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驰[1]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与哈瑞森共同主编的《为什么文化很重要》（Culture Matters How Values Shape Human Progress）一书的序言中曾以1960年代亚洲的韩国与非洲的加纳加以比较，指出：“当时加纳与韩国的经济状况非常相似，国民所得差不多，几乎都是以原料出口为主，只是韩国有一些制造业产品。这两个国家都接受相同程度的经济援助。30年后，韩国成为工业大国，是全世界第14大经济体，拥有跨国性企业，是汽车、电子设备与其他制造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国家，国民平均所得接近希腊。更重要的是，民主制度日益巩固，加纳却还是一样，现在的国民所得只有韩国的十五分之一。”[2]这种悬殊的差异应该如何解释呢？经过缜密的分析研究，该书得出结论，几乎所有的差异都是因为文化。韩国人重视节俭、投资、努力工作、重视教育、有组织纪律，而加纳的价值观完全不同……这个个案的分析很清楚地说明，文化的影响很大，而文化的背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或价值取向。由此我们理解了文化与文化自觉的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万象更新的时代，激烈的社会变革时常让我们深感不安。从个人来讲，我们岌岌惶惶，唯恐被社会淘汰；从国家来讲，我们小心翼翼，深怕被开除“球籍”。因此，我们总是紧跟时代的先进步伐，迫不及待地为自己设定学习的榜样和跟进的目标，然而，在这个匆忙追赶的过程中，我们几乎没有时间来反思自己，以至于我们快要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由此我们有必要重温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因为一个不能认识自己的人就是一个无知的人，而一个无知的人一旦遭受挫折，就只会怨天尤人。如果说一个只会怨天尤人的人多少有点“天作孽，犹可恕”的话，那么一个只会怨天尤人的民族则只可能是“自作孽，不可活”。回首中国被卷入现代世界中的这160多年的历史，可谓是历经了无数的屈辱与挫折。面对这些屈辱与挫折，我们的民族或多或少都有怨天尤人的时候（例如近代以来对于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性的批判），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能够自立自强，原因就是我们能够深刻地认识自己并且改造自己。今天的中国已经基本建成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但现代化的任务并没有完成，甚至在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我们将遭受更大的挫折与彷徨。因此，认识自己的任务并没有完成，甚至更为艰巨了，因为一旦我们在这巨大的浪潮中失去了方向，很可能就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即丧失了“文化自觉”。

较之于1840年之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现代技术带来的各种便利，甚至代表着外国文化的商品（如麦当劳，NBA等）也成了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甚至进入了我们的汉语词典。但是中国人之所以还是中国人，是因为我们仍然有着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还生活在乡土中国，这就决定着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那么，到底哪些生活方式改变了，哪些没有改变，为什么这样变而没有那样变，将来会变成怎样呢？如果我们不相信历史会终结，不认为美国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话，那么，以上这些都是迫切需要我们思考的重大问题。当然，强调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是由理论预设的，即一方面承认历史的进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人在把握了历史运动规律之后，又可以主动地选择前进的方向。因此，历史中的行动者在行动时可能对历史是自觉的，但后来者在反思前人的行动时却只能把他们看成是历史不自觉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有必要审视我们当下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由无数个体的行动所承载的，作为单个的个体，他的行动当然受他的自由意志支配，但由这无数个体行动所承载的生活方式，却不是由人的意志所能改变的。对于一个想认识自己的个体来说，他/她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能做了些什么，我还能做些什么，我应当怎样做；对于一个想认识自身的民族来说，它所考虑的问题只能是——什么决定着我们要像现在这样生活？我们将来可能怎样生活。

