013年6月5日《光明日报》所发表的《电影中国梦：让世界目光转向东方》一文中写道：“目前中国电影产业的国际溢出力和美誉度，与我国政治经济总体的国际影响力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显得很不相称，尤其在实践电影‘走出去’工程上，还存在着‘三多三少’的问题，即生产的影片数量多，实现出口的少；参加公益性对外交流的影片多，实现商业性海外销售的少；国产片在海外艺术院线发行和华语电视频道播出的多，进入外国商业院线和主流电视频道的少。”“若就文化战略实施的视角而论，当今国际文化生态环境依然是‘西强我弱’，中美电影产业之间的悬殊令人瞠目而失语。”电影文化如此，其他文化样式“走出去”的处境也是类似。

“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当中国经济转型已经达到一定深度时，文化转型仍然成效不显。虽然就整体文化结构而论，改革开放以来，在民生文化、多元文化和生命文化等方面有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但是，复古思维、民粹思潮和毁损机制仍然在束缚中国文化的内生性活力和外溢性动力，甚至中国文化的某些价值坐标仍然存在混乱的现象。因此，在中国文化“密码”调整和提升以及“走出去”“文仪天下”的重要“关节”时期，需要确立几个重要的文化姿态。

 

三

 

第一个文化姿态，是文化的整体性内涵。文化概念，据说世界上有二百多种定义，它又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概念，很容易联想到文化局、文联、作协等部门的工作，而广义的文化概念，显然不局限于此。这里，我赞同余秋雨对于文化的定义，即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他在澳门科技大学的演讲中曾经阐述道：“对于这个定义中的几个关键词需要解释一下。我前面说到不少跨国婚姻因‘文化差异’而离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作为丈夫的华人每年清明节必须从美国的公司请假回故乡扫墓，使他的美国妻子觉得难以理解。这就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说明了‘文化差异’是什么。”“文化是一种时间的‘积累’，但也有责任通过‘引导’而移风易俗。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渐渐积淀成一种‘集体人格’。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根据他的定义，目前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至少存在着以下五个方面的偏差，一是太注意文化的部门职能，而不重视它的全民性质；二是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视它的精神价值；三是太注意文化的积累层面，而不重视它的引导作用；四是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组成，而不重视它的人格构成；五是太注意文化的片断享用，而不重视它的集体沉淀。

因此，“走出去”的文化任务，决不是几个文化职能部门以及文化人的事情，而是全民的责任。每一个“走出去”或者“面呈于世”的中国人，都是中国文化的承载者以及使者，前有所论的中国人在外国公共空间随地吐痰，当众大声喧哗，也就暴露了一种中国文化的劣习。需要补充的是，除了复古思维、民粹思潮和毁损机制等对于中国文化生态的“腐蚀”以外，在文化的整体性内涵上，缺乏公共空间意识与法制精神，还有一个是“绅士文化”的贫弱。虽然礼仪之道是中国文化的社会模式，但是，这种社会模式机制已经受到了很大的磨损，甚至已经触及到了它的底线部位。

当然，文化的整体性内涵，并不是忽视文化作品“走出去”的重要价值，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在世界上颇有“一枝独秀”的情形之下，中国文化作品需要具有更大的外溢性力量。应该说，任何文化的较量，它的背后力量并非仅仅是文化的软实力，而是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综合而形成的“硬实力”，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文化能否“走出去”，它往往与自身的综合国力、文化尊严以及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关。曾有学者以“三个C”来概括中美间“竞争共存”( Competitive Coexistence ) 的关系，即合作（Cooperation）、竞争（Competition）、冲突 （Conflict）等三个方面。其实，国际文化之间的合作，也大多是通过冲突与竞争而达成的，不同国族之间文化的对峙与对话，也是在这种全球性文化的多边互动与多极均势之中交错展开的，它是一个国家文化“走出去”以及“走出去”以后的常态形式。因此，中国文化作品需要借助于上升时期的中国“硬实力”，在与其他国族文化的冲突与竞争中达到一种文化合作的关系。

 

四

 

