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恬逸[1]

 

统一战线就广义而言，是指不同的社会政治力量（包括阶级、阶层、政党、集团乃至民族、国家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一定的共同目标，在某些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组成的政治联盟。我们现在讲的统一战线，专指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组织和领导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实现各个时期特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团结本阶级各个阶层和政治派别，并同其他阶级、阶层、政党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一定的共同目标下结成的政治联盟。[2]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统一战线是取得胜利、创造伟业的重要法宝。无论在革命年代还是建设时期，都发挥过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在此文中，他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视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3]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再次提出：“我们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一个有记录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4]。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的起点，是我国革命运动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在“二大”召开90周年之际，回顾“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提出与实行，总结其成绩与教训，有助于我们在新时期继续更好地推进统一战线事业。这是因为，虽然时代已发生巨大变迁，但统一战线的战略和策略的核心价值是超越时代的，即：通过先进的力量，将人们凝聚为能够承载进步与发展的人民力量，从而推进历史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5]

 

一 “民主的联合战线”的理论思想来源和现实原因

作为一个新兴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就明确表示反对各资产阶级政党。“一大”议决案规定：“对现有各政党，应采取独立、攻击、排他的态度。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及官僚主义中，在要求言论、出版及集会的自由中，当必须标明我们的态度时，我党应坚守无产阶级的立场，并不准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6]“二大”前后对国民党战略的转变，其原因一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二也与当时国内局势有关。

1.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国共产党“二大”提出的“民主的联合战线”，其主要思想来源，是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的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革命结成暂时联盟、关于共产党员参加资产阶级政党的论点。[7]

1920年6月5日，列宁提出了为共产国际二大准备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草案，其中，“中国—朝鲜—日本”是他特别关注的要点之一。7月26日，列宁在“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上作报告时特别强调了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问题，指出：“只有在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真正具有革命性质的时候，在这种运动的代表人物不阻碍我们用革命精神去教育、组织农民和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才应当支持并且一定支持这种运动。”[8]

1920年7月28日通过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共产国际应当同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甚至结成联盟，但是不要与之混为一体，甚至当无产阶级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时，也绝对要保持这一运动的独立性。”[9]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中，对殖民地革命的性质和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殖民地革命在最初时期不会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要是它从头起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那末革命群众，由于渐次地获得革命经验，将走上达到所抱目的的正确道路。……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殖民地革命应当按照带有纯粹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各点的纲领去进行，如分配土地等等。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殖民地革命的领导应当放在资产阶级民主派手中。”[10]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为对抗华盛顿会议，苏联召开了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及其他团体共派出39人与会，团长张国焘，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伯亚）。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第一次派遣代表参加国际会议，也是国共两党代表首次携手登上国际舞台。

在大会上，国民党受到了批判。[11]季诺维也夫批评孙中山对美国寄予希望，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也在《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的演说中说：“中国的劳动运动，中国的劳动者必须踏稳他们自己的脚步，不可和任何民主党或资产阶级分子混合”；“我们是帮助无论那种民族革命运动的，但是也只看他不致向损害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走去，才帮助他。……谁和无产阶级运动的觉醒为难的，也是一个民族革命运动的蟊贼，谁阻止中国无产阶级站在他自己的脚点上说他自己的语言的，也是一个中华国民的蟊贼”。[12]

尽管如此，但据张国焘回忆，列宁在会议期间曾约见张国焘、张秋白、邓培三位中国代表和朝鲜代表金奎植，并询问张国焘、张秋白国共两党是否可以合作，二人都认为应当密切合作，且可以密切合作。事后，张国焘认为列宁的问话表示了他希望两党能够合作的意向，“在远东劳苦人民大会上，中国问题的中心是各派势力的团结；不用说，国共两党的合作，就是这一课题的主要内容。张秋白和我都……认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确应从国共两党合作做起”。[13]

据李达回忆，1922年夏季，张国焘和十多位青年团员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带来了国际指示，也带回许多文件。国际的指示主张中国应当实行国民革命，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国家。[14]而据达林回忆，1922年3月，张国焘就已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大会精神，使中央局的同志“掌握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革命组织和革命青年代表大会的详细情况”。[15]此后，在“二大”上，曾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张国焘、高君宇、王尽美、邓培等都出席了，并由张国焘报告了会议经过，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二大”即是在此基础上拟具了“二大”宣言及各决议案。

2.“二大”召开前的国内形势

1922年4、5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6月，陈炯明在广东公然叛变孙中山，南北内战迭起，战乱绵延，极端混乱。各政党派别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直系军阀鼓吹“武力统一”，各地军阀则以“自治”或“联省自治”抗衡，迅速在全国形成自治运动的热潮。资产阶级方法则有胡适提出“好人政府”，希望通过“好人政府”解决危局，并不主张推翻现有军阀政府和反对帝国主义。此外，还有“制宪救国”的主张，希图通过制定宪法达到救国目的。[16]