出于这样的思考与逻辑起点，费孝通先生晚年一再用“文化自觉”来反思自己的学术生涯，也反思我们当下的种种社会问题，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十分深刻的文化反思。他对其再三呼吁的“文化自觉”的内涵、途径、意义曾有这样一个界定和概括：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在生活各方面起的作用，也就是它们的意义和所受其它文化的影响及其发展的方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面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发展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决定取舍。其次是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加以吸收。各种文化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互相融合中出现一个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形成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同守则。他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3]十六个字来概括人类实现“文化自觉”的美好愿景，反映了实现“文化自觉”由低到高的发展程度与层次的步步提高。从“各美其美”肯定自己的民族文化开始，进而发展到肯定和容忍他民族文化的“美人之美”，再上升到不同文化之间取得文化价值标准的共识，做到“美美与共”，从而走向“天下大同”，实现世界人类的美好愿望。“天下大同”既是对人类美好愿望的反映，也是“文化自觉”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要实现“文化自觉”，就应该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人民民主的文化）和当下的文化状态有一个深刻的反省和批判。我们曾经有过一些值得称道的文化创新，如“鞍钢宪法”（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但非常不幸的是，它并没有最终在中国的大地上扎根结果，却移栽到了东瀛的企业，成了人家的企业文化。日本的所谓“丰田生产方式”，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团队合作”，不固守僵化的技术分工，随时随地解决“无库存生产方式”中出现的问题。回顾不远的80年代，我们大众的偶像是陈景润、蒋筑英，文艺作品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是陆文婷、乔光朴，可如今的大众偶像已经是清一色的各类明星（看看流行杂志封面人物即可证明），明星所以为人们羡慕，根本原因是他们身上的奢侈品，而且明星实际上也是诸多奢侈品的形象大使，形象代言人。明星和奢侈品之间可以划等号。无庸讳言，我们当今的社会文化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价值误区，如：炫富现象和嫌贫爱富的价值观，赤裸裸地轻视底层大众，如那些房地产商的广告。有的房地产商公开说：我的房子就是为富人盖的。这种炫富在西方也很少，在西方，很多富人都夹着尾巴做人，很低调。一个正常社会的价值导向应该站的穷人、弱势群体一边，而在当今中国正好相反。富人不但实际过着高人一等的生活，而且在话语领域也敢于赤裸裸地藐视和数落大众，我们的文化敢于赤裸裸地教导“怎么嫁给一个有钱人”，鼓吹“宁可在宝马车里哭，不愿在自行车上笑”（如《非诚勿扰》中的炫富女马诺）。很多社会都存在富人压制穷人的不合理现象，即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事情也只是可以做而不可公开说，像今天中国的大众文化敢于把一种“歪理”公开说出来是很少见的。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当下文化出了问题，我们的价值取向出了问题，这就使得“文化自觉”不仅必要，而且迫切。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在文化领域，我们也应该承认，我们唯一的模式几乎都是以“西方”为中心，连自我批评、看待自己的唯一参照也是“西方”。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西方”并不是整体意义上丰富的西方文明，而仅仅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我们也得承认，自“9·11”以后，从伊拉克战争到今天的叙利亚战争、伊朗危机，对于苏东、中亚出现的问题，中国知识界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一种有意义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也就是说，在知识领域，中国没有提供一个重新理解世界的看法。只有对自己的文化勇敢地加以批评，才能产生“自觉”，“自觉”意味着对中国历史处境、现实处境、历史传统与新传统进行重新理解。我们要想重新构建世界图景，就必须重构对自己的理解。

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和战略家是很清楚中国的独特性的。亨廷顿在晚年明确批评过布什政府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他认为伊斯兰在未来的世界里，并不构成对西方文明的真正挑战，也没有实力去挑战美国的霸权。他认为，在当代世界，只有一个文明具有挑战西方文明的潜力，就是中国。首先，中国的潜力不在于西方有没有这个意识，西方想不想，而在于中国本身有这个实力；第二，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还意味着一种文明，而文明意味着不可逾越的一道鸿沟，不可能通过同化解决。欧洲跟美国虽有冲突，但欧洲不会在文明上挑战美国。亨廷顿描述的未必是一个事实判断，但是他代表的是一种对塑造美国政治有影响的意识形态。他意识到了中国的发展有其自身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价值，这个价值也是要通过其自身的历史和与外界的关系中发展出来的。

但与中国发展相伴随的价值应是普遍性的，我们应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图景，有一个对于更加平等的世界的认识，更加理解我们在无限丰富的文明图景中的位置。我们不必要去重复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通过工业化和全球军事化所完成的历程。中国在这方面应该有巨大的贡献，因为中国不仅有强大的潜力，也有深厚的文明基础。

因此，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通过自己的崛起，来创造不同于19世纪以来的世界图景。有学者提出，“自觉并不仅仅是对某种文化抽象原则的认同，它毋宁产生于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产生于对当代世界的历史形势及其未来趋势的全面把握。”“这一命题中的‘自觉’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中对于中国的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而这一切关切和思考都不可能不涉及中国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寻求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等领域的独特的变革道路这一现实问题。”[4]我们赞成这样的立场。

早在20世纪初，鲁迅就在《文化偏至论》中就热情呼唤新的中华：“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5]鲁迅“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主张，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的态度：既不是简单的复制传统，也不是简单的照搬现在与西方，而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我们要走一条独特的道路，并不是为了强调自己跟别人多么的不同，而是因为其他的道路（包括我们自己走过的弯路），在西方世界和其他世界都造成了很多问题。我们要想“文化自觉”，就要有一个真正的世界文明的图景来理解这个问题。“文化自觉”并不是一个保守的态度，而是创造性的，是把各种各样的传统重新激发起来，形成我们自己的价值。