第二个文化姿态，是文化的当代性意识。先锋与古典的转换颇为迅疾，前些年时尚性地在谈论的现代和后现代概念，已有学者认为，现在已经处于以互联网为特征的全球时代，现代时代已经终结，现代性无法解读全球性所面临和发生的问题，文化学者赵汀阳在2013年8月1日《社会科学报》所发表的《游戏改变之时的反思》一文中认为，“现代观念本身并不是错的，它们都是现代的伟大成就，对于现代游戏很有效。但关键是，现代观念能成功解决现代游戏的问题，却未必能够解决全球时代的新问题。如果坚持用现代性去理解全球性，思维和行动必定自我受挫。”他还提出，全方位的技术服务似乎提供了尽量多的自由选择和充分的平等，但同时也完全操纵了每个人的生活和思想。这是一种全新的专制；匿名且没有为之负责主体的系统化暴力，它很容易使人失去思想，它通过改造和定义词汇概念数据库的方式使人失去反思能力，每当人一思想，就只能想到那些被系统认证为政治正确的词汇。这是貌似在思想，其实只不过像机器人一样重复指令；媒体决定了什么意见是能够受到欢迎的意见，同样，金融资本决定了什么行为是能够获利的行为。因此，金融和媒体是新的专制形式，是实际上最大的权力。

在如此的时代位移之中，文化艺术也进入了当代属性。前段时期，我在意大利参观了威尼斯美术双年展，在这个国际颇为影响的艺术节，凡是能够参展者，即已经代表了在世界美术界的一种身份，但是，如同我这样的一个美术门外汉，确实无法欣赏这些美术作品，甚至没有看懂，一堆沙砾、一堆碎玻璃，就是一幅美术作品，在一间全部涂成白色的大房间里，一男一女沿着墙壁不断地快速行走，也是一幅美术作品，用木头凳子组接成一个细胞球状，也同样是一幅美术作品。我只能认为它们是一种寓言作品。据说它们的意义，也需要理论家来确定和命名。2013年5月5日至20日，阿尔都塞的弟子、以《阿尔都塞的教训》一书颇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的法国文化学者雅克·朗西埃访问了中国，并作了一系列学术演讲。他在接受《社会科学报》特约记者陆兴华访谈时，对当代艺术提出了自己的概念范畴，“我们希望能够以全球的态度来解释这个世界，当代艺术才发生。这个理解过程，就是当代艺术。在当代艺术里，没有大师和大师作品。当代艺术就是一般艺术，它可能运用的方式和套路其实都不重要。当代艺术使得原有的各种艺术之间的边界变得不确定。”“我感觉到当代艺术家很多都是在做研究。实际上做的工作，是把我们的当代经验，重新放入各种新的框架里面。他们不再做作品，只是沿着现有的研究主题往下走，不断往下探索。什么是表达我的研究主题的最好的方法？什么方法是使我的研究对象更具体的最好的方法？这种追求，就算是当代艺术了。”由此而论，我似乎也能够逐渐理解了威尼斯美术双年展的某些作品了，一是它们“都是在做研究”；二是“以全球的态度来解释这个世界”；三是“原有的各种艺术之间的边界变得不确定”；四是“当代艺术就是一般艺术，它可能运用的方式和套路其实都不重要”。

从此意义阐述，中国文化艺术与文化发达国家比较确实存在一个“文化时差”的问题。我在德国学习期间，观摩了大量的话剧、歌剧和舞蹈演出，一个总的印象是，话剧观念中国要比德国落后二、三十年，当中国话剧还在就事论事地解释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命题，德国话剧早已经转身进入历史的隧道，讨论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课题，而且文化视野都是全球性的。当时，慕尼黑市立剧院艺术总监弗兰克·博姆鲍尔（Frank Baumbauer）先生告诉我说：“德国人原来看戏，是一种身份的表现，现在则不同了。它现在在城市里是一个聚焦点，每天几百人聚集在一起看戏，将社会题目交给观众，是一种社会动员。在现代城市里，这种聚焦点不多，政府、宗教已经退化，只有体育、剧场、大学才有如此的任务，能够构建一种建设性的对话。以后还应该加强这种建设性对话，剧场才有生存的理由。”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行政总监克里斯朵夫·帕希曼（Christoph Parchmann）博士也说：“戏剧若要迷住观众，必须对质观众，给观众提出问题”，“手段是重要的，又是不重要的，关键是要告诉观众什么？”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走出去”以后怎么办，确实需要确立一种当代艺术的意识，这样才能与世界文化“同频”对话。

 

五

 

第三个文化姿态，是文化的前瞻性思维。前所讨论的复古思维，也是一种阻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病状生态。当美国文化以《黑客帝国》、《2012》、《阿凡达》等文化作品展开对于人类未来的叙事时，中国文化仍然热衷于“朝后看”的古代“大辫子”视觉故事以及所谓“国学”热潮，而且，它们大多涉及到“厚黑学”的内容。

