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合作体制的发展历程为视角

 

忻  华[1]

 

一、中共二大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创新的形成

 

根据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而组建的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之时起，仅仅一年间，就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劳工阶级中，构筑起自身坚实的群众基础。1921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2年在中国共产党劳工组合书记部的推动下而召开的中国劳动大会，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强烈的意识形态感召力、严密坚实的组织能力、和针对草根阶层的广泛而迅速的动员能力。但此时国际国内的经济与社会情势，则显得相当复杂。中国共产党要进一步开展群众运动，遇到了一些瓶颈。“统一战线”思想，即在此情形下出现。

 

一-1. 中共二大召开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此时的中国国内，只有东南沿海已出现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其余地区则仍处于相对闭塞而静态的前工业化社会。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与社会结构中，马克思和列宁的革命理论所寄予厚望的工业无产阶级，只集中分布于东南沿海的少数大城市，其自身觉悟与革命坚定性虽并不亚于欧美与苏联的产业工人群体，其数量在中国当时四亿人口中毕竟只占少数，其整体的社会影响力相当有限。要单靠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按照巴黎公社和苏联十月革命的模式，通过城市工人暴动的方法，而实现革命的目标，实在难以做到。同时，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在华企业大批撤资和歇业，东南沿海的民族工商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民族工商业者、以及与其相伴而生的市民阶层，亦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新生力量。

在国际社会，在1921年底至1922年初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国提出的处理对华关系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的认同，华盛顿九国公约由此而出台，国际社会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秩序逐渐稳定，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致力于修复殖民体系，重建国民经济。马克思和列宁原本都曾设想，西方工业化国家会因相互战争而导致其内部矛盾同时激化，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将因此在西方各国同时爆发。但这样的形势并未出现。一方面，此时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并不明朗，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必须展开更加长期和更加艰苦的群众工作。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列强恢复了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的“短暂春天”宣告结束，资本主义“中心-外围”结构对中国国内经济、尤其是民族工商业和乡村经济的冲击日趋强烈。在此形势下，中国城市的民族工商业者、一般市民阶层、乃至乡村的中层社会，对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关系，产生愈发强烈的不满情绪。

新的国际格局逐渐成形，而新的社会矛盾也在逐渐积累。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与1870年巴黎公社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形势相比，存在重大的差异，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有其自身特点。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中共领导人仍希望照搬苏联革命的模式，因而一大的第一个决议就提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并强调“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2]但在一大结束后的一年内，各地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就纷纷感受到中国社会的落后性与复杂性，认为革命必须另辟蹊径。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张国焘就谈到：北京“工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工人中极端利己主义盛行，他们没有集体生活习惯，浸透了保守的传统精神。”[3]而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陈公博则谈到：广州“工会都为国民党所操纵，因为工人与国民党人的联系已有很长的历史”，“我们与国民党斗争非常困难”。[4]在此情形下，1922年的中共二大决定改变一大的立场，提出了最早的“统一战线”的思想。

 

一-2. 中共二大“统一战线”理论的主要内涵

中共二大提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也是必要的，因为封建武人是无产者和民主派公共的仇敌”，“在中国无产阶级的现状之下，我们认定民主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于无产阶级也是有利益的”。[5]同时，这份决议还对可与之缔结统一战线的“民主派”的成分作了界定，认为包括三种政治力量：A.国民党及其掌控的社会主义青年团；B.倾向共产主义的国会议员（当时北洋政府有袁世凯时期留下的国会，而广州有临时国会），C.城市中的商人、教员、学生、妇女、律师、记者等。从这份决议案可看出，国民党作为中国最早出现的革命政党，在中共关于“统一战线”的规划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而“商人、教员、律师、记者”等普通市民阶层，则居于最次要的地位。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最早的理论体系和行动蓝图。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国民党代表着社会上层精英人士，而共产党则代表着维护社会底层草根群众；两党提出的政治纲领，正是中国社会左右两翼的知识分子所设计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总体方案。美国政治学家罗斯金（Michael G. Roskin）指出：若社会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与政治失序，则政党间竞争必趋于激烈，“党派极化”（Party Polarization）现象就会出现，即有能力问鼎权力的主要政党，会刻意强化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以吸引追随者；此后会出现“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即一个主要政党，会与数个相对分散、实力较弱的小党缔结联盟。[6]国共两党都将自己视为革命党，都主张通过革命实现中国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这一目标，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选择（亦即意识形态选择）上，则存在根本差异。这正是一国社会遭遇全面危机时的“党派极化”（Party Polarization）现象，由此则必然衍生出围绕国共两大主要政党产生的“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因而中共“统一战线”的思想一旦付诸实施，则实践之演进与最初之设计，会渐行渐远。而中共则不得不根据现实之条件，对“统一战线”理论不断作出调整和修正。

