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的执行是反腐倡廉建设的关键

    当前，我国仍处于结构调整，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腐败斗争实践经历了从“运动型反腐”到“制度型反腐”的过程。虽然，我们已经制定了很多制度规范，但重制定、轻执行造成了制度执行力的弱化，要确保反腐倡廉制度效用得到充分发挥，必须在制度落实上多下功夫，而切实提高制度的执行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习近平总书记说把权利关进笼子，“笼子”就是制度，但关键还是在人。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况曾有一个著名论断：“有治人，无治法”。即使有了“良法”，也得靠“人”来掌握和贯彻。华东师范大学徐连明认为，出于公心，正气的人治才是制度能够实施的前提。且人治和法治不能割裂，而应该是辩证统一、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正风气，慎用人，才能把制度不打折扣，少打折扣的执行起来。

上海财经大学董必荣介绍了新加坡的反腐模式。他认为，新加坡的反腐经验，总结下来无外乎三点：一是重教育，重视公务员队伍建设，行之有效的教育机制使官员时刻受到警示；二是重制度，如廉政金的制度性约束，违法违纪就应当取消其原有的一切利益；三是有高效执行力的反腐机构，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作为一个直属最高领导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专门反腐败机构是取得廉政建设成功的重要保证。

上海长江律师事务所周忆认为，好的制度要有好的执行。如今，俄罗斯为了遏制腐败，禁止官员在国外拥有不动产和银行帐户。新华社连续推出的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的人物特别报道，内容除了各人的学习、成长、工作经历之外，还有他们的家庭情况。我们期待尽快推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要制度，更要执行力。

坚定理想信念是反腐倡廉的坚强防线

 反腐倡廉建设离不开教育的支撑作用，廉洁自律不仅是政府官员和整个公务员队伍素养的体现，更是全社会公民文化素养的体现，只有具备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才能正确对待和行使权力。

 邓小平曾说：“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 ，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当前的腐败问题与信仰缺失，不敬畏法律有关。反腐制度建设，也是文化、道德、信仰、诚信方面的建设。上海社科院陈占彪认为，我们反腐一方面要靠制度、法律，另一方面要依靠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一直是我们党战胜一切困难的法宝，在现在这个阶段，更要强调理想信念教育的作用。

 当前，网络反腐已然是社会的热点与焦点问题，且已经成为公众表达意见的一个有效平台，但反观“雷冠希”12秒视频在网上的肆意传播，我们不禁要问，网络反腐的底线在哪里？靠网络只能抓个别的人，反映更多的社会阴暗面，网络反腐能点起一把火，但真正的反腐，恐怕还是要靠一种制度和机制，教育和制度需要相辅相成。上海四维乐马律师事务所厉明认为，生活在这个时代，要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积极推进反腐进程，要从身边改变，反腐成效不会一蹴而就，也不要怨天尤人，我们始终要有积极的态度。  

    民主党派反腐监督的优势、问题及改进对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建立，确立了民主党派监督职能是我国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主党派监督作为一种反腐的监督机制有其独特优势。因为，民主党派地位相对比较超脱，其反映的问题具有更多的客观成份；民主党派是由各界知识分子和有一定影响的代表性人士组成，其监督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民主党派监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有组织的监督，其监督的效果和影响必然更深远。

上海恒建律师事务所主任潘书鸿指出，民主党派监督作为一种非权力的体制外监督，是一项权利而非权力，从而导致了在反腐败斗争中，民主党派监督的不确定性和非刚性。

华东政法大学张善根认为，1945年，黄炎培和毛泽东在延安的历史周期律谈话仍是警示，腐败是正常的社会学现象，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中国的政党制度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搭建了一个制度化的平台，作为民主党派成员要利用好参政平台，多建言献策。

    面对新形势下的反腐败斗争，民盟市委专职副主委沈志刚认为，民主党派的首要任务必须加强自身建设，提高监督水平，唯有提高民主党派整体素质，提高民主监督的质量，民主党派才能在反腐败斗争中有所作为。其次，应改革完善一些已有的监督形式。让民主党派成员积极参与到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促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和实效性。最后，应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利用人大和政协进行监督的作用。参加人大和政协的各民主党派成员，应对党政机关在廉政方面存在的问题，给予举报、批评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