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雷[①]

 

“文化自觉”由费孝通先生1997年首先提出，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史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自觉，即是理性地将对往昔的回顾、对现实的审视、对未来的规划有机结合。费老是从国家、民族发展的高度提出此观点的，而在此之前，在某些具体方面，中国知识界、学术界和出版界的有识之士，亦在不自觉中“文化自觉”，本文论述的曾主持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为中国出版事业的努力即是一例。

王云五，祖籍广东香山，1888年出生于上海。早年几乎没有上过正规学校，自谓“旧学没有考过科举，新学没有进过学校”，但王云五从没有放弃学习和充实自己，不仅自学英文，还广泛涉猎经济学、政治学、哲学、历史、自然科学等各种新知识，曾用三年时间通读英文《大英百科全书》，被胡适称为“有脚的百科全书”。1921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带领这家中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创造了一个有一个奇迹，终成出版大家，为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云五的成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以来在抵御外侵、寻求民族独立大背景下，处于新旧、中西激烈碰撞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历程，证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也必将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辉煌。

 

“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

商务印书馆1897年创建于上海，在张元济、高梦旦等人的经营下，到20世纪20年代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商务的主持者面对新思想、新思潮，以及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方法，逐渐感觉无法招架，迫切希望有新式人物为商务的发展把握航向。当时已是新文化领袖的胡适成为商务决策者物色的主要人选，在经过一个月的考察之后，胡适虽然婉拒了商务的盛情邀请，但推荐了自己曾经的英文老师王云五。

王云五进入商务三个月后即提交了《改进编译所意见书》，开始为商务重整旗鼓，拨正航向，相继策划出版了多部丛书，最有影响的即是“万有文库”。文库所选图书以一门学科或一个研究领域为题目，由十多个小丛书组成，除国学基本丛书、汉译世界名著初集各一百种，还包括农学、商学、算学、医学、体育等丛书，每一小丛书亦有数十种之多。王云五策划此套丛书是受到国外大百科全书的启发，希望能将包括新旧学问在内的各种学问集中“供应”，让“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 该文库仅出版两集就达1700多种、4000多册，到抗战前面爆发前，两集合计售出一万四千套左右，极大地满足了广大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对新知识的渴求，影响甚巨，直到现在不少老辈学人对其仍记忆犹新，亦是当代出版学习的典范。

1930年王云五出国考察期间，《纽约时报》以“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为题，对王云五和商务印书馆做了详细报道，重点介绍了“万有文库”，“在他的领导下，有三百名著名的中国学者经常为该馆担任翻译、编纂及撰写的工作。著名的中国哲学家胡适博士以及学术界其他许多领袖人物都协助王先生编纂万有文库。”

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的大学大多以外国教材授课。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各学科在国内大多属初创阶段，国内尚无深入研究更无适用之教材；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直接选用外文教材，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外文能力，而且可以更快更直接地吸纳西学、与国外同步。然而对于是否需要编写出版中文的大学教材，也有不同看法。学界领袖蔡元培在《国化教科书问题》中指出，使用外文教材“是不得已的过渡的办法”，长期使用外文教科书于国情不合，于教育普及不利，他积极呼吁国内学术界、教育界和出版界从中国学术文化的长远发展考虑中文教科书问题。

以中小学教材起家的商务印书馆的主持者王云五，从文化发展和企业经营的角度出发，也认为应该编辑出版大学教材。他说：“仅止于中小学校，所有大学教本，向来惟外国文字之出版物是赖，学子了解终不如本国文字之便利”，“今后当谋更进一步，编印以本国文写作之大学校本，计亦唯有以各大学教授所编者择优采用为宜”。[②]尤其是外敌入侵、商务遭难的恶劣形势下，“益觉学术救国之必要，此举极不容缓”。[③]为此，商务印书馆专门成立了由蔡元培领衔的大学丛书编委会，编委包括胡适、竺可桢、冯友兰、梅贻琦、傅斯年、邹鲁、蒋梦麟等五十多位专家。从1932年到1937年，出版“大学丛书”200多种，其中不乏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萧一山《清代通史》等经典名著。“大学丛书”的出版，“对于中国的教育事业和学术事业是卓有贡献的，其对于教育的最大的功绩不仅是从此结束了清末以来外国人编写的外文教材垄断我国高等学府的时代，而且也成为中国大学独立的标志”。[④]