 

 

 

二、中共二大“统一战线”思想的早期实践之成果：

中共与民主党派间的“民主建国共识”

 

自1927年的上海“四·一二”政变和肇端于武汉的宁汉合流后，国共双方正式分道扬镳，开始了缠绕中国近30年的惨烈内战。1928年初，蒋介石主持下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进而获得了除外蒙古之外的所有省份的地方行政长官在名义上的拥戴和效忠，在形式上建立起现代共和国的体制。1930年前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在江西、福建交界的崇山峻岭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起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制度框架，继而在中国长城以内除西藏、新疆、青海、云南等几个边疆省份外的所有省份的山岭绵延的荒僻之处，建立起红色根据地。国共双方激烈争战、形同水火、势不两立。

根据罗斯金的理论，在社会全面危机中的政党竞争，必会出现基于意识形态对立的“党派极化”现象，并因此而引发“政党重组”现象。国共双方对中国社会未来的走向争战不休、激烈缠斗，使当时中国政党政治的“党派极化”现象不断升级，而同时“政党重组”也开始了。

 

二-1. 中层社会的崛起：民主党派的群众基础

在中国社会的学术界、文化界、医疗界、法律界、及财经界，存在着一批学者和专业人士，他们对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哲学与基本理念较为疏远，了解不深；但他们都是饱学之士，热血之人，虽各安其业，孜孜勤勉，但仍以社会兴衰为己任，是中国社会的大脑和良心，可以视为当时中国社会掌握了专业知识与技能的中产阶级的代表。这批人士，开始与中国共产党逐渐接近。

这批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生活尚属安定，物质条件略优于工农大众，但与农村中的豪强地主、和城市中的官僚资本家与民主资本家相比，仍显寒酸。他们平时从事学术研究、医生律师、财经管理等专业技术工作，或劳神于案牍，徜徉凝神于书山学海；或费心于技术，殚精竭虑于专业问题。但身处动荡之世，他们无法两耳不闻窗外事，不得不从图书馆、实验室、手术台、事务所探出头来，审视中国社会各种力量的纵横畀合，思考中国民众未来命运的趋势。中国的民主党派，尤其是中国民主党派之魁首：中国民主同盟，就是由这样一批人奠基的。他们所提出的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他们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而建设新民主主义体制的心路历程，正反映了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社会中层的先锋人士对辛亥革命的政治遗产、尤其是其中的“民权”部分的理念的强烈认同与倾心追求。如果说国共两党的风雨历程，是具体地继承和实践了辛亥革命的政治遗产中的“民族”与“民生”部分的理念，则中国民主党派的实践，特别是民盟的实践，则是对辛亥革命的政治遗产中的“民权”部分的理念的继承与发扬。

 

二-2.中共与民主党派间的“民主建国共识”的内容体系

自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后，中国民主党派的一些先锋人士，与国民党渐行渐远，而与共产党不断接近。国民政府退守重庆后，组建国民参议会，允许社会各界在参议会上议论国事。此时在重庆的民盟人士开始和中国共产党逐渐接近，相互了解。而就在同时，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将其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要点逐渐整理成系统的理论，提出了对未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宪政体制的基本设想，并在其设想中明确提到要保障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尤其是普通民众的基本政治权利。这样，在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前途与命运的问题上，尤其是在保障普通民众的民权的问题上，彼此似乎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共同点，展开了更多的协调与合作，甚至形成了以“民主建国共识”为核心的“共识”体系。

民盟等民主党派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形成的“共识”体系，包括这样几方面。

 

二-2-1. 民主建国共识之一：建设民选民治的现代宪政体制

首先，双方的基础性共识，就是反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专制独裁，建设民选民治的现代国家的宪政体制。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召开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提出“新民主主义宪政”的理念，认为新民主主义就是“有饭大家吃，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来专政”。[7]1941年11月22日他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演说，谈到“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8]在1944年的美国国庆日，即7月4日，共产党在重庆的党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盛赞美国建国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的民主共和国”，并宣称“民主的美国已经有了它的同伴，孙中山的事业已经有了它的继承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的势力”，“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还高呼“民主的美国万岁”。[9]