近代历史上，中国有很多次的“自觉”。晚清时的《海国图志》是一种自觉，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也是一种自觉。新文化运动将文化与伦理置于政治概念的核心，新旧文化上的对立也正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对立。因此，自觉意味着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政治的诞生。政治不是单纯的权力，如果我们的文化对今天资本逻辑深入到所有的领域、对一切的支配毫无反省，如果我们的文化同样被其支配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自主性可言，也毫无自觉可言。“文化自觉”，必然包含着对今天处在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的质疑和追问。今天，在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对世界各文明的摧毁性都极大。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觉”就意味着立足于今天世界的发展、立足于我们自己古代与现代两方面的历史传统，来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开端。

我们的先人们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的文化遗产和许多独有的思想精华，如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为克服争权夺利而处理义利关系的“重义轻利”思想；处理公私关系的“天下为公”、“先公后私”思想；解决尖锐对立冲突的“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的思想；解决不同思想文化之间如何相处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思想；解决民族关系的“多元一体”、“天下一家”、互补共生思想；解决国内不同地区、不同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一国两制”思想；处理对外关系的“和平共处”、“互相平等”、“互不干涉内政”思想。这些思想和主张对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生态失衡，冲突对立，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南北差距，重利轻义，道德沦丧，精神空虚等问题，都可发挥积极的作用和影响，我们应该认真汲取其中的文化养分。

文化自觉的目的是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即我们通过反思自己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来预测并描绘我们将来可能的样子，而不论我们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这种预测和描绘本身就意味着我们具备了主体性，即“不怨天，不尤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从新确立中国人的生存意义，这就是文化自觉。而且在当下中国，文化自觉的工作还远没有完成，如果我们想向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充分表达并坚定持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我们就必须清楚地表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根本价值理想的文化道德和价值方向。而缺乏足够充分的文化道德资源和足够清晰的价值方向感，正是当下中国社会最紧迫、最关键的问题之一。

当今，西方一些有见识的学者逐渐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东方，他们崇尚儒家祖师的人格魅力，深受道家精神的启悟，希冀从中开发出更多的精神资源。反之，我们东方学者是否也应该具备这样立场和心态呢？随着多元文化格局的进一步发展，中西文化在交流过程中必然会展现出更多的包容心态和开放精神，彼此能够以一种由衷的宽容和敬重，放开胸襟，相互学习，求同存异，和平共存，共同发展，从而走向真正意义上的理解和交融，共同努力实现人类文化百花齐放的繁盛局面。我们坚信“黄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融会，有如黄颜色和蓝颜色调和出绿色，将产生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绿色文明”。[6]

费孝通先生从80岁以后，开始进行认真的学术反思，“就是要求自己对过去发表过的学术思想回头多想想，我的思想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这样想，现在看来是否还有点道理，是否要修正，甚至改动”，他把这种反思视为是其个人的“文化自觉”，他说“反思是个人要求了解自己的思想，文化自觉是了解孕育自己的思想文化”。[7]他在学术反思中，还重新学习补课，不仅读自己过去的著作，读国内外社会学、人类学名著，还读前辈国学大师们关于中国文化的论著，撰写了多篇反思论文，并在过程中，深入思考了“文化自觉”问题，不断就此发表谈话，开展对话，撰写了一系列论文，这是他留给我们后人重要的精神遗产。费孝通先生是从20世纪走过来的人，曾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绝不希望这种灾难在2l世纪重演。他又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后，民族的觉醒、各殖民地的独立，使世界上呈现出政治经济多元化的格局。尤其是近20年来，随着冷战结束，美苏争霸的局面被打破，国际社会进一步呈现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以及随着科技的发展，交通信息的发达，又加速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势头。在新的形势下，世界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另方面相互间的竞争也日益加剧。在这种局面下，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究竟如何相处？是和平共处，求同存异？还是对抗冲突，互不兼容呢？上述种种问题，如若处理不当，就有可能重蹈两次世界大战的覆辙，那将会造成全人类的灾难，这是全世界爱好和平与发展的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我们知道，“自我中心”是人类文化心理初级阶段的产物，任何民族在其发展初期都会由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而产生排斥异族文化的心理，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在人类文化发展的一定阶段，随着人类心理的成熟，对于世界文化特别是不同民族优秀文化的承认会取代早期的自我中心观念，形成新的主体观念。”[8]如果我们拥有了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美美与共’的文化心态，拥有了开放包容的文化合作态度，而非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那么多元文化彼此借鉴、取长补短，共生共荣，中西文化互相借鉴、互相融合、美美与共的未来必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