自20世纪初梁启超大力提倡新史学以来，“文化史”作为历史研究的分支开始受到学界重视，熟悉西学和国内学界动态的王云五以出版者的职业敏感意识到此间大有作为。1936年，王云五发表《编纂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一文，介绍了外国学者的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著作，分析其特点，总结其成果，认为“分科文化史之著作，较一般文化史易著成绩，”[⑤] 决定以分科的方法编纂中国文化史，希望以此推动中国的文化史研究。他在文章中指出，中国史籍关注帝王将相而不屑于平民之文化，致使现在外国人竟比中国人的研究充分，“顾以视我国现有之出版物，犹觉彼胜于此，此我国之耻也。窃不自揣，欲有以弥此憾而雪斯耻”。王云五延请各学科学者开始“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编纂，于1937年出版第一集，到1939年共出版三集41种。

这套由出版机构发起的编纂出版工作，囊括了中国文化史的大部分内容，一些著作不仅属拓荒之作，而且至今仍被学界奉为经典，如陈登原的《中国天赋史》、姚明打的《中国目录学史》、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等。“中国文化史丛书”从种类上与“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相比并不算多，但从文化史研究的角度看，却是规模空前，尤其是王云五提议并直接推动的以分科的方法展开相关研究工作，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及其发展极具积极意义。

 

“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

商务印书馆经过数十年的努力，作为中国出版的翘楚在世界范围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更是占有重要地位，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两次遭难，却依然屹立不倒，以极大的勇气和自信心在国难中复兴，是中华民族顽强抵御外敌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集中表现。作为商务在两次劫难中奋斗的主持者王云五，也由此“建立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奋斗者的地位”。[⑥]

1932年“一·二八事件”后的第二天，日军飞机开始对商务印书馆进行轰炸，商务印书馆各机构以及东方图书馆全部被毁。张元济痛心疾首地说，工厂、机器、设备都可以重修，唯独数十年辛勤搜集的书十万部书籍，毁于敌人炮火，是无可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日本侵略者将轰炸目标锁定商务印书馆以及其他中国文化机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打击中国知识界和民众的抗战信心，以武力为手段进行赤裸裸的文化侵略。侵华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说：“烧毁闸北几条街道，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⑦]

面对如此劫难，商务并未退缩，王云五很快即组织恢复重建，并得到了全国各界的支持。王云五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他一转念，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经过半年的努力，商务印书馆于当年8月1日恢复营业，并在馆外悬挂出王云五拟定的巨幅标语——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因为原有记录、档案均毁于炮火，新印图书的印次无法接续，于是版权页均加注“国难后第一版”，更显示了商务奋斗的悲壮，也表明了中国出版界和知识界的不屈斗志。在出版业务上，王云五更是提出“日出新书一种”的口号，不只是重印旧书，更是致力于新书出版。复业一年之后，除重印旧版3000种外，出版新书292种，329册，创造了“日出新书一种”的奇迹。

在王云五及其同人的努力下，商务印书馆迅速重新崛起，出书数量和资产总额很快就超过了“一·二八”之前的规模。然而随着“七七事件”的爆发，国内形势急剧恶化，王云五开始筹划商务的战时应急事宜，一方面在香港扩建印刷厂，一方面在长沙等地开设新厂，以备转移后方。“八一三事件”之后，已无法正常运营的商务印书馆向各界声明，“设置临时工厂，并就分厂力量，设法调剂，决自十月一日起，恢复新出版物”，虽“其继续者，亦只能分别缓急次第出版”，“邦人君子鉴于敝馆今日处境之困难，始终为文化奋斗之诚意，当能垂谅一切也”。[⑧]这份声明向世人宣示，商务印书馆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仍未放弃奋斗。