从1943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党报《新华日报》几乎是每三篇社论就有一篇大谈民主宪政体制，其言辞之恳切、情感之热烈，深深打动了民盟等民主党派，使民主党派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与民主党派追求民主自由、致力于建设宪政体制的目标高度契合。民盟奠基者罗隆基一直激烈抨击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呼吁实现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权”的理想。他曾表示：“目前的社会里，人类的公益心还没有完善到，可以把政权完全托给某个人或某个党或某个阶级”，“我们要向主张‘党高于权’、‘党权高于国权’的国民党收回我们国民的政权。”[10]而另一个民主党派九三学社的领导人储安平则表示，军队国家化是实现民主和宪政的起码条件，并谈到“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以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11]

总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宣称要建设一个比英美体制更加民主、更加有效地维护民权的宪政制度。而民盟等民主党派苦于遭受国民党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强硬钳制，亦追求建立一个对民权的维护程度至少不低于英美式体制的现代宪政国家制度，两者在继承辛亥革命的政治遗产、实践孙中山民主政治理念的旗帜下，走到一起。

 

 

二-2-2. 民主建国共识之二：实现基本政治自由与权利

其次，双方的另一共识，就是要实现和维护民众基本的政治自由与政治权利，如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及学术研究等自由与权利，并将这些政治自由与权利视为基本人权之一部分。1941年延安《解放日报》明确承诺：“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边区过去早已注意保护，今后仍循此前进，无论是任何抗日党派与团体个人，都有发表与出版的自由”；“不会有思想的统制，我们鼓励自由研究”；“保证民意机关与行政机关的人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12]1945年的《新华日报》则摘引时人评论，表示:“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说明了这个国家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争权利”。[13]这一时期的《解放日报》、《延安日报》都一再谈到“人权”的概念，并将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与自由，归属于“人权”的范畴，表示将予以尊重和保护。如《解放日报》1943年就明确指出：“我们决不空谈保障人权，而是要尊重人类崇高的感情与向上发展的愿望…用事实使人权得到充分保障。”[14]

民盟的奠基者都非常重视争取和保护民众基本的自由与权利，并能够运用现代政治学理论来论证自由与权利归属基本人权，进而全面系统地阐释人权的概念体系。民盟奠基者罗隆基极其重视言论自由，在1930年代中期就大声疾呼：“言论自由这名词，就是指法律不得干涉言论而言的”，[15]“言论自由是人权，人权是做人一切必要的条件”。[16]而储安平则表示：“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无畏的言论，就是有决心的肯为言论而牺牲的人物！”[17]他还大声疾呼：“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仍需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18]

民盟等民主党派作为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先锋人士，早年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在掌握先进的专业技术知识的同时，亦熟悉和认同人权、权利、自由的理念。他们所理解和支持的现代宪政体制，绝非象牙塔中抽闲而玄虚的理论架构或思想游戏，而是包含着可以操作的具体的制度，包含着对每一位普通公民的各项基本政治自由与政治权利的切实维护与保障。民盟早期奠基者如罗隆基、章伯钧等人，早年留学英国时所研究之学科领域就是政治学，回国后在学术界的结社活动中亦较为活跃，他们对宪政体制的实际运作，有较为清醒而深刻的理解。当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和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搬出国父孙中山的经典、大声疾呼保障人民权利之时，民主党派人士自然而然被其吸引，与其日渐接近。

 

二-3. 民主建国共识的确立：

1946年旧政协会议上中共与民主党派之合作

194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外公开宣称，共产党未来的目标就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在大会上专门作了“论联合政府”的讲话，表示可以考虑以合法形式与国民党展开斗争，参加议会选举，在国民党统治区组建和参加联合政府。其讲话的内容，从外表看具有争取建立民主宪政的含义，与民主党派的政治诉求相契合。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在即，民盟和一些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延安访问团，与中共中央领导人会谈。席间中共高层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等，高举孙中山先生的旗帜，畅谈共产党的民主设计，对民盟等民主人士提出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主张表示首肯和认同，并约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协商议定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基本框架，为召开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进而正式确立中国宪政体制而作准备。[19]随后，在1946年1月的旧政协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和民盟等民主党派，在“民主建国共识”的指引下，相互支持，通力合作，已达到默契配合、共同进退的高度和谐状态。

 

三、中共二大“统一战线”思想的理论创新：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确立

 

