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协常委，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谭帆反映：我国经济领域的转型带来了商品意识、竞争意识、致富意识的不断加强，同时也导致了金钱至上、享乐至上等不良倾向。而青年知识分子作为先进文化的倡导者、宣传者和推动者，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精神文化困境。主要是：

　　1、对公共文化活动知晓度和参与度呈现“双低”现象。与知识分子应当对公共文化活动所起的引领作用相比，青年知识分子对于在以社区为依托举行的公共文化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不仅知晓程度较低，参与程度也较低。

　　2、闲暇活动层次和闲暇消费支出出现“双低”。青年知识分子参与的闲暇活动层次和青年知识分子的闲暇消费支出都偏低。中青年知识分子最主要的休闲娱乐活动是看电视电影、打牌、聚会、旅游和睡觉，对于像阅读、看展览、听讲座、学习培训、公益活动类的较高层次的闲暇活动的参与率较低。此外，青年知识分子的个人年收入在除去基本生活支出后，可用于精神文化消费的支出十分有限。

　　3、对政府信任度与政治参与度出现“双低”趋势。青年知识分子信任自己远胜于信任政府，当他们遇到困难时他们也倾向于选择找亲戚朋友帮助。这种不信任还表现在对信息来源的选择上，愿从官方主流媒体那获得报道的总体而言仍较低。在政治参与的另一个表现，即有关廉政活动的参与中，相当部分青年知识分子表示从未参加过任何廉政文化方面的活动。

　　4、对精神文化生活总体满意度偏低。青年知识分子对自身精神文化生活的各类满意度的总体程度都不高，在许多方面都低于的农业户籍人口的满意度。

　　5、对国家认同感较低，部分价值观取向出现偏差。近三成青年知识分子表示，如果“有出国的机会、条件时愿意选择移民”。在家与国的选择上，青年知识分子倾向于“家更重要”。在价值观取向上，青年知识分子群体中“金钱至上”、“个人主义”的观念部分存在，对其中很多人而言，“工作就是为了挣钱，其他都是借口”。

　　建议：

　　1、重建“社区精神”，打破青年知识分子的文化孤立，丰富青年知识分子精神文化生活。依托“社区精神”建设能在唤醒知识分子职能的同时让他们积极自觉地加入社区建设，使自己脱下“孤立”的外套。主要做法包括重塑睦邻精神，积极倡导“互知、互爱、互敬、互助、互促”的邻里新风尚；培育平等合作精神；鼓励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维护社区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建立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参与社区建设的机制，壮大知识分子参与队伍，让包括较高文化追求的社区居民能够根据自身的需求提供相应的文化服务对策。

　　2、多项机制开展合作优化青年知识分子闲暇生活的内部结构。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是一个复杂的项目，应多部门合作采取适当的政策和机制来保证青年知识分子闲暇时间、促进青年知识分子闲暇活动的发展。通过对物质环境压力的舒缓让青年知识分子有时间、有精力去参与自己喜爱的闲暇文化生活；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参与发展性的闲暇文化生活；强化青年知识分子的内在荣誉感，调动青年知识分子参与精神文化生活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3、提高政府公信力，提升青年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积极性。青年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参与积极性不高与近年来我国政府公信力的不足有关，因此可以通过提高政府公信力让青年知识分子相信政府、信任政府，以便使他们能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具体措施包括：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建设法治政府，严格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改变行政理念，建设责任政府，坚持“执政为民”推行政务公开，建设透明政府，建立亲民形象。

　　4、建立健全多层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面提高青年知识分子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满意度。在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同时应当推出更多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文艺作品，更多注重公共文化产品的质量。实施精品战略，集中力量抓好精品生产。

　　5、鼓励青年知识分子发扬“志愿者精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志愿者活动是公众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重要方式。在现代社会，志愿者精神是社会组织和公民社会的精髓。在当前我国大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中，人们希冀在建立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渴望真情与爱的维系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进而建立互助友爱、和谐融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志愿者精神正是适应了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要求有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经济秩序与和谐互助的人际关系。