面对战时形势，王云五调整了出版方向，除了主要经营教科书外，还出版了“战时常识丛书”、“抗战小丛书”、“战时经济丛书”等适应战时需要的系列丛书。鉴于战时物资紧缺，商务改用新型版式，尽量减少版面的留白，以减少用纸，“一面大小相同之书此前仅能排字五百字者，现在排一千字上下，如此便可减省纸张半数。”[⑨]此外，还通过采用轻型纸张等办法，以方便运输，尽一切可能让出版图书送到读者手中。

尽管战事纷乱，经营困难，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商务印书馆仍能出版新书2000余种，《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亦于此期间出版。在重庆期间，王云五仍然坚持出版销量一般的高质量学术书，如南洋史专家姚楠《马来亚华侨史纲》和译著《缅甸史》就是在此时出版，而《缅甸史》至今仍是这一个领域的基本参考书目。

 

“一生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

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出版大佬王云五“参政”热情日益高涨，1938年至1946年以无党派身份连任国民参政会四届参政员，成为“社会贤达”。1946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经济部长，1948年改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长。1949年飞往香港，1951年1月抵台定居，先后任“行政院设计委员”、“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1963年，退出政坛的王云五被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聘为专任教授，是台湾地区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培养了众多研究生，被誉为“博士之父”。尽管如此，王云五对自己一生经历依然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曾自谓：“一生出版为主，教学次之，公务政务殆如客串。”

1964年，已77岁的王云五重返台湾商务印书馆，出任董事长。“求新求变，永不停留，永不满足，这是王云五在大陆主持商务印书馆的一贯风格，晚年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仍然保持奋斗与革新的精神。”[⑩]他将已“奄奄一息”的台湾商务印书馆带出绝境，出版了《人人文库》、《蔡元培先生全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大学丛书》、《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等颇有影响的著作。1979年8月14日，王云五病逝于台湾，蒋经国明令褒扬，献花于灵堂并颁赠“耆勋亮节”挽额。

关于王云五主持商务印书馆的成就，除上述以外，他还曾主持“丛书集成”的刊行，尝试编辑中国版百科全书，为学术界精英和后起之秀提供出版机会，率先引入“科学管理方法”，发明了中外图书分类法和四角号码，等等。王云五于出版有极强的“天分”，对学术文化之发展和大众阅读需求有见解、有判断，并在其出版活动中得以充分体现。曾有出版人写道：“我专门作过一个的账单，上面记录着上世纪3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书目，它们大多是经王云五先生出版的……每当一些学术思潮袭来的时候，无论它多么新潮、多么怪异、多么学贯中西，你只要翻一翻那些书目和人名录，都会找到这些文化源流的蛛丝马迹，一个都跳不出去。”[11]在商务建馆一百年之际，有学者指出：“如果没有王云五一系列重大的出版计划，如果没有王云五及其同人在战时所有的艰苦奋斗，不但商务印书馆的历史要改写，恐怕中国出版史中的某些篇章也要改写。”

王云五在主持商务期间，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它能够审时度势地认清不同时期下商务印书馆的内外形势，认清学术文化的发展趋势，认清社会的客观环境及市场需求。这一方面是其个人的勤奋好学、善于分析、精于算计；另一方面，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大背景，锻炼和造就了自称“杂家”的“一生以出版为主” 的王云五。正如其弟子金耀基在《我所认识的王云五先生》中所说：“他有时很传统化，但也热烈地接受现代意识和作风；他有时很现代化，但他拥有浓厚的传统的情调与德操。他是中国社会在中西、新旧冲突激荡时期中的产物，在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的与西的、新的与旧的色彩，这些色彩不是拼凑的而是混合的，不是暧昧的而是鲜明的。”

除去个人的政治选择和政治倾向不谈，纵观王云五一生的出版经历可以发现，他一直保持着“奋斗与革新的精神”，既善于吸收又勇于创造，将出版与文化紧密结合，使二者得以积极互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作为出版人的王云五是自觉地站在厚重的历史之上着眼现在、展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