三-1.“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1946年以后，国共双方展开鏖战，而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亦对内战结束后的中国政局作出总体规划。1947年11月30 日他在发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就明确谈到：“中国革命彻底取得胜利之后，应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除中共之外，所有政党都离开政治舞台，这样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20]但1948年底在国共内战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形势下，苏联共产党领导人斯大林和米高扬向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各个民主党派代表着中国居民的中间阶层，中共应当在保持领导权的同时，长期团结他们，包括将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吸收到政府当中来，并宣布自己为联合政府。[21]经过思考，毛泽东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决定按照当年在延安会见黄炎培等人时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思路，建设新中国的政府。因而中国共产党根据苏联领导人提供的意见，结合1948年至1950年国共内战大致结束时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对中共二大时期确立的“统一战线”思想作出新的调整与增补，使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日趋成熟，达到新的高度。

 

三-2.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理论的内容体系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明确提出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概念，并明确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实现形式与组织架构。1949年9月第一届政协会议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就在其序言部分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22]

其次，明确肯定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作用，对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提出“联合、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在《共同纲领》第二章“政权机关”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其组织成分，应包含…知识分子。”这就明确规定了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主人地位。[23]刘少奇在1953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亦提出：“我国的知识分子，在过去的革命运动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将起更加重要的作用。”[24]同时毛泽东在1950年6月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则指出：“对待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25]在此方针指引下，一批学识渊博、哲思深邃的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在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和改造之后，进入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常委会，甚至进入国务院系统的各部位，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见附录），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建设，发挥出重要作用。

再次，确立了对待民族工商业者的“联合、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通过政治上的联合、经济上的利用与限制、社会公共管理中的改造，将民族工商业者的经营活动纳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之中，使民族工商业者不仅在政治上真诚认同新民主主义理念，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上也一步步融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复合治理结构，而不再是单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盟。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现代工业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必须发挥其积极性以恢复国民经济。他进而提出，应认真贯彻执行统战政策，团结尽可能多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使民主人士有职有权。[26]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将对待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对待民族工商业者的方针，统一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理念体系之中，形成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全面合作体制。在建国初期的政府运作体制中，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国务院形成了“三驾马车”的体制，全国政协行使议政权，全国人大行使立法权，国务院（初期称为政务院）行使行政权，三个机构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从下图可以看出，在建国初期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民主党派人士在这三个机构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1954年至1959年第二届全国政协和第一届全国人大的运作期间，民主党派人士在全国人大常委委员总数中所占比例，达到43.3%，在全国政协常委委员中所占比例，达到45.4%；而在1949年至1954年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系统中，民主党派人士在所有正部级以上的官员中所占比例，达到33.3%。尤其是在这三个机构的财经、司法、文化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领导岗位上，民主党派人士运用自身在学术和专业技术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这样，建国初期自1949年至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的9年间，在发端于二大的中共“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导下，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协商与合作体制，逐渐演化成“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资料来源：根据八家民主党派官网和维基百科的数据，和参照苏尚尧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构（1949-1990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的信息，由作者自行统计绘制。

 

四、结语：

中共与民主党派的“统一战线”的历史必然性

 

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在罗斯金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性政党”理论（Relevant Party Theory）。他认为，在“党派极化”和“政党重组”的背景下，主要政党之所以要与小党联合，是因为这些小党的意识形态与自身相近，且能掌控部分群众，是该主要政党绝不能忽视的“相关性政党”；主要政党借助这些“相关性政党”掌握的传播信息和调动资源的渠道网络，能够不断提升“党派极化”的激烈程度，促使中间状态的民众出现分化，从而最大限度地整合自身的群众基础，构筑己方的政治共识，进而使自身权力最大化。而“相关性政党”通过与主要政党的结盟，可以获得在一国政治体系中的稳固立足点，在政党政治的激烈竞争中生存下去。

自从中共二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着手建设与其他政党之间的“统一战线”，亦即美国政治学家所说的为夺取和巩固权力而组建的政党联盟。中国共产党与1949年之前中国另一主要政党国民党之间，并不能建立持久而真实有效的“统一战线”；然而其与民主党派之间的统一战线，则自抗战时期略具雏形开始，历经大半个世纪的时间，历久弥新。从“相关性政党”的理论视角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恰恰构成主要政党与“相关性政党”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通过扶助民主党派，能够借助民主党派的渠道网络，整合和吸纳更广泛的支持者，扩大自身的群众基础；而民主党派则通过与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关系，获取了一定的资源，维持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源自中共二大的“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引下，双方之间的合作体制的形成与延续，自有其历史必然性。

 