对此，余秋雨也表示过他的忧虑，他在澳门科技大学的演讲中称道：“我不赞成拿着西方文化的两百年来压中国文化的五千年。这话本该说得理直气壮却很难理直气壮了，因为最近几年，国内突然风行起复古主义，使事情失去了另一番平衡。”“其实，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于创新，而不是怀古。要怀古，比中国更有资格的是伊拉克和埃及。但是，如果它们不创新，成天向世界讲述巴比伦文明和法老遗言，怎么能奢望在现代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很遗憾，打开我们的电视、报纸、书刊，很少有一个创意思维引起广泛关注，永远在大做文章的还是一千年前的枭雄心计、七百年前的宫门是非，以及古人之夺、古墓之争、老戏重拍。”“本来，做一点这种事情也未尝不可。但是，在文化判断力不高的现代中国，社会关注是一种集体运动，传播热点是一种心理召唤，倚重于此必然麻木于彼。几年下来，广大民众心中增添了很多历史累赘，却没有提升创新的敏感度，这不是好事。”

诚然，复古主义之风盛行，可能跟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失范及其重整有关。因为传统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失语甚至断裂，现在需要重新接通，颇有一些“补课”的性质。但是，过多沉湎于“怀古”的情致，不仅没有理性地对传统文化进行辨识和厘清，而且，“永远在大做文章的还是一千年前的枭雄心计、七百年前的宫门是非，以及古人之夺、古墓之争、老戏重拍”，少有对于未来以及当下的文化思考，没有一种前瞻性的描绘、探索和隐忧，其结果必然是“广大民众心中增添了很多历史累赘，却没有提升创新的敏感度”，同时，中国文化也很难真正“走出去”，因为文化对话“时空”不同，颇是一个未来人与古代人的交流，思想基点不同，语法和语汇也不相同。一个有抱负和前途的国家，一定是朝前看的，一种有抱负和前途的国家文化，也一定是朝前看的，它会深情地注目于自己的传统文化，从中获取智慧和力量，但是，它决不会留连于此，而是在传统文化的温暖滋润中大踏步地朝前走去。

吕慎在2013年4月6日《光明日报》所发表的《文化战争的下半场》一文中认为，““二战以来的这场文化战争进行了近70年，美国算是最大的赢家。不过，随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21世纪以来，文化战争已经进入了下半场，包括中国、俄罗斯、欧盟、日本、拉美、其他新经济体等都在努力改变着美国绝对领先的地位。” “下半场文化战争的关键将是美国能否拿出更有力的新战略，同时各国能不能在美国的经验上创造和传播比美国梦更富于吸引力的梦想和价值。”显然，目前中国文化“朝后看”的复古主义思潮很难“创造和传播比美国梦更富于吸引力的梦想和价值”，也就难以抓住“文化战争的下半场”的战略机遇期。美国好莱坞电影的目标观众，从来不仅仅是美国观众，而是全球观众，而且，早在二十世纪后半叶，他们就通过《未来世界》、《超人》、《外星人》等影片展开了对于人类未来的冥想和思考。2012年“中美电影新政”，美国也是要求新增加的14部配额，必须是3D或者IMAX电影，因为3D新技术革命的来临，为开拓电影艺术的创意及其表达的潜力提供了巨大的新能量。数字新媒体正借助于3D高技术的力量，以其极致化的时尚迷彩，逐渐成为当代电影文化生产和消费的主潮。因此，美国好莱坞电影之所以能够“霸占”全世界电影票房的绝大部分份额，而且，输出美国的文化及其意识形态，与它“朝前看”的文化“梦想和价值”是分不开的。

因此，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创造和传播比美国梦更富于吸引力的梦想和价值”，前瞻性思维是必不可少的。好在中国文化有识之士已有共识，今年中国电影“百花奖”、“金鸡奖”双节的学术论坛主题是“创意、类型与中国元素”，它还设立了参考议题，一是当下中国商业影片的类型发展情况与创意现状分析；二是各种类题材、类型元素与中国电影市场（国情）诸多关联研究；三是从文化、社会（国情）、观众消费层面分析与研究适合中国市场的类型片；四是中国“非现实”题材类型影片（科幻、玄幻、魔幻）发展前景研究分析；五是中国元素在类型片中开掘与运用分析研究。其中，第四项和第五项为本届论坛重点研讨课题，凡是涉及第四项的议题，既可以提供研究文章，也可提交具体故事创意以及剧本梗概赴会。显然，第四项的“非现实”题材类型影片（科幻、玄幻、魔幻），它是对于未来的想像和“涂鸦”，体现了一种前瞻式的文化思考方式。

 

六

 