在这种纷繁复杂的局势中，成立仅一年多的中国共产党愈发认识到了封建军阀的压迫的深重，因此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对以上诸观点一一批驳。同时，当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深入到实际斗争中时，便很快发现，“由于外国资本控制着中国大部分的近代工业，因此，无论是上海、长沙、香港日益高涨的罢工斗争，还是其他城市的工人运动都不可避免地同帝国主义发生冲突，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意义。即使工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的经济斗争，也很容易转变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政府的政治斗争。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总是互相勾结，千方百计地破坏以至武力镇压这些群众斗争。中国共产党人在现实的斗争中认识到，中国革命不首先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的斗争，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17]。

由此，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实践中产生的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进一步认识，结合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和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理论方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而对现实奋斗目标和相应斗争策略进行调整。

 

二 “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提出

1922年6月20日出版的《先驱》第9号，刊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战略：“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党。但是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提出改正协定关税制、肃清军阀、采用无限制的普通选举制等十一项目标，并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18]这几项意见，在“二大”的议决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包括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代表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处代表李震瀛，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尚缺一人姓名不详）等12人。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第一次提出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了第一部党章，并就加入第三国际、民主联合战线、少年运动、妇女运动等问题，提出了9个决议案。其中，统一战线思想就蕴藏在《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以下简称《议决案》）中。

在《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首先分析了在封建势力统治的“东方产业幼稚的国家”中，“人民的生命财产都握在武人手里，法律和舆论都没有什么效力”，在这种性质的国家中，“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两派联合起来打倒公敌，才能得着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任何阶级都必须得着这几种自由方有充分发展的机会”。而目前中国“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的必要。

无产阶级加入民主革命的运动，并不是投降民主派做他们的附属品，也不是妄想民主派可以完全解放无产阶级，对于共产党应如何与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议决案》提出了自己的原则：“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绝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因此，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

对于如何建立联合战线，《议决案》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基础上，有了更进一步细化的措施：

(A) 先行邀请国民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适宜地点开一代表会议，互商如何加邀其他各革新团体，及如何进行。

(B) 运动倾向共产主义的议员，在国会联络真正民主派的议员，结合民主主义左派联盟。

(C) 在全国各城市，几何工会、农民团体、商人团体、职教院联合会、学生会、妇女参政同盟团体、律师公会、新闻记者团体等，组织“民主主义大同盟”。[19]

    中国共产党在“二大”提出的“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战略，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1922年8月，维金斯基致函中共中央的信中说：“我们的组织已经开始走出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状态，并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而站立起来。你们发表的宣言和告国内民主人士书，我们认为是很成功的。我们认为，你们完全正确地掌握了旨在反对国内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主统一战线思想。你们还应该根据条约原则同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大政党——国民党保持紧密联系，以便建立民主统一战线。你们要通过与该党领导人一起开会和直接向出身于劳动群众的该党普通党员发出呼吁的办法，打破该党领导人坚持不与你们达成协议的顽固态度。”[20]

 

三 “民主的联合战线”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二大”确定了同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原则，但并未确定采用什么样的形式合作。提出的几点主张，虽然较《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细化，实际仍较粗疏。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能由共产党单方面决定的。起初，中共主张实行党外合作，建立民主联合战线，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发起组织了“民权运动大同盟”，希望用群众团体的形式同国民党合作，但是没有成功。而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依据其在爪哇的斗争经验，提出党内合作的方式，并获得共产国际的认可。同时，孙中山也只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接受党外联合的方法。

1922年8月29日到30日，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及马林、张太雷出席会议，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与会的大多数代表不赞同马林的建议，最后在充分讨论下，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同时劝说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民意加入国民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政策由党外合作到党内合作的转折点。

西湖会议后不久，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等领导人陆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因为这一转变有很大的被迫性，因此一直进展缓慢。直到1923年6月党的“三大”召开后，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最终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指示，决定在保存自己组织的前提下，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至此，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国共党内合作联合战线的策略，才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确认。此后，合作步伐逐步加快。

虽然“二大”确立的民主联合战线战略及其后开展的党内合作，具有许多历史局限，缺乏稳固的政治合作基础，同时也由于在实践中缺乏经验，导致国共合作最终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但是，民主联合战线的建立和两党的合作，直接导致了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的兴起，开创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新局面。此外，从两党的成长和发展来看，也都因合作而具有了迅速和明显的发展。

就国民党而言，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建和发展国民党组织，使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空前的发展。国民党的基层党部大都是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中许多党部的实际负责人是共产党员。国民党成员大增，到国民党二大前夕，已达到20万之多，党员成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改组后的国民党基本上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国共联合战线的组织形式。[21]

而在中国共产党方面，首先，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扩大了中共在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影响，扩大了在中国政治中的影响，同时，也借助国共联合，从“二七惨案”的工人运动低潮中走出，“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22]。

 

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1922年“二大”提出的“民主的联合战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不断完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历史影响。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地高举起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旗帜，领导全国人民推动和敦促蒋介石放弃内战、一致对外，才结束了全国分裂的局面。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原则，使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威信和政治地位达到了空前高度。新中国建立后，又充分肯定了对民主党派的统战工作和多党合作的原则，通过民主协商进行全面管理，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后，又进一步开创了多党合作的新局面，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党关系。

“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思想，与后来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坚实的社会政治基础；帮助吸纳社会各界优秀人士，壮大了组织基础。此外，在军事、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90年前提出的“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思想，是我党、我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里程碑，重要的起点，值得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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