附录一：

民主党派人士在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正部级以上官员中所占比例之详表

项目 时期	常委会职位总数	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之总数	民主党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总数之比例
第一届新政协会议（临时全国人大）1949-1954	64	22	34.4%
第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954-1959	79	34	43.3%
第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959-1964	79	32	40.5%
第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964-1975	116	27	23.2%
第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975-1978	168	13	7.7%

 

	常委会职位总数	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委员之总数	民主党派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占全国政协常委委员之比例
第1届全国政协常委会1949-1954	64	22	34.4%
第2届全国政协常委会1954-1958	77	35	45.4%
第3届全国政协常委会1959-1964	147	48	32.6%
第4届全国政协常委会1964-1965	135	35	25.9%

 

	常委会职位总数	民主党派成员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委员之总数	民主党派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占全国政协常委委员之比例
第1届全国政协常委会1949-1954	64	22	34.4%
第2届全国政协常委会1954-1958	77	35	45.4%
第3届全国政协常委会1959-1964	147	48	32.6%
第4届全国政协常委会1964-1965	135	35	25.9%

 

 

附录二：

1954-1978年在全国人大常委拥有委员级别以上的职位的民主党派人士名单

 

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宋庆龄   李济深   张澜     沈钧儒   黄炎培   王昆仑   司徒美堂 邵力子   南汉宸   胡愈之   柳亚子   施复亮   高崇民   马叙伦   张治中   许广平   许德珩   陈劭先   程 潜    黄绍     彭泽民   杨明轩   熊克武   蔡廷锴   龙　云   罗隆基   谭平山      陈铭枢   华罗庚   茅以升   陈其尤   季 方    唐生智   梅龚彬

 

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李济深   沈钧儒    黄炎培   程潜     何香凝   王昆仑   邓初民   卢 汉   史　良   刘澜涛   华罗庚    陈劭先   陈其尤   陈其瑷   张治中   劭力子   季 方   周建人   施复亮   南汉宸    胡子昂   胡厥文   茅以升   高崇民   唐生智   马叙伦   许广平   梅龚彬   杨明轩    熊克武    蔡廷锴  

 

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何香凝    黄炎培    杨明轩   程潜    张治中   王昆仑   邓初民   史良   许广平   华罗庚    严济慈    陈劭先   陈其尤   陈其瑷  邵力子   茅以升  罗叔章  季  方   施复亮    南汉宸    胡子昂   胡厥文   唐生智   梅龚彬  曹孟君   蔡廷锴   熊克武

 

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宋庆龄   周建人   许德珩   胡厥文   史良   白寿彝   刘文辉   刘斐   华罗庚  

严济慈   杨东莼   茅以升   荣毅仁

 

附录三：

1949至1978年在国务院系统中担任正部级以上官员的民主党派人士名单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49.10-1954.09

副总理：黄炎培

政务委员：谭平山  章伯钧  马叙伦  陈劭先 罗隆基  章乃器   王昆仑  邵力子  黄绍竑

部长：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    司法部长：史良      纺织部长：蒋光鼐

轻工业部长：黄炎培            交通部长：章伯钧    邮电部长：朱学范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粮食部长：章乃器    教育部长：马叙伦

新闻出版署长：胡愈之          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

 

第一届国务院1954.09-1959.04

副总理级以上没有

部长：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   司法部长：史良        粮食部长：章乃器    

纺织部长：蒋光鼐             交通部长：章伯钧      邮电部长：朱学范

食品部长：李烛尘             水产部长：许德珩      森林部长：罗隆基

 

第二届国务院1959.04-1965.01

副总理级以上：没有

部长：

轻工业部长：李烛尘          水产部长：许德珩       纺织部长：蒋光鼐

邮电部长：朱学范            林业部长：刘文辉

 

第三届国务院1965.01-1975.01

副总理级以上：没有

部长：

林业部长：刘文辉            水产部长：许德珩       纺织部长：蒋光鼐

邮电部长：朱学范

 

第四届国务院1975.01-1978.03

无

 

参考文献：

1. Michael G. Roskin, Political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Pearson Education, pp 245-247.

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8册，中央档案馆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3.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1-9卷，附录第1-4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4. 《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 《中国共产党史稿》第1-3册，王健民著，香港：中文图书供应社1975年版。

6.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中、下册，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7月版。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第1-2册，杨奎松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上、下册，焦春荣等主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

9. 《毛泽东选集》，《刘少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0.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1921-2003》，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11. 苏尚尧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机构（1949-1990年）》，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2. 《罗隆基：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谢泳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13.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谢泳编，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14. 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国53年版，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