    第四个文化姿态，是文化的优雅性气质。近代以来，中国饱受屈辱长达百年之久，从原来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比例颇高的中央帝国，到沦落为任人欺负的病弱穷国，中国国民人格也经历了严重的考验，它的主要构成元素也进行了重新编码和组合，1987年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京都球侠》即已开始探究中国文化人格结构的问题。在此，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就是“受害者”人格心理。由于长期受辱而形成的“受害者”情怀，容易产生一种非理性和感情型的极端冲动，在处理国内问题以及国家关系时表现出一种偏执性的国民性格。本来中国文化在行为模式上形成了“中庸之道”，但是，缘于百年的特殊经历，中国文化密码已有所微调和修正。

    曾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的这段悲愤历史，使它虽至老年却常常发少年之狂，甚至表现出不成熟的症候，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前期一切以政治为中心，后期则一切以经济为中心，只是到了近期国家心态才逐渐平和与淡泊，出现“中庸之道”气象。凡是极端的行为，都是会出现反弹的，因为它失却了生态学意义上的平衡与和谐原理，故而一种文化的极端态势，必然会付出不同程度的社会代价。作家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记录了“文化大革命”中一百个受害者的悲惨遭遇；其中一位受害者表达了如此的观点：“别嘛事都说是‘四人帮’，社会上要是没有那一群一群的，光是‘四人帮’能造那么大的孽？！” 这里，实质上也包含了其背后之中国文化的极端性意味。文化学者解思忠在《观念枷锁》一书中提出：“人的现代化，并不是社会上一度流传的‘会电脑、会英语、会开车、会跳舞’那样，仅仅局限于某些现代技能的掌握；也不是在现代化社会的生活经历，或在某一学科的领先地位；更不是‘西服、皮鞋、大哥大’或‘牛仔裤、披肩发’那样，在生活上达到时尚。人的现代化，主要是观念的现代化，即价值尺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感情方式等文化心理方面的现代化。”此处，也应该包括中国人应尽快抚平“受害者”心理，复原一种成熟而理智的文化人格的“观念的现代化”及其“人的现代化”。

在对待国家关系时，这种“受害者”心理也时有显著的表现，一旦中日关系出现较大问题，就会有人去“打、砸”日本商业企业以及日本品牌的各种生活消费物品。由于这种浅层次的民族情绪，在一些反映抗日战争的文化艺术作品中，也大多局限于一场战争的敌我之争，少有去剖析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本质以及形成原因。文化学者曲春景、张田在《社会科学》发表的《中国二战题材电影的贡献与遗憾》中提出，“欧美国家的二战电影取得了反法西斯的丰硕成果，而我国导演对二战的认识水平有待提高，反思二战的视角还不到位。只有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法西斯本质、出示其残酷的反人道的一面，并从根本上揭示其形成法西斯观念的内在原因，才能触及二战本质从而达到反思战争的目的。”在此，我认为在反法西斯维度中，应该揭露法西斯观念怎样把曾经是学生、农民、父亲、兄弟的日本军人，转变成杀人魔头和杀人机器，二战不仅仅是中日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国人更应该痛恨的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对于“反思二战的视角还不到位”，我觉得还有以下的一些深度原因，一是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或者政治史，它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语境存在着内在接通关系，有着一种合谋、妥协和较量的过程，是时代情绪的显书写。根据意识形态批评方法，它存在一种动力学关系，即文本并非被动地“反映”社会，它同时又可能是社会情景的一种建构性的介入力量，至少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程；二是中国近百年“受害者”的心理使然；三是东方文化“性本善”的精神密码；四是中国电影人的人格思想空间建构问题。

    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大国景象，“走出去”的文化也自然应该舍弃““受害者”心理，以一种端庄而大气的大国文化姿态，不卑不亢坦然走向世界。如果还存有“受害者”情绪，中国文化即使“走出去”了，也还有“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一样的异质同构命题，即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后怎么办的问题。黄式宪在《银皮书：2012中国电影国际传播研究年度报告》一书之《与世界对话：在新的‘大变局’中凸显东方大国主体性的文化风采》一文中写道：“中国文化历来具有一种‘有容乃大’的包容性，在我们与世界其它民族文化的多边互动中，需要张扬这种‘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为了让中国式主流大片为世界观众喜闻乐见并津津乐道，我们应当抱有‘有容乃大’的谦恭心态，在我们与世界其它民族文化的多边互动中，不断吸纳其他民族现代人文演进的优秀成果。为此，我们要学会善于借鉴、巧于吸纳，容他于我、以我为主，由此而焕发出‘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而气势若虹的艺术想象力，提升中国式主流大片在现代美学维度上的精神风采。”“走出去”的中国文化，确实需要“‘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并以一种优雅的文化气质为世界所尊重和仰慕。

 

作者简介：厉震林，男，上海戏剧学院教务处处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